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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开经筵了。

这是这几天除了金英下狱之外的另一件朝廷大事。

这件事儿起初是礼部左侍郎仪铭建议的,并且立刻就得到了朝廷上下文官们的赞同。

去年土木堡之变,太上皇朱祁镇北狩,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称帝,稳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并通过互市、救灾等一系列的施政展现出一位明君的潜质。

但是,朱祁钰毕竟是临危受命,之前学习的都是皇家教育,并未经历过正经的帝王教育,所以,在施政期间,朱祁钰也是隐隐感受到了文官集团对于他所做决定的排斥。

对于此事,某天他在处理完礼部政务的时候和仪铭吐槽过,仪铭便建议朱祁钰可以重开经筵,拉近和文官们的关系。

经筵这件事,朱祁钰听说过,但是并不熟悉,仪铭索性便解释了一番。

经筵,汉唐以来专门为帝王或者太子特设的经史课堂,一般由朝廷重臣和翰林院诸官担任讲师,主讲儒家的经史子集和历朝历代的帝王学说,是朝廷文官们极为看重的一项政务。

与皇帝的御前讲习不同,经筵要在每个月固定日期召开,并且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经筵每月三次,被列入讲官行列的人,如无例外,都要参加,日讲则是每天都有,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只需要当天有讲课任务的大臣参加即可,其他人爱来不来。

有明以来,只有朱祁镇开过经筵,因为他登基继位的时候年龄太小,还处理不了政务,所以政务都是有张太后和内阁三杨商议处理的,但是朱祁镇毕竟会长大,早晚有一天要亲政,所以内阁辅臣杨士琦进《请开经筵疏》,请求重启经筵制度,为朱祁镇讲授儒家经典和治国之道,张太后果断同意,于是,八岁的朱祁镇便开始了悲苦的经筵之旅。

儒家重礼仪,经筵自然也不会缺了相关设置,文臣们设置了一整套极为复杂的流程来规范经筵,甚至细化到了笔墨纸砚的摆放方式都有明确规定,更别提人员设置了。

经筵有知经筵事,负责经筵的一切事务,又怕他忙不过来,还设置了两到三名同知经筵事来分担,其繁复程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大明朝廷统辖亿万子民,各部衙门也不过是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经筵几乎等同于各部了。

而且整个经筵从开始到结束,参与者都不能轻言妄动,只有负责主持的鸿胪寺官员可以按流程唱和,仪式上的严谨度比开大朝会还高,而且不像朝会那样是在广场上,而是在一间屋子里,谁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人发现,然后扣一个不敬经典的罪名。

皇帝也是参与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经筵上还特设了一个展书官,专门负责替皇帝翻书,因为经筵制度规定,皇帝也不能随意乱动,包括翻书......

所以,经筵这件事,折磨了朱祁镇整整八年,直到张太后去世,朱祁镇亲征,经筵这才暂停,但是也没有明旨,只是说没时间,暂时不开而已,毕竟这件事是文臣们极为看重的,要真是明旨关闭,那文臣肯定要爆,谁也不会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不过文臣们为什么这么重视经筵这件事呢?

自然是有好处的。

首先,经筵本身规格就足够高,给皇帝上课的讲堂,哪个书院敢相提并论?能参加经筵,给皇帝讲课,自然说明自己的儒学经典已经熟练掌握,退休后自称一声大儒都不为过,这对于文官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其次,经筵是给皇帝授课,自然算是帝师,这个名头也是大明立国以来极少存在过的,毕竟太祖朱元璋登基之时已进不惑之年,太宗朱棣登基也四十有二,仁宗在位时间太短,宣宗也是二十八岁继位,并且经过了太宗的悉心教导,对于朝政大事熟稔于心,治理国家驾轻就熟,不需要什么人教导他治理国家,至于建文?他认为的那三位帝师就别提了,削藩削得建文帝都失踪了,建文这个年号到朱祁钰这会儿还是不存在的,大明史书里活生生空出来好几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倒霉蛋朱祁镇开过经筵,有过帝师,那些大臣基本都是名利双收,例如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的胡濙,吏部的王直,工部的高谷......

还有,经筵本身讲授的是儒学经典,那群武将勋贵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担任讲师的,有资格给皇帝讲课的全都是文臣,这就意味着文臣可以将儒家的治国理念灌输到皇帝的脑子里,暗中影响皇帝按照文臣们的思路来治国安邦,这对于文臣的地位自然是有极大好处的,隐约间便高了武将一头。

还有,经筵是文臣接近皇帝的好机会......

还有,一旦谁在经筵上得到皇帝的青睐,提拔速度将会极快......

总之,经筵这件事对于文臣来说,好处极多,坏处则几乎没有,自然要大力支持。

于是,朱祁钰在慎重考虑之后,果断下旨,重开经筵,命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谷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翰林院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国子监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等人任经筵官,翰林等衙门儒臣侍讲吴节、赵恢、徐珵、陈文、刘定之、周旋,修撰林文、李绍,编修萨琦、杨鼎、吕原、周洪谟、刘俊、陈鉴、岳正、万安、刘吉、刘珝、李泰,检讨邢让分值侍讲,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胡濙、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石璞、都察院左都御史陈镒、王文等经筵侍班。

不过与文臣们所期待的经筵有所不同的是,朱祁镇还命武清伯石亨、昌平伯杨洪、安远侯柳溥、大都督府右都督张輗等一众武将参与经筵,讲授兵法。

对此文官自然不同意,礼部尚书胡濙上书言说:兵事乃杀伐之道,过重则有损江山气运,皇帝贵重,身系江山,不可入险地,太上皇便可为例。

不过朱祁钰也没搭理他,而是甩出一句话,要么让大都督府一同参与经筵,要么谁都别来,经筵不开了。

文官们一合计,还是开经筵划算,果断闭嘴了。

于是,景泰元年九月初二,朱祁钰登基以来第一次经筵盛大召开,数十名文物重臣悉数参加,聚集在文华殿内给朱祁钰授课。

授课之前,朱祁钰亲自讲了话。

“朕以眇躬,祗膺天命,嗣承祖宗大统,临御兆民,顾惟负荷之可胜,必由问学之能敏。夫六经载帝王之道而万世仰治教之,兵法谋略安天下社稷而君王必知之,则以我祖宗之圣,尚犹锐情于斯,况朕安所务而不然,卿等其务端心,竭诚相与,讲论臻其极,毋隐且徇徒事虚名,必二帝三王之蕴奥得于心,而施于行俾四方万国之广远,蒙其德而被其泽斯足以,辅朕之素志。”

听得在座的众位文武重臣激动万分,纷纷正心养性,准备在皇帝面前一展自己的学识,尤其是翰林院一众翰林们,更是感动非常,直呼朱祁钰是圣君再世,必然德盖五帝。

当然,上古三皇没法比,那个起点太高,单说禅让一事,就足以让朱祁钰砍了他们满门了。

朱祁钰也是比较惊喜,翰林院里面有好几个他都听说过名字的翰林,例如万安,大概率就是成化朝的那位内阁首辅,万岁相公,刘吉,应该就是号称不怕弹、越弹越升官的刘棉花,那个刘珝应该也是当时的内阁辅臣之一。

因为后世教育的原因,朱祁钰对于历史上描写的着名人物并不是太相信,尤其是后人的评价,几乎影响不到他对别人的判断,这也和他做人事经理的经历有关,很多时候在别人口中说出来的事情,未必是真实的,绝大多数都是隐形失实,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万安虽然被称为万岁相公,但是他能做到内阁首辅,需要的基本素质一定是具备的,皇帝再怎么昏庸,大臣再怎么内斗,都不会同意一个笨蛋去做这个文官领袖,更何况能通过科举的,哪里还有傻子呢?

更别提那位刘吉刘棉花了,他能在其他人的弹劾下不断升官,就完全体现出了他的能力,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刘珝估计也差不多,能和前面两位同殿为臣,一起混进内阁,能力一定也不会差了。

好吧,扯远了。

随着鸿胪寺卿的唱和,经筵正式开始。

但是就在他的尾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个小宦官突然出现在门口,今天随侍的兴安靠了过去,只见小宦官在兴安旁边小声耳语几句,兴安脸色突然大变,急匆匆冲进殿来,在朱祁钰的耳边说出了一句让朱祁钰震惊的话:“南台传来消息,太上皇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