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抵达目的，刚走出车厢，就见站台尽头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的红漆五角星在白炽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刘圭仁攥着衣角的手微微出汗，华潇春则紧紧跟在儿子身后，眼睛里既藏着对这里的好奇，又裹着几分局促。等刘家人和王扬都上了车，司机踩着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出站台，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发出规律的“哐当”声。
“同志，您好，”刘正茂忽然想起什么，探身看向驾驶座，“我们托运的礼物还在邮运车厢呢！”他怕接站的人不知情，特意加重了“礼物”两个字——那可是要献礼的东西，半点马虎不得。
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小同志放心，已经有人专门去处理了，都是按流程来的，错不了。你们坐了一路火车，辛苦了，先去酒店歇脚。”他的语气客气又笃定，像颗定心丸，让刘家人悬着的心落了半截。
车子穿过几条街，最终停在一栋灰砖红顶的建筑前，门楣上“远东宾馆”四个铜字擦得锃亮。这里离广场不到一公里，站在二楼客房的窗前，能隐约望见远处飘扬的红旗在风里舒展。有关部门的安排细致入微，给他们留了三间相邻的客房：刘圭仁和华潇春一间，里面摆着一张带雕花的木床和两个掉漆的木柜，墙角的暖水瓶冒着丝丝热气；刘正茂和王扬各住一间单人房，陈设简单却干净。
接站的司机帮着办完入住，把沉甸甸的黄铜钥匙和印着“就餐券”字样的纸片交到刘正茂手里，特意叮嘱：“刘同志，您和伯父伯母先在屋里歇着，别往外跑，随时等着通知——接见的时间说不准，得看老人家的状态。”
“您放心，我们一定守着，绝不乱跑。”刘正茂连忙应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是1976年7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接见必然要遵医嘱，挑精神好的时候，急也没用。
第二天上午，王扬出去办事了，宾馆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的扑棱声。刘圭仁坐在藤椅上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时不时用手指点着版面，嘴里念念有词；刘正茂则靠在床头，翻着带来的《樟木大队社会主义新农村愿景计划》，字里行间都是这两年的心血。唯独华潇春坐不住，她不识字，又总琢磨着见了大人物该说啥，一会儿拽拽刘正茂的袖子问：“正茂啊，见面时该先鞠躬还是先握手？”一会儿又摩挲着身上的蓝布褂子嘀咕：“这件是不是太旧了？会不会失了礼？”
刘圭仁摘下老花镜，笑着拍了拍她的手：“瞎琢磨啥？咱们是实在人，实诚就好。”刘正茂也放下计划，给她倒了杯热水：“妈，不用紧张，就跟平时说话一样，想说啥说啥，老人家最待见实在话。”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哄得华潇春脸上的褶子都舒展了些。
中午时分，王扬踩着饭点回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正茂，有个好消息——江南省革委的第一大佬，下班后要过来看看你们。”
刘正茂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位江南省第一大佬这段时间一直在这，更清楚再过几个月，对方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那是足以写进史书的喜讯。但这事像块烧红的烙铁，只能死死攥在自己手里，对谁都不能讲，哪怕是亲生的爹娘同样如此。
他忽然想起来这里前老王的嘱咐。那天夜里，老王坐在煤油灯旁，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正茂，到了那里后，要是有机会，想法见见那位改革大佬，把你的《愿景计划》交给他——那才是懂农村、懂庄稼人的主儿，你的想法在他那儿，才能真正生根发芽。”可他算什么？不过是樟木大队一个年轻的副大队长，在这藏龙卧虎的地方，连递话的门路都没有。再说了，这年头讲究“组织安排”，哪能由着自己瞎提要求？那想法就像颗种子，刚冒芽就被他按进了土里。
晚饭后没多久，楼道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刘正茂赶紧迎出去，就见王扬陪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来，布鞋上沾着些尘土，袖口磨得发亮——正是江南第一大佬。“圭仁同志，潇春同志，”他一进门就握住刘圭仁的手，掌心粗糙得像老树皮，“路上累着了吧？住得还习惯不？”
华潇春手忙脚乱地要去倒水，被大佬按住：“坐着坐着，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他坐在刘正茂搬来的板凳上，身子微微前倾，目光落在刘正茂身上：“正茂同志，听说你们樟木大队搞得不错，给我讲讲？”
刘正茂知道这位大佬向来不喜欢虚头巴脑的话，干脆打开带来的帆布包，掏出一沓照片：“您看，这是我们大队新旧学校对比，以前孩子们在土坯房里上课，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是新修的微型电站，既可以发电解决部分照明问题，也是来访市民的参观景点；还有这张，是知青和社员一起在队办工厂生产的场面，社员知青现在每天的工作情绪饱满，收入可观，工余还有时间参加精神文明的学习！”
他边说边翻照片，指尖划过孩子们在教室里读书的笑脸，划过仓库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粮袋，语气里都是掩不住的自豪：“我们最初就想着，让社员们能吃饱穿暖，让娃娃们能念书，所以搞了杂交水稻，办了工厂，修了路——一步步来，现在差不多能看到点模样了。”
其实，大佬早就看过江南省递上来的资料，里面不仅有《愿景计划》的全文，还有亩产多少、收入多少的数字。可那些冰冷的铅字哪比得上眼前这一张张鲜活的照片？哪比得上刘正茂眼里的光？他听得专注，时不时点头：“杂交水稻亩产具体多少？知青的口粮够不够？”
“亩产比以前多了近六成的产量，”刘正茂答得干脆，“知青的口粮按社员标准分，还额外给他们加了点细粮，毕竟城里来的娃，刚开始吃不惯粗粮。”这些话都掏自心窝子，没有半句虚的，听得第一书记频频点头：“好，好，实在，不糊弄。”
聊完大队的事，大佬话锋一转，看向刘圭仁：“圭仁同志，听说你在马日事变时帮过革？给我讲讲当时的事？”
刘圭仁的手猛地攥紧了衣角。来
这前，省里的同志来家里问过好几回，还写了份“标准答案”，让他背得滚瓜烂熟——里面把他写成了“心向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可他知道，自己没那么勇敢。
他沉默了片刻，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那时候我就是个做豆腐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做两担水豆腐、一筐香干。一担送城里熟人的店，另一担得撑小木筏子送过江，到三叉矶码头的菜店——那筏子小得很，晃悠得厉害，刮风下雨时，吓得腿肚子转筋。”
“那年北伐到了江南省，城里到处是红旗，南门外天天有人演讲。我因每天起太早，上午送完豆腐困得要命，本不想听，可那天听见演讲的人说的是潭城话——跟我老家一个调调，就站在旁边听了听。”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像是想起了当年的光景，“那女同志讲得真好，说要让穷人过好日子，不用再受地主的气。就这样我听了几天，觉得这话在理，就想帮点忙。可我没钱啊，只能多做了些香干，偷偷送去给他们——香干耐放，能当菜。”
“接待我的就是那个说潭城话的女同志，大家都叫她李同志，真名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谁想到好景不长，事变一闹，城里到处抓人，风声紧得能掐出水来。我给他们送过香干，心里直打鼓，夜里总梦见被人捆走。”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了些，带着几分当年的惶惑：“就在这时候，李同志找上门，说要借我的筏子过江，有几个同志得赶紧走。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我犹豫了快一袋烟的功夫，看着她眼里的急劲儿，心想她们也是为了大家才冒险，就咬着牙应了。”
“那天后半夜，我们几个人撑着筏子，记得当时水流湍急，筏子在江里绕了好几个弯才到对岸。送完回来，我在家躲了三天，门都不敢出，听见狗叫就心惊肉跳。”他抬起头，眼里没有半分“英雄”的豪迈，只有普通人的胆怯与最终的抉择，“哪像资料里写的那样‘？就是……就是觉得该帮一把。”
大佬听完刘圭仁对当年往事的回忆，目光转向身旁的随从。那随从会意，手里握着钢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随后微微点头，表示已将关键信息悉数记下。
见随从确认记录完毕，大佬才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对刘圭仁说：“老刘同志，在当时那种恐怖笼罩的环境下，你能挺身而出，做出这样的义举，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顿了顿，又问，“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位女同志的真实身份的？”
刘圭仁脸上泛起一丝尴尬，他搓了搓手，看着大佬解释道：“领导同志，不瞒您说，当年送她们过江后，我扎扎实实提心吊胆了一个来月。那段日子，夜里总睡不安稳，听见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直哆嗦，直到见没人来找我的麻烦，才彻底放下心来。日子一天天过，这件事也就慢慢淡忘了，只当是人生里一段不起眼的插曲。”
屋里静了半晌，大佬忽然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眶有些发红：“圭仁同志，这就够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份心，能迈出那一步，就是了不起的勇气。”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三人身上，像一层薄薄的银霜。
“说来也巧，”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感慨，“去年春节后，我儿子正茂下放到高岭县粮山公社樟木大队当知青。三月份赶上春汛，江水涨得厉害，正茂在江里救起一个溺水的人，救上岸才知道，被救的是疏散同志。”
“当时正茂本来就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可他见人落水，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江水凉得刺骨，他拼尽全力把人推上了船，自己却因为脱力，被湍急的江水冲走了。”说到这儿，刘圭仁的声音有些哽咽，华潇春在一旁悄悄抹起了眼泪，“过了一天半，才在下游的回水湾找到他，人已经昏迷不醒，气息微弱得像根快灭的蜡烛。或许是他做了好事积了德，阎王爷没收他，总算从鬼门关抢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和那位右派同志慢慢处熟了，聊天时一说家里的情况，对方竟猜出他是我的儿子。”
“正茂同志，”大佬转向刘正茂，目光里带着探究，“你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王xx，”刘正茂回答得干脆，心里却清楚，大佬大概率认识老王，只是未必知道他被安置在樟木大队，“他奋斗了几十年，现在用的是化名，被安排到我们大队参加劳动改造。”
“王领导？”大佬听到这个名字，猛地坐直了身子，眼里闪过一丝震惊与追忆，“他竟然在我们省？”原来，当年打过长江后，大佬是南下工作团的普通成员，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昔日意气风发的老领导，如今在此地，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接下来大佬又详细询问了老王的近况：身体怎么样？在大队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故意刁难？刘正茂一一如实作答，说起老王在大队里工作的那些事，语气里满是敬重。大佬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心里暗暗做了决定，要想办法为这位老领导做些什么。
起初，这次召见本是因老人家得知有人曾救过自己的亲人，而他年事已高，愈来愈靠近人生的终点，对过往的回忆愈发浓重，便想亲眼见见这位救人者，听他讲讲当年的故事，了却一桩心愿。
而今天，江南省大佬受组织委托而来，本是做接见前的最高级别一次甄别，确保不会出任何纰漏。可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刘家小子刘正茂，不仅能对语录信手拈来，更能将语录里的道理落到实处，在樟木大队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大佬越看越满意。刘正茂是江南省人，相当于本省“培养”出的人才，说出去脸上有光。更难得的是，他在回答问题时，从不贪恋个人功劳，总能实事求是地把成绩分摊到各级领导身上，仿佛自己只是个旁观者、讲述者，这份沉稳与通透，远超他的年龄。
比如，他会郑重感谢江南省专职书记民化同志，说正是因为对方审阅《愿景计划》后，力排众议提出在樟木大队进行小规模实验，才有了后来的发展；会提到市革委杜副主任，说对方在政府部门间为樟木大队协调了无数关系，打通了不少关节；还会说起高岭县革委主任秦柒，说他亲自到樟木大队蹲点，吃住在社员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计划的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他也没忘了基层的同志，说起樟木大队前后三任支书和大队长，语气里满是敬佩：“是他们带着社员没日没夜地干，任劳任怨，呕心沥血，才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让樟木大队从全县生产总值倒数第一、社员们在春荒时靠返销粮渡命的穷队，一跃成为占全县生产总值六成、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双丰收的标兵单位。”
樟木大队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绩，作为江南省的“一把手”，大佬自然与有荣焉。更让他看重的是，他仿佛挖到了一块璞玉——解放以来，能背语录的人数不胜数，能埋头干实事的人也不在少数，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像刘正茂这样，能把语录里的思想和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基层干部，他还是头一个见到。
大佬坚信，老人家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会非常开心。老人家一生都在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渴望看到自己的思想能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刘正茂，无疑就是这种理念最好的践行者。
在详细询问了樟木大队发展的诸多细节——从杂交水稻的试种面积到工厂的生产效益，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到社员的平均收入——确认每一个数据都扎实可靠后，大佬脸上的笑意愈发浓厚，带着满心的满意离开了远东宾馆。
就在大佬探望后的第三天中午，中办的徐世宏再次出现在远东宾馆。他脚步匆匆，进门后没多余的寒暄，直接宣布：“刘圭仁同志，华潇春同志，刘正茂同志，请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走。”
刘家人本就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闻言立刻行动起来。华潇春仔细抚平了刘圭仁中山装的褶皱，刘正茂把那本《樟木大队社会主义新农村愿景计划》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前后不过十分钟，就跟着徐世宏上了车。
车里早已坐着另一位同志，他见人坐稳了，便利用路上的时间，严肃地向刘家人宣布接见纪律：“第一条，接见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请各位把握好分寸；第二条，见到老人家后，要保持克制，无论心里多激动，都不能失态；第三条，不要主动挑起话题，老人家问什么就答什么，回答要简洁明了，不要说无关的话。”
刘圭仁和华潇春听说是只有一刻钟的接见时间，心里都泛起一丝遗憾——盼了这么久，竟只能待这么短的时间？但他们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半句不敢多言，只能把遗憾悄悄憋在心里，暗暗祈祷时间能过得慢一点。
车子缓缓驶入一处庄严肃穆的院落，最终停在一栋古朴的建筑前。刘家人跟着徐世宏往里走，脚下的青石板路被踩得光滑，两旁的松柏郁郁葱葱，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
原本计划的十五分钟接见，却因为刘正茂这颗“新星”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时间。老人家对《愿景计划》的来龙去脉、实施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会儿问杂交水稻的具体亩产，一会儿问大队工厂的生产情况，一会儿又让刘正茂讲讲如何让社员们心甘情愿地跟着干。
刘正茂用朴实的语言，结合樟木大队的实际案例，把计划里的想法、实施中的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时不时还能引用几句语录，恰到好处地佐证自己的观点。并适当的透露了樟木大对未来发展方向。老人听得饶有兴致，时不时点头微笑，眼里的光芒越来越亮，仿佛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
这场接见，足足持续了七十五分钟才结束。
被送回远东宾馆后，徐世宏脸上带着明显的笑意，对刘家人说：“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老人家很久没这么高兴了，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农村的希望。”他接着转达了组织的决定，“你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玩两天，想去哪里都可以，组织会派车接送。两天后，会给你们一个正式的接见答复，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华潇春听到能在这里逛逛，脸上的笑得更加灿烂，拉着刘正茂的胳膊小声念叨：“能去广场看看就好了，这辈子也值了……”刘圭仁看着妻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刘正茂心里则像揣了颗暖烘烘的太阳，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因某些原因在修改删除几千字后，两章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