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奶奶葬礼那天接到法院传票的。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那天下着雨，我跪在灵堂前，膝盖底下是硬邦邦的水泥地，哭得眼睛都快瞎了。我婆婆打来电话，声音抖得厉害：“颖啊，你快回来吧，家里来人了，送了个什么法院的东西……”
我当时以为是诈骗。
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荒唐的事？亲爹把亲闺女告上法庭，传票还得挑他亲妈的葬礼当天送到——这时间卡得，比电视剧还准。
“你走——你走啊……”
我对着电话那头喊完这句话，浑身都在发抖。小朵在后面拽我衣角，小声说：“妈妈，你怎么了？”
我蹲下来抱住她，脸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没事，妈妈没事。”
可我心里在问自己：田颖，你怎么会没事？你爸要告你，你知道吗？你那个二十多年没怎么管过你的亲爸，现在要你每个月给他五千块钱。
五千块。
我丈夫李海生在一家小工厂上班，一个月满打满算挣八千。我在公司做行政主管，听起来好像挺厉害，其实也就六千出头。房贷两千三，小朵幼儿园一千八，车贷刚还完半年，好不容易喘口气，存了两个月钱准备带小朵去趟海边——就这么点盼头，现在要被一刀砍掉。
我哭不出来，真的哭不出来。我就觉得胸口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整个人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爸叫田建国，今年六十七。说实话，我对“爸”这个字有多陌生呢？我小时候学写字，写到“爸爸”两个字，脑子里浮现的是我大伯的脸。我大伯每年过年给我买新衣服，我爸呢？我爸忙着陪他第二个老婆和那个……
算了，我先把事情说清楚。
一九八七年，我四岁。那一年我爸妈离婚，原因很简单，我妈生了我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没法再怀孩子，而我奶奶急着要孙子。我爸在矿上上班，那会儿刚提了副科长，觉得自己有头有脸了，必须得有个儿子。
我妈是被净身出户赶走的。我记得她走的那天，抱着我哭，眼泪滴在我额头上，凉凉的。她说：“颖颖，妈出去给你买糖，一会儿就回来。”
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不是她不回来，是她回不来。我爸把门锁换了，跟门卫打了招呼，不让她进。我奶奶抱着我站在院子里，对门卫说：“那女人跟咱家没关系了，以后她来找，别让她进门。”
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妈妈消失了，而我奶奶告诉我：你妈不要你了。
这话我说给谁听谁信？我自己都信了二十多年。
我爸第二年就再婚了。我后妈叫刘桂兰，是邻镇的，比我爸小八岁，长得挺好看，说话轻声细语的。我刚见到她的时候还觉得，这个阿姨真温柔。
我真是天真。
刘桂兰进门三个月就怀孕了，第二年生了儿子，取名田浩。家里所有人的眼睛一下子就全转到田浩身上了，我就像这个家里多余的摆件，放着碍事，扔了也不可惜。
我记得特别清楚，田浩满月那天，家里请了很多亲戚，摆了三桌酒。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吃饭，后妈她妈——就是我该叫姥姥的那个老太太——走过来把我的碗端走了，说：“你吃过了还坐这儿干嘛？去把院子扫了。”
我那时候才五岁多一点。
我抬头看我爸，他正抱着田浩给人看，笑得脸上褶子都开了。他看见我看着他了，也就看了一眼，转头继续笑。
那顿饭我没吃成。后来是我奶奶悄悄塞给我一个馒头，里面夹了点剩菜。奶奶拉着我回她屋，给我倒了杯热水，看着我吃。
“可怜的娃，”奶奶说，“没事，奶奶在呢，奶奶养你。”
那之后我就跟着奶奶过了。
奶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三间土坯房，院子不大，种了一棵石榴树。我后来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那棵石榴树给的。春天石榴树开花，红得耀眼；夏天我在树下写作业，奶奶在旁边纳鞋底；秋天石榴熟了，奶奶踮着脚够下来，给我剥好，一粒一粒放在碗里。
“吃吧，甜得很。”
我爸不是不知道我跟着奶奶过，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每个月他给奶奶一百块钱，算是我和奶奶两个人的生活费。九十年代初，乡下物价不高，一百块钱紧巴巴够用。可后来物价涨了，他还是给一百，一直给到我去县城上高中。
奶奶从来不跟他开口多要。奶奶说：“我自己种菜养鸡，够咱俩吃，不稀罕他的钱。”
我上初中的时候，成绩还行，在镇上中学能排前二十。那年暑假我回村，在村口碰见我爸开着拖拉机过去，后面坐着刘桂兰和田浩。田浩穿着一身新衣服，手里拿着个我没见过的玩具。
我爸看见我了，好像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了车。
“考得咋样？”他问。
“还行。”
“那就好好学。”
说完这句话，他发动拖拉机走了。我站在村口，灰尘扬了我一身。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洗衣服，奶奶从屋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叹口气。她什么都没说，去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给我煮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我爸来村里给奶奶送东西，走到门口看见我在院子里蹲着洗衣服，愣了一会儿，把东西放门口就走了。他没进门，也没跟我说话。
奶奶说：“你爸那个人，你别怪他，他有他的难处。”
我当时不懂什么叫“难处”。现在我也不懂，但我不会再问了。
我考上县城一中的时候，奶奶高兴得放了一挂鞭炮。那鞭炮声太大，把隔壁王婶子的鸡吓得不生蛋了，王婶子骂了半天，奶奶笑着赔了两斤鸡蛋。
学费是奶奶把养的猪卖了凑的，加上大伯给了一点，勉强够。我爸呢？我爸说他刚给田浩交了择校费，手头紧。
手头紧。
我后来每次听到这三个字，胃里就发酸。
县城一中离家远，我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去，奶奶都会提前做好一大碗红烧肉等着我。那时候乡下日子紧，一碗红烧肉是过年才有的待遇。奶奶说：“你在学校吃不好，回来补补。”
我知道那碗肉是奶奶攒了多少日子才做出来的。她养了几只鸡，鸡蛋舍不得吃，攒着卖钱。卖鸡蛋的钱舍不得花，攒着给我当生活费。
我高中三年，我爸来看过我两次。一次是开学送被子，一次是高二下学期的家长会。家长会那次，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阳光打在他脸上，我第一次发现他老了，头发白了不少，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
但那次家长会也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散会后我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听见他在走廊上跟隔壁班一个家长聊天。
“你闺女成绩好吧？”人家问。
“不是我闺女，是我侄女。成绩还行。”
我侄女。
这三个字像一把刀子，从胸口捅进去，又从后背穿出来。疼吗？疼。但我已经习惯了。从五岁开始，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亲戚，都在用各种方式告诉我：你不姓田了，或者你姓田但不属于这个家，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我没有当场冲出去质问他。我站在厕所门口的阴影里，等他们说完了，等他走了，才慢慢走回教室。
晚上我给奶奶打电话，我在村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前面站了很久，拿起话筒又放下。最后我还是拨了，但我没提这件事。我就说：“奶奶，我想你了。”
奶奶在那头笑：“傻娃，再过俩礼拜就放假了。”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二本，不好不坏。奶奶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逢人就说：“我孙女考上了，大学生呢！”
学费是助学贷款，生活费是我自己在学校食堂打工挣的。端盘子、洗菜、打饭，什么活都干过。大二开始去校外做家教，一个小时二十五块钱，坐公交车来回两个小时，就为了省那一块钱的转车费。
大学四年，我爸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我入学的时候，问我要不要他送——我说不用。一次是大四那年春节，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说还行。
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
我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不是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二十多年的空白。这空白太大，大到电话线装不下。
毕业那年，我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行政助理，一个月两千八。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三百块一个月，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自己买了一把电风扇，高兴得差点哭出来。
那一年春节回家，奶奶瘦了很多。她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腰弯了，走路要拄拐杖。我给她买了一双棉鞋，软底的，说这样走路不累。她穿在脚上，在屋里走来走去，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我爸来了，可能是听我大伯说的，知道我在。他带了一箱牛奶和一袋苹果，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
“在城里还好吧？”他问。
“挺好的。”
“找对象了吗？”
“还没有。”
“不急，慢慢找。”
对话到此为止。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刘桂兰没来，田浩也没来。我听说田浩初中毕业后就没再上学了，说是智力有点问题，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没人跟我说过。
我爸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奶奶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
奶奶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建国这孩子，命苦。”
命苦？我不知道谁更苦。
我后来认识了李海生，在朋友聚会上。他话不多，但笑起来很好看，牙齿白白的。他追我追了半年，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餐，风雨无阻。我问他：“你不嫌我家里穷？”
他说：“我家也不富裕。”
我们在一起两年，结婚。婚礼很简单，在村里办的流水席，请了几个亲戚，热闹了一中午。我爸来了，给了一千块钱的红包，坐在最角落里，吃完就走了。
我婆婆那时候还说：“你爸这人，看着挺老实的。”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说什么？说他二十年没给过我抚养费？说他把四岁的我扔给奶奶？说我高中家长会上他告诉人家我是他侄女？
算了，都过去了。
李海生对我好，对小朵好，这就够了。人这一辈子，能抓住的幸福就那么一点，抓着就别松手。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上班，下班，带孩子，还房贷。偶尔周末回村看奶奶，给她买点好吃的，陪她坐一会儿。
前年冬天，奶奶摔了一跤，胯骨骨折，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请了半个月假回去照顾她，给她擦身子、翻身、喂饭。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皱皱的，像一片干树叶。
“颖颖，”有一天她拉着我的手说，“奶奶这辈子最对不住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奶奶，你对我最好了，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
“你爸那个人，”奶奶又说，“你别恨他。他小时候也不容易，你爷爷走得早，他十四岁就下矿了。他不是不想管你，是管不了。桂兰那个人……你明白的。”
我明白。刘桂兰那个人，我太明白了。她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田浩当成全世界，然后把全世界之外的所有人都当成威胁。她怕我爸给我钱，怕我爸对我好，怕奶奶偏心我。她在那个家里经营了三十年，把所有的资源都拢到了田浩身上。
田浩的智力确实有问题。我后来听大伯说，田浩小时候高烧烧坏了脑子，落下了三级智力残疾。他能生活自理，勉强能干活，但不能独立生活，需要人照顾。
刘桂兰把这事怪在我爸头上，说他当初没及时送孩子去医院。我爸为了补偿，拼了命地挣钱，退休后还出去打工，挣的钱全给了田浩。
去年我回村，在村口碰见刘桂兰，她推着自行车，车篓子里装着菜。看见我，她的脸一下子拉下来了，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过去了。
我也没叫她。我们之间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奶奶还是走了。
今年三月，奶奶病重，我从城里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说不太出话了。她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了。她伸手摸我的脸，手指冰凉。
“奶奶在呢，”我对她说，“奶奶别怕。”
她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守在她床前，听着她越来越微弱的呼吸声。我握着她的手，就像小时候她握着我的手一样。
凌晨三点十二分，奶奶走了。
我哭得天昏地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没了，从今往后，我是真正的一个人了。
葬礼定在第三天。我请了假，海生也请了假，带着小朵回了村。村里人都来了，帮忙搭棚子、做饭、烧纸钱。大伯哭得站不稳，我爸也来了，站在人群外面，眼睛红红的。
我没跟他说一句话。
然后就是那张传票。
我从奶奶葬礼上赶回家，法院的人已经把传票送到家里了。我打开一看，原告是田建国，被告是我，诉讼请求是要求我每月支付赡养费五千元。
理由是：田建国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且需照顾智力残疾的次子田浩，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这四个字砸在我脑门上，我愣了好一会儿。
我去年听大伯说，我爸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刘桂兰也有退休金，两人加起来小八千。他在县城有套三室的房子，前年刚重新装修过。他去年还跟团去了云南旅游，朋友圈里发了九宫格照片。
生活困难？
我打电话给大伯，大伯在电话那头叹气。
“这事儿你别接了，跟你爸商量商量，让他撤诉。”
“他凭什么告我？”我的声音在发抖，“他养过我一天吗？从小到大，他管过我什么？学费他交过几次？生活费他给过多少？奶奶把我养大的，他有什么脸来问我要赡养费？”
大伯沉默了很久。
“颖颖，”他说，“这事没那么简单。你爸他……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田浩。”
田浩。
又是田浩。
“田浩怎么了？”
“他那个毛病，你知道的。你爸和你后妈现在还能照顾他，以后呢？他们老了怎么办？你爸是想给田浩存点钱，怕他们走了以后，田浩没人管。”
“那我呢？”我问，“我就该管吗？那是他的儿子，不是我的。他为了那个儿子，把我甩给奶奶二十多年，现在还好意思来找我要钱？”
大伯不说话了。
我知道大伯为难。他是好人，在中间夹着，两头不是人。
挂了电话，我在客厅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海生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把传票给他看。他看完，脸色很难看。
“五千？”他问，“他知道你一个月挣多少吗？”
李海生这个人，脾气好，很少发火。但那天晚上他气得在厨房摔了一个碗，碗摔碎了，碎片溅了一地。他蹲下来捡，手指被割破了，血滴在地上。
“海生，”我说，“你别这样。”
“我有妈的吗？！”他突然吼了一声，“你奶奶刚走，他就来这一出？他还是人吗？”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小朵在房间里听见声音，跑出来看，吓哭了。我赶紧去抱她，哄了半天，她才抽抽噎噎地睡着。
那天晚上我和海生都没睡。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路灯，脑子里一片空白。
“要不，”海生小声说，“咱们找个律师问问？”
我想了想，说好。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姓周，是个女的，三十出头，看着挺干练。她把材料看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父亲从小没有抚养过你？”
“没有。我四岁父母离异，我跟着奶奶长大的。”
“你母亲呢？”
“母亲再婚了，在外地，我很多年没联系过她。”
周律师推了推眼镜，说：“按照法律，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但是，”她顿了一下，“如果父母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子女可以主张减免赡养费。你这个情况，五千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帮你算一下，你父亲有退休金，有房产，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他主张的赡养费远远超出了必要范围。”
“那我应该怎么办？”
“先调解。能调解解决最好，上法庭对谁都不好。”
我同意调解。
调解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坐公交车到了法院。我爸和刘桂兰已经在了，坐在调解室的长椅上。
我爸穿着那件我见过的深蓝色夹克，头发全白了，脸上沟沟壑壑的，像干裂的土地。他看见我进来，嘴唇抖了一下，想站起来，又坐回去了。
刘桂兰坐在他旁边，脸色铁青，眼睛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宝贝。
调解员是个中年男人，姓吴，说话很和气。他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问我：“你愿意支付赡养费吗？”
我说：“我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义务。但是五千块钱，我拿不出来。”
“她怎么拿不出来？”刘桂兰突然说话了，声音尖得刺耳，“她在城里上班，两口子都挣钱，开着小汽车，住着楼房，五千块钱算什么？”
“刘女士，”吴调解员说，“你儿子的情况我们了解，但是赡养费的标准要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和赡养人的经济能力。”
“我不管什么标准不标准，”刘桂兰说，“她爸养她那么大，她不能没良心。”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你笑什么？”刘桂兰瞪着我。
“你刚才说，我爸养我那么大？”我问，“他养了我多大？我四岁之前，他养过。四岁之后呢？”
“你那时候跟着你奶奶过，你爸不是给你钱了吗？”
“一个月一百块钱，从九十年代初给到两千年初，够干什么？你自己算算，二十年，连本带利多少钱？我奶奶养我的钱，是不是该算清楚？”
我越说声音越大，吴调解员轻轻敲了敲桌子。
“冷静点，咱们心平气和地谈。”
我爸始终没说话。他一直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调解到最后，出了一个方案：我每月支付一千元赡养费。但刘桂兰不接受，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一千块钱？打发要饭的呢？”
我爸被扯着跟了出去。走到门口，他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愧疚，大概是无奈，大概还有别的。
调解失败。
接下来就是等开庭。
那段日子我过得像行尸走肉。上班的时候心不在焉，下班了也不想回家。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遍一遍地回想小时候的事。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像个死循环。
同事小张问我：“姐，你最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我说没事，最近没睡好。
我不想跟同事说这件事。太丢人了。亲爹告亲闺女，说出去谁信？别人会怎么想？肯定觉得是我不孝顺，是我有问题。
我甚至梦见了几次奶奶。梦里奶奶还是老样子，坐在石榴树下，手里拿着针线，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问她：“奶奶，我该怎么办？”
她没回答，只是笑。笑着笑着就模糊了，像雾一样散了。
醒来枕头上全是眼泪。
开庭那天，海生请假陪我去。我爸和刘桂兰坐在原告席上，田浩没有来。法官是个女法官，四十多岁，表情严肃，看着就不好糊弄。
庭审过程我不想说太多，太难受了。刘桂兰在法庭上骂我忘恩负义，说我是白眼狼，说奶奶把我养大是替他们家养了个仇人。
我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她骂我，是因为她说起了奶奶。奶奶把我养大，不是为了让我给田浩当提款机。奶奶要是知道她儿子把我告上法庭，得气成什么样？
我提交了证据：我小时候的学籍档案，证明我一直跟奶奶住在一起；我大伯的证言，证明我父亲长期未尽抚养义务；还有我父亲退休金的查询记录，证明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女法官听完了双方的陈述，没有当庭宣判。她说需要进一步核实情况。
走出法院的时候，天很蓝，阳光很好。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
海生搂着我的肩膀，说：“走，回家。”
“回家”两个字真好听。
回家的路上，我收到大伯发来的短信：“颖颖，别怪你爸，他也是没办法。”
我没回。
怪他？我早就不怪他了。从我四岁那年他被刘桂兰牵着鼻子走，从我五岁那年他抱着田浩看都不看我一眼，从高中家长会他对着别人说“这是我侄女”——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发生，一件一件地把我从他女儿变成陌生人，我早就没有力气怪他了。
我只是觉得心寒。不是一般的寒，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冷。一个男人，可以在二十多年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不闻不问，然后在需要钱的时候理直气壮地把她告上法庭。
这就是我爸。
一周后判决下来了。
法院认定，我对父亲有赡养义务，但考虑到父亲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和房产，且未尽到对女儿的抚养义务，酌情判定我每月支付赡养费三百元。
三百块钱，不多，我拿得出。但田建国拿到的判决书上写的数字，与他当初开口要的五千块，中间隔着我这辈子都说不出口的那两个字。
刘桂兰不服，说要上诉。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上诉。大概是律师跟她说了什么。
判决下来的第二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是我爸发来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颖颖。”
我看着那五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多遍。
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谢谢我没有在法庭上嚎啕大哭？谢谢我没有当场打断刘桂兰的话？还是谢谢我在法官问话的时候，平静地说出“我愿意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
我把那条微信删了，没有回复。
不是狠心，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说“不客气”？太假了。说“你去死”？太过了。说什么都不合适，不如不说。
这件事后来在村里传开了。村里人的嘴，你是知道的，传话比风还快。王婶子给我打电话，语气里满是八卦的味道：“颖颖，听说你爸把你告了？为田浩的事？”
“嗯。”
“造孽啊，”王婶子说，“你说你爸那个人，放着好好的闺女不疼，非得疼那个……”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没接话，转移了话题，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她絮絮叨叨说了一通，挂了。
其实我知道，村里人大部分是站在我这边的。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我是奶奶养大的，知道我小时候吃了多少苦。他们也知道我爸这些年是怎么对我的。
但也有几个老人说我不懂事：“再怎么说那也是你爸，你不能不管。”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想起五岁那年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别人吃席，自己端着空碗。
不管？我管什么？他管过我吗？
我后来想通了，这事说到底，不是我跟我爸之间的事，是我跟我爸之间的空白。
这空白太大了，大到任何一句话都填不满。
你问我恨不恨我爸？恨过。恨了很多年。但奶奶临终前跟我说，别恨他。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像小时候在石榴树下看我一样。
奶奶这辈子没念过什么书，但她比任何人都懂什么叫放下。她把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捡回去，养大，供她上学，看着她出嫁。她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我，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你以后怎么报答奶奶？”
她不问，是因为她不需要。她给我的爱，不是为了交换什么。
所以我现在不恨了。不是因为我大度，是因为我有了小朵。我有了一个每天叫我“妈妈”的小人儿，她会在我下班的时候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会用小手给我梳头发，会在睡前跟我说“妈妈我爱你”。
我不要她报答我。我只要她好好的。
至于我爸，三百块钱，我给。不是因为我觉得他配，是因为法律这么说的。法律告诉我，我该给。那我就给。
我给的这三百块钱，也许有一天会变成田浩的药费，也许不会。但这跟我没关系了。
一个从四岁起就没再牵过我手的人，没资格叫我女儿。
一个在法庭上听凭别人叫我白眼狼却没有替我说过一句话的人，也不配得到我的眼泪。
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女儿，自己的生活。这生活不富裕，但有温度。这温度是奶奶给的，是海生给的，是小朵给的，是我自己挣的。
人这一辈子，能抓住的东西不多。但我抓住的，我会好好握住。
听说我爸后来又找过大伯，想让我把判决的赡养费提到一千。大伯没接话，只说了一句：“你摸着良心想想，你闺女这辈子，你给过她什么？”
我爸没说话。
挂了电话。
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小朵在客厅写作业，海生在厨房做饭。排骨汤的香味从厨房飘过来，暖烘烘的。
阳光很好，照在窗台上的绿萝上，叶子亮亮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去看她，她跟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颖颖，那棵石榴树，你给它浇浇水。”
我说好。
但后来忙着办后事，我给忘了。
上周我回了趟村，去了奶奶的老房子。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几根枝条枯了，但大部分还是活的。我打了桶水，浇在树根上。
水渗进土里，发出滋滋的声音。
我蹲在那里，看着那棵树，看了很久。
风吹过来，石榴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跟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