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市委常委会议室，夜色渐深，但会议还在持续。
投影屏上滚动着一行行数据，从“制度适配率”到“干部执行等级”，从“商户退出平台绑定比例”到“本地订单履约率变化趋势”，一条条清晰展现出制度落地后的连锁反应。
梁国涛率先发言：“书记，自制度扩区以来，星城市作为全省母本试点城市，目前被抽调协助其他城市制度推进的干部人数已超过46人，涉及发改、商务、政务、市场监管四个系统。很多条线已经出现人员紧张的情况。”
李一凡点了点头，看向组织部长何国庆：“人跟得上吗？”
“我们已经梳理了一份‘制度适配型干部人选库’，共计327人，全部来自近两年参与星城市政务治理、数据平台、平台治理条线的实际骨干干部，其中73人具备跨地市执行能力。”何国庆打开一份文件，“我们建议将其中首批41人，作为‘跨市制度推进干部’统一派驻全省试点城市。”
“全额调动？还是保留星城市身份？”
“建议以借调制执行，同时设立‘执行力考评机制’，凡是在派驻地三个月内推进完成落地指标的，直接列为下一轮提拔重点对象。”
“好。”李一凡点头，“这就不是简单的干部调度，是在搭一套‘制度型政务干部结构’。”
“这套结构，一定要和原有的地方系统错开，不能变成地方旧人掌握新制度。”
“谁是真执行，谁是真搪塞——到时候制度会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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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潇湘省委组织部启动全省层级的“干部执行力专项抽查机制”。
第一轮名单中，楚中、邵元、荣川三地的分管副市长、商务局长、市场监管局长悉数被列入“适配能力重点观测名单”。
其中楚中市的商务局局长，被现场抽查发现仍使用平台提供的“模板合同”进行商户谈判，未执行星城市合同模板、未上报退出条款，直接被通报。
第二天一早，该局长即被免职处理，调任市粮食储备管理中心副主任，实为闲职。
而接替他的人，正是来自星城市市场监管局、此前在东城区推进“商户信用中台”上线的技术型副处级干部——林知行。
他的到任，不仅是干部流动，更是制度力量的实际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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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省委常委会议中，李一凡站在主桌汇报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0市启动平台治理试点，8市完成初步制度对接，7市建立商户信用数据模块，5市设立本地骑手社保政策配套方案。”
“制度不是抽象的治理手段，而是通过平台这一切口，把干部执行力和民生场景连接起来。干部要能从合同条款中看到政治能力，从履约率变化中读出组织动向。”
他的汇报，引来省长李尚民频频点头。
赵建国则直接作出批示：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研室应协同平台治理执行小组，在半年内完成‘制度适配型干部结构’建议方案，试行‘制度干部专项通道’，探索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
这句话，意味深长。
制度不仅重塑平台格局，还要重塑干部成长通道。
这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权力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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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星城市，李一凡的另一张牌，也正在静静铺陈。
市政务办与凡星投资已联合筹建“新型平台经济研究中心”，由中南大学经济学院、星城市大数据局、凡星风控模型实验室三方共建，着手将平台治理、商户数据信用、骑手社保模型固化为“数字规则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将成为未来平台企业入驻潇湘，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参考标准。
同时，市委组织部还设立“制度实践锻炼基地”，凡是在此参与平台治理三个月以上的干部，自动获得“政务结构适配能力认证”，作为今后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换句话说，李一凡正在为“制度型政务干部”铺设标准。
不再只是开会讲话、写材料、跑项目的人才能提拔，而是能真正在治理结构中动起来、跑起来的人，才能上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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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潇湘省委办公厅发布一份简报，其中一段格外引人注目：
“平台治理不仅是一次市场调控改革，更是干部治理思维的重构。制度搭得住，干部跟得上，城市才能跑得快。”
这句话，与李一凡前不久的一次闭门讲话如出一辙：
“干部跑得快，企业才能跑得快；企业跑得快，产业才能跑得快；产业跑得快，城市就能快一步进化。”
这是李一凡的“新城市逻辑”。
在他心中，平台经济不过是切口，干部结构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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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更远处，邻省豫南已经派出调研组，悄然进入星城市，试图了解平台治理制度的适配与执行路径。
调研组临走前，只留下了一句总结：
“潇湘，不只是试点，而是已经变成样板。”
李一凡看着这份调研总结，只是淡淡一笑。
他知道，下一场战斗，不会只在潇湘。
但在此之前，他还要再做一件事——打通平台、产业与财政之间的利益路径，让这套制度真正“养得活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