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楶往后的人生遭遇我们这里暂且不提，单说他在得知李浩没能及时赶赴战场从而导致西夏的梁太后成功逃生的消息后不禁是仰天长啸，这事成了章楶心头的一个巨大遗憾，可遗憾过后他所得到的这个户部侍郎的官职所带给他的却是莫大的心凉。
名义上章楶确实是升官了，可走在回京赴任途中的他其内心又可曾有过丝毫的振奋呢？他想要的是趁势加大对西夏的施压甚至是打击的力度，可朝中的保守派想要的却是用金钱和委曲求全所换来的安宁与和平，以章楶的智商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然成了当权者眼中的和平破坏分子。如此为国竭力尽忠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章楶其心岂不可谓之悲乎？
在整个大宋此时感觉身心俱凉的人还不止即将年满六十六岁的章楶，有一个远在岭南之地的人可以说这时候比章楶还要凄惨和悲凉乃至是已经在绝望的深渊里对人生感到彻底无望。这人是谁啊？此人便是这年只有五十六岁的宋朝前宰相蔡确。
公元1093年正月，被贬至新州已经三年的蔡确在无比的悲愤和抑郁中溘然长逝。消息传出，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变法派大臣无不心寒，而朝中的保守派大臣则是一脸的漠然。
作为前宰相，蔡确死后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抚恤和优待，仿佛他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而他的死也为数年之后一众保守派大臣的最终命运埋下了伏笔。哲宗亲政以后，重新掌握朝政大权的变法派将保守派大臣尽数外贬，这一次集体外贬的任所就不再是什么大藩之地，而是集体过长江老死也别想翻身，最惨的苏轼更是像当年的丁谓那样直接被扔到了蛮荒至极的海南岛去看鲸鱼。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在蔡确身上，他的悲惨和不幸直接导致了后来变法派对保守派近乎疯狂的报复。
说到根上，当初建议高滔滔对蔡确必须予以重责的文彦博以及高滔滔本人都得对此负主要的责任，可这二人马上就要去阎王爷那里讨饭吃，活脱脱的两副只管生前快意恩仇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的嘴脸。
很显然的是，保守派这会儿不会对自己未来可能会有的悲惨遭遇有任何的预见，而且他们此时也正沉浸在永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根本就没工夫去憧憬未来。
说到这一时期的政治内斗我们就得再次提一下宰相吕大防。自他担任尚书左仆射之后，与他搭伙的尚书右仆射就没有一个可以稳居相位。范纯仁、刘挚、苏颂，这三人担任右相的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而身为左相的吕大防却一直稳坐钓鱼台，这让人很难不去怀疑和猜测他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正史里几乎没有提及他本人有主动结党的嫌疑和行为，可通过事实却让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个官场的传言可能是真的，那就是吕大防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忠实于他的各级朝臣，这些人对凡是能够危及吕大防地位的人统统都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敌，所谓的“吕党”也就此在朝中一方独大且难以撼动。
继范纯仁和刘挚之后，这一次轮到被攻击的人正是此时的尚书右仆射苏颂，而在此次的内斗中负责担任先锋的正是之前成功打倒了刘挚的御史杨畏。在这件事上，杨畏其实有很重的私心，一来他想以此报答吕大防的举荐之恩，二来他想通过打倒苏颂让自己的前辈兼老乡苏辙接任苏颂的右相之位。一旦这事办成，杨畏在吕大防和苏辙那里必然备受器重，那他以后的仕途必然是一片光明。
杨畏此次弹劾苏颂的罪名的“稽留诏命”。事情是起因是此前因为再度攻击苏轼而被贬为宣州知州的贾易在年前的大赦天下中被朝廷改命为苏州知州，苏颂认为贾易之前是台谏官，如今大赦天下非但没有给他升官反而又把他调往了苏州，这对贾易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大赦。所以，他将贾易的这道任命给扣押了下来并请求高滔滔能够对此任命重新予以裁夺。可是，作为苏轼的超级粉丝，高滔滔怎么可能对一个诋毁自己偶像的人有什么仁慈之心？
双方僵持之下，杨畏就此给苏颂头上扣了一顶“稽留诏命”的权臣帽子。除了自己拉上几个同伙亲自上阵外，杨畏还把新任的御史中丞李之纯给拉上了船。他直接跑到李之纯的家中对正在告假养病的李之纯说道：“你和苏颂是亲家，现在我们御史台都在弹劾苏颂为臣不忠，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却突然告病在家，你这是不是也太巧合了？外面的人一定会认为你这是在故意包庇苏颂，所以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就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
被舆论和道德绑架的李之纯最后被迫也上疏弹劾苏颂，在这种局面下，不善于官场争斗且也无心高官厚禄的苏颂就此也主动上疏请辞，加之高滔滔本来就想给贾易一点颜色瞧瞧，于是苏颂被罢免相位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这年三月，苏颂正式被罢相，他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充任集禧观使。不过，在尚书左丞梁焘的奏请下，高滔滔给了苏颂相当大的情面。在苏颂的罢相制里他不是因罪而罢，而是主动请辞，而且苏颂也并未被外贬，他被允许继续居住在京城从而开启了他的养老模式。
在打倒苏颂的同时，杨畏也给自己惹来了一身的骚。杨畏想通过罢免苏颂让苏辙担任右相，他的这点小心思当即就被自己的同行给看出来了，御史黄庆基和董敦逸在此时再度抛出了“蜀党论”。
这二人先是弹劾苏颂的副手范百禄（中书侍郎）行为不法，所以范百禄也应该跟着苏颂一起被罢职，然后他们又分别将矛头对准所谓的蜀党领袖苏轼和苏辙。他们说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屡次抗拒上命拒不草诏，而且还大量地为其乡友谋取良差美职以致蜀党在朝中越发势大，长此以往必为国之祸患。此外，苏轼在此前给吕惠卿写贬官制的时候还涉嫌诋毁先帝，这实乃罪不可赦。因此，现在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赶紧将蜀党这伙人全部赶出京城以免蛊惑圣听。
杨畏是蜀人，这个范百禄也是蜀人，苏轼和苏辙更不必多说。如此一来，在黄、董二人的舆论鼓动下，蜀党再次成为了这群北方士大夫的攻击靶子。为证清白，范百禄和当年的苏轼那样自请外放，他随即以资政殿学士出京兼任河中知府。
当苏轼和苏辙再度陷入漩涡之中时，宰相吕大防站了出来。他不认为苏氏兄弟有什么大罪，反倒是觉得黄庆基和董敦逸还在不厌其烦地拿文字说事，这股“文字狱”的风气是断然不能让其延续下去。为此，他转而请求高滔滔要对这两名言官进行惩处。
吕大防的这一席话正好挠中了高滔滔的痒处，黄、董二人由此被外放出京分别被贬为湖北和福建转运判官。杨畏可不会就此了事，要知道得罪小人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的，他再次拉上御史中丞李之纯和来之邵一起弹劾黄、董二人诬陷忠良，请行重责。没过几天，董敦逸和黄庆相继接到了新的任命：董敦逸知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黄庆基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
被这些事一阵闹腾之后，苏轼和苏辙相继上疏请求外任但都被高滔滔拒绝，另一个请求罢官的人则是由言官升任两府大臣的尚书左丞梁焘。因为苏颂的被罢，原本就是以弹劾别人而起家的梁焘竟然被这种事惹得一肚子邪火，当他成了受害者之后他才知道疯狗咬人这种事有多么的可恶至极，而直接导致他坚决请辞的事则是他在宋朝的对外政策上与两府里的众多同仁意见相左，这让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法继续和这帮人一起共事。
对于梁焘，高滔滔是很器重的，但见其去意已决高滔滔也就不准备强留。她派人秘密去询问梁焘由苏颂空缺下来的右相之位应该由何人来接替，梁焘毫不避讳地举荐了此时正在郁闷头上的范纯仁。
范仲淹的这位二公子此时为何会郁闷呢？他又在哪儿呢？
上次被罢相之后，范纯仁去到了河东路担任太原知府，可他实在是运气不怎么好。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西夏的梁乙逋发动几十万的大军在宋夏边境地带的那场大规模扫荡吗？这次扫荡导致陕西各路和河东路都遭了殃，受害最深的就是位于河东路的麟府二州，不巧的是这正好是范纯仁管辖的地盘。范纯仁正是因此而被调离了太原改任河南知府，不久他又被调往颍昌府担任知府。
多说一句，这个颍昌府正是后来岳云率领八百背嵬军与金兀术的十三万铁骑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的颍昌府。
梁焘的这个建议当即被高滔滔采纳，而此前呼声最高的苏辙则被高滔滔“狠心”抛弃。为何？高滔滔虽然对“蜀党”一说表面上毫不在意，可实际上却是起了提防之心，相较之下范纯仁就纯洁得多。果然，当这个决定出来后，一心想把苏辙抬上宰相之位的杨畏顿时就急眼了。杨畏上疏说范纯仁因为上次麟府二州被袭之事而获罪，可现在却要以罪官的身份担任宰相，如此是为赏罚不明，何以昭示天下？
随即，杨畏又唆使来之邵弹劾范纯仁曾经师事程颐，而程颐也曾犯下大不敬之罪，所以绝不可以让范纯仁担任宰相。然而，高滔滔的倔脾气是举国皆知，她决定的事绝无更改的可能。眼见事已至此，杨畏转而又腆着脸说苏辙这个人其实也不堪大用，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高滔滔和即将回京任相的范纯仁，其小人嘴脸在这一刻已是无处可藏。
公元1093年7月1日，范纯仁正式被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举荐他的梁焘则接替他成为新任颍昌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