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东西。”她的声音还带着哭腔，但已经有了力量，“能卖的都卖了，卖不了的就扔了。只带衣服和被褥。”
王大山点头，开始行动。
他的腿虽然瘸，但动作却快了很多，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
接下来的三天，李梅花和王大山像变了个人。
他们脸上有了笑容，眼里有了光。
卖掉了所有能卖的废品，总共得了两百多块钱。
又去旧货市场卖掉了三轮车和一些破家具，又得了一百多。
加上儿子上次留下的三百块，他们有了六百多块钱。
第四天，他们去火车站买了两张回老家的硬座票，花了一百六十块。
剩下的钱，李梅花精打细算。
买了四个面包路上吃，花了十块。
给石村长买了条烟，花了五十。
虽然石村长说不用，但他们觉得必须表示心意。
还剩下不到四百块，这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临走前一天晚上，李梅花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强子，我跟你爸要回老家了。”
电话那头的王强很惊讶：“回老家？为什么？你们在城里待得好好的……”
“老家开了个大农场，招人，待遇很好。”李梅花平静地说，“我跟你爸回去干活。”
“农场？妈，您跟爸都多大年纪了，还去农场干活？”王强的语气有些不赞同，“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租个好点的房子，你们别回去了。乡下多苦啊……”
“强子，”李梅花打断儿子的话，“城里的苦，我们吃够了。乡下的苦，我们吃得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那你们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个电话。”王强最后说，“缺钱的话跟我说。”
“不用了，我们有。”李梅花说，“你好好过日子，别担心我们。”
挂断电话，李梅花长长地舒了口气。
她没有告诉儿子农场给的待遇，也没有说自己这些年在城里的真实处境。
有些事，说了也没用。
有些路，得自己走。
第五天清晨，天还没亮，李梅花和王大山就起床了。
他们把最后一点行李，两个破旧的编织袋，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两床薄被——捆好，锁上了棚屋的门。
钥匙他们留在了窗台上，等房东来收房。
两人背着行李，一瘸一拐地走出棚户区。
清晨的街道很安静，只有几个早起捡废品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找。
李梅花看着他们，想起了过去的自己。
“以后不用捡废品了。”她轻声对王大山说。
“嗯，以后种地。”王大山点头，“正正经经地种地。”
他们走到公交站，坐上了去火车站的第一班车。
车上人很少，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外，城市在晨曦中慢慢苏醒，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的阳光，璀璨耀眼。
但这一切，已经与他们无关了。
火车是上午九点的。
候车室里，李梅花和王大山紧紧挨着坐着，守着他们的行李。
王大山从编织袋里掏出两个面包，递给李梅花一个。
“吃吧，路上还得七八个小时呢。”
李梅花接过面包，慢慢地吃着。
这面包比他们平时吃的馒头软，还有淡淡的甜味。
她吃得很珍惜，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
“梅花，”王大山突然说，“等咱们挣了钱，先把老房子盖起来。不用大，两间房就行，有个院子，种点菜。”
“嗯。”李梅花点头，“再养几只鸡，下蛋自己吃。”
“果园要是需要人，我就去学剪枝。”王大山继续说，“我手巧，学得快。”
“我去种菜。”李梅花说，“我种的菜最好，你知道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规划着未来的生活。
那些在城里不敢想象的未来，此刻变得清晰而具体。
有工作，有收入，有住处，还能重新拥有自己的家。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堂般的日子了。
【各位旅客，开往……方向的……次列车开始检票……】
广播响起，李梅花和王大山赶紧背起行李，跟着人流走向检票口。
他们的脚步有些蹒跚，但每一步都踏得坚实。
坐上火车，找到自己的硬座，放好行李，两人终于松了口气。
火车缓缓启动，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后退，最终消失在视野中。
李梅花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村庄、山川，眼泪又涌了上来。
但这次是喜悦的泪水。
三十年了，她终于要回家了。
王大山握住她的手，粗糙的手掌温暖而有力。
“回家了。”他说。
“嗯，回家了。”李梅花回应，声音哽咽却充满希望。
火车向前奔驰，载着这对历尽沧桑的老夫妻，驶向家乡，驶向新的生活。
窗外，阳光正好，秋日的田野一片金黄。
那是收获的颜色，也是新生的颜色。
……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工业区却已经醒了。
张建国推着那辆陪伴他十五年的自行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
自行车很旧，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但他舍不得换。
这是儿子张磊考上大学那年买的。
那时候儿子还说：“爸，等我工作了给你买小汽车。”
现在儿子开上了小汽车，但副驾驶座上坐的从来不是他。
厂区大门在晨雾中隐约可见，像一头蹲伏的巨兽。
张建国掏出工卡，在感应器上“嘀”了一下。
闸机打开，他推车进去。
保安室的老王头探出头：“老张，又这么早？”
“睡不着。”张建国勉强笑了笑。
他把自行车锁在车棚最角落的位置。
那里不显眼，免得挡了别人的路。
然后走向三号车间，他的工位在流水线的最末端，负责成品检验。
这家电子厂张建国干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前，他从老家出来，第一份工就在这里。
那时候他三十五岁，一身力气，流水线上动作最快，质检出错率最低。
车间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张，好好干，有前途。”
他确实好好干了。
从普通工人干到班组长，工资从一个月八百涨到四千。
那时候四千块钱是巨款，他每个月寄三千回老家，供儿子读书，给父母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