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20日，武汉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站在落地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钢化玻璃。窗外长江上的货轮拉响汽笛，声音沉闷得像垂死病人的呻吟。桌上摊开的《长江日报》头版赫然印着《珠海特区开发遇冷，多家房企资金链断裂》的标题，配图里那片烂尾楼群正是他三个月前吹嘘的“台商产业园“。
“老板，澳门那边来消息了。“张铁柱的机械臂发出轻微的液压声，打断了谢一扬的思绪，“何先生说那四亿贷款......下个月到期。“
谢一扬的指尖在玻璃上顿住。透过自己的倒影，他能看到身后投影仪上的财务报表——珠海地皮泡沫破裂后，扬帆集团的现金流已经绷得像根即将断裂的钢丝。
“周明远呢？“谢一扬转身，皮鞋碾过地上散落的报纸，“省委不是刚拨了二十亿救市资金？“
张铁柱的机械眼闪烁着红光：“周秘书长说......那笔钱优先给有'政治意义'的项目。“保镖顿了顿，“比如国企改制。“
谢一扬的目光突然钉在报纸第三版的小标题上：《武汉国棉三厂启动改制，三千职工面临下岗》。配图里，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正抱着机床痛哭，旁边站着穿西装的年轻干部，手里拿着封条。
“柱子，“谢一扬突然笑了，手指在那个痛哭的工人照片上点了点，“你说这些下岗工人......最需要什么？“
张铁柱的处理器嗡嗡运转了两秒：“工作？“
“准确地说，是希望。“谢一扬按下桌上的对讲机，“通知人事部，明天挂牌成立'江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他故意拖长音调，“国企改革配套服务。“
窗外一道闪电劈开乌云，照亮了谢一扬嘴角的冷笑。在那个瞬间，他已经算好了这笔账：三千名下岗工人，每人收取五百元中介费，就是一百五十万现金。而如果再从他们工资里抽成......
暴雨拍打着玻璃，像是无数下岗工人绝望的哭声。
1991年11月25日，武汉国棉三厂大门口
寒风卷着碎雪打在李卫国脸上，这个四十五岁的八级钳工紧了紧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口。厂门口贴着鲜红的《改制公告》，上面“解除劳动合同“几个黑体字刺得他眼睛生疼。
“老李，听说没？“同车间的王师傅凑过来，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迅速消散，“有个劳务公司专门帮下岗工人找工作，说是往南方大厂子送。“
李卫国皱眉：“靠谱吗？要交钱不？“
“五百块中介费，包进东莞电子厂。“王师傅压低声音，“我闺女在厂办听说，这公司来头不小，有政府发的什么......再就业工程资质。“
李卫国摸了摸内兜里刚领的“买断工龄“补偿金——两万四千元，是他二十六年工龄的全部身价。五百块，相当于他女儿半学期的学费。
“走，去看看。“李卫国拽着王师傅往厂区礼堂走，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
礼堂门口挂着崭新的横幅：《江城劳务&国企改制再就业对接会》。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检查下岗工人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排队登记，交五百押金。“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后，头也不抬地递过表格，“签完合同三天后集合，专列送东莞。“
李卫国接过合同，眯起老花眼仔细阅读。第三条写着：“乙方月薪不低于1200元“，第七条却有一行小字：“甲方有权代扣代缴各类费用“。
“同志，这'各类费用'是指......“李卫国刚开口，就被金丝眼镜不耐烦地打断。
“社保！住宿！吃饭！“眼镜男敲着桌子，“爱签不签，后面还有两百人排队呢！“
李卫国的手有些发抖。1200元，比他在国棉厂的工资还高两百。女儿明年高考，老伴的类风湿要吃药......他咬了咬牙，在合同上签下名字，数出五张百元大钞。
他没注意到，礼堂二楼的单向玻璃后，谢一扬正端着咖啡，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第三十八个。“谢一扬对着耳麦说道，“通知东莞龙哥，第一批至少三百人。“
咖啡杯底映出楼下队伍中一个年轻女工的身影，她正把中介费塞进内衣暗袋。谢一扬记得她——资料显示是国棉厂的质检员，二十六岁，有个瘫痪在床的父亲。
多么完美的猎物。
1991年11月28日，扬帆大厦会议室
投影仪将“江城劳务“的财务报表投在墙上，谢一扬的红外线笔停在“预收中介费“一栏：18.5万元。
“三百七十人，每人五百。“财务总监刘志强汇报道，“按龙哥那边的协议，我们还能从每人工资里抽60%。“
谢一扬的笔尖移向“预计月收入“：26.64万元。这个数字让他微微皱眉。
“太少了。“谢一扬突然开口，声音像刀刮玻璃，“告诉龙哥，抽成提到70%，住宿费另算。“
法务总监林志强推了推眼镜：“谢总，劳动法规定中介费不得超过首月工资的20%，我们这......“
“那是正规用工。“谢一扬冷笑，按下遥控器切换幻灯片，“而我们的工人签的是这个——“
屏幕上出现一份《劳务派遣协议》，关键条款用红圈标出：“乙方自愿接受弹性工作制““同意综合工时制““接受绩效浮动工资“。
“再加上这个。“谢一扬又调出一张照片——工人们按手印的集体签名册，“集体合同，特别约定优先于劳动法。“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文件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但对付那些连字都认不全的下岗工人，足够了。
“还有问题吗？“谢一扬环视众人，目光最后停在市场部总监身上，“媒体那边怎么样？“
“《长江日报》明天发专访，“市场总监赶紧汇报，“标题是《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记江城劳务助力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
谢一扬点点头，转向张铁柱：“周秘书长那边？“
“省人社厅刚批复，“机械臂保镖调出红头文件投影，“把我们公司列入'再就业示范基地'，每介绍一名下岗工人，政府补贴200元。“
谢一扬终于露出笑容。三百七十人，又是七万四千元进账。而这才刚刚开始——武汉有二十七家国企正在改制，至少五万工人等着被收割。
“通知龙哥，“谢一扬站起身，整理西装袖口，“我明天亲自去东莞，看看他的'工厂'够不够大。“
1991年11月29日，东莞郊外某电子厂
谢一扬的奔驰S600停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前，车轮碾过积水的坑洼，溅起浑浊的泥浆。厂区围墙上“严禁攀爬“的标语已经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用红漆新喷的“招工火热进行中“。
“谢老板！“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迎上来，脖子上小指粗的金链子晃得人眼花，“久仰大名啊！“
谢一扬微微颔首，目光越过龙哥的肩膀，看向厂房里隐约晃动的人影。流水线的噪音隔着老旧的墙壁传来，像是某种巨大机械兽的喘息。
“条件简陋，别见怪。“龙哥咧嘴一笑，露出镶金的门牙，“但保证安全，条子来了有暗道。“
谢一扬跟着龙哥穿过昏暗的走廊，两侧是堆满杂物的车间。工人们低着头在流水线上忙碌，没人敢抬头看这群不速之客。空气里弥漫着焊锡的刺鼻气味，混合着汗臭和霉味。
“这边是宿舍。“龙哥推开一扇铁门，里面是两排三层铁架床，床单脏得看不出颜色，“十二人一间，每人每月收150住宿费。“
谢一扬的皮鞋踩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发出黏腻的声响。他注意到墙角堆着的行李箱——正是国棉厂工人们带的那种老式人造革箱子。
“工资怎么发？“谢一扬突然问道。
龙哥搓了搓手：“计件制，做得快的每月能拿一千五。不过......“他压低声音，“要扣700管理费，300住宿，100水电，50工具磨损......“
谢一扬心算了一下，工人实际到手不到350元，相当于承诺工资的30%。比他要求的70%抽成还要狠。
“安全吗？“谢一扬看向天花板角落的监控摄像头。
龙哥哈哈大笑，金牙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谢老板放心，咱这儿的工人都是'自愿'的。“他特意加重了最后两个字，“合同他们自己签的，手印自己按的，闹到哪都不怕。“
谢一扬不置可否，继续往前走。走廊尽头是间上锁的办公室，龙哥掏出钥匙打开，里面竟是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十几个屏幕显示着工厂各个角落。
“特别为谢老板准备的。“龙哥得意地指着屏幕，“哪个敢闹事，马上就知道。“
谢一扬的目光被一个画面吸引——画面里，一个女工正被两个保安拖进小黑屋。她挣扎的样子，像极了国棉厂那个年轻质检员。
“新来的不懂规矩。“龙哥顺着谢一扬的视线解释道，“总想着给家里打电话。教训两次就老实了。“
谢一扬突然笑了。他转向龙哥，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支票：“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要送三千人过来。“
龙哥接过支票，眼睛瞪得像铜铃——五百万！比他全部身家还多。
“谢老板爽快！“龙哥激动得金链子直晃，“保证给你训练得跟绵羊一样温顺！“
走出工厂时，夕阳如血。谢一扬的奔驰后视镜里，工厂大门缓缓关闭，像一张贪婪的嘴，吞噬着那些怀揣希望的下岗工人。
1991年12月5日，武汉火车站
寒风呼啸，李卫国背着行李包，站在南下的专列前。站台上挤满了国棉厂的下岗工人，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孤身一人。所有人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脸上带着忐忑和期待。
“老李，听说东莞冬天暖和得很！“王师傅搓着手，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风中，“电子厂比咱纺纱车间干净多了！“
李卫国勉强笑了笑。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劳务公司催得太急，合同条款含糊不清，连具体厂名都没写。但看着周围工友们期待的眼神，他把疑虑咽了回去。
“各位工友请注意！“戴着金丝眼镜的劳务公司经理拿着喇叭喊道，“上车后按编号入座，到东莞有专车接站。记住，合同期一年，提前离职要赔违约金！“
李卫国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合同复印件，那是他花了二十块钱在复印店偷偷复制的。老伴说这是“卖身契“，非要他带着。
“爸！“女儿的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来。李卫国回头，看见女儿挤过人群，小脸冻得通红。
“你怎么来了？“李卫国赶紧把女儿拉到避风处，“不是让你在家照顾妈妈吗？“
“我......我查了那个劳务公司。“女儿咬着嘴唇，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你看这个......“
李卫国展开报纸，是上个月的《南方周末》，一篇题为《黑中介与血汗工厂的利益链》的调查报道。文章配图中，赫然是那个金丝眼镜经理，正在某个工厂门口数钱。
“这......“李卫国的手开始发抖。
“爸，别去了！“女儿拽着他的袖子，“报道说那些工厂扣身份证，打人，还......“
汽笛声打断了女儿的话。专列开始缓缓启动，站台上的工人们骚动起来。
“老李！快上车！“王师傅在车厢门口大喊。
李卫国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手中的报纸。最后，他咬牙把报纸塞回女儿手里：“你先回去，爸去看看情况。要真像报道说的那样......我马上回来。“
他转身冲向列车，在最后一刻跳上了踏板。透过车窗，他看见女儿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报纸，像举着一面小小的抗议旗帜。
列车加速，女儿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铁轨尽头的黑暗中。
1991年12月6日，东莞某电子厂
李卫国站在流水线前，双手因为连续工作十六小时而发抖。眼前的电路板像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河流，从他面前源源不断地流过。
“快点！今天不完成两千件别想吃饭！“监工的吼声在耳边炸响。
李卫国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从昨天到达工厂开始，他们就被收了身份证，签了“自愿加班协议“，然后直接塞到流水线上。承诺的1200元工资，现在变成了“计件工资，基础单价0.15元“。
“老李，歇会儿吧。“王师傅小声说，他的脸色惨白得像纸，“我胸口疼......“
李卫国刚要说话，突然听见厂房另一端传来尖叫。一个女工晕倒在流水线上，周围的人手忙脚乱地扶她。
“装什么死！“监工冲过去，一脚踢在女工腰上，“完不成定额，今晚全车间通宵！“
李卫国认出了那个女工——是国棉三厂年轻的女质检员。她的嘴角渗出血丝，眼睛半闭着，手里还攥着没焊完的电路板。
一股热血涌上头顶。李卫国猛地站起来，抄起手边的扳手：“住手！“
整个车间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向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钳工。
“你们这是犯法！“李卫国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扣身份证，打人，克扣工资......我要去劳动局告你们！“
监工愣了一下，随即狞笑起来：“老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他拍了拍腰间的对讲机，“龙哥的地盘，还没人敢闹事！“
对讲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几分钟后，五六个保安冲进车间，手里拿着橡胶棍。
李卫国深吸一口气，转身对工友们喊道：“国棉厂的兄弟们！咱们被骗了！这黑工厂......“
橡胶棍砸在他背上，剧痛让他跪倒在地。但令他惊讶的是，王师傅和其他十几个国棉厂工人冲了上来，和保安扭打在一起。
“老李说得对！咱们被骗了！““还我身份证！““我们要回家！“
混乱中，李卫国看见那个年轻的女质检员挣扎着爬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焊枪插进了监工的大腿。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但李卫国知道，那不是来救他们的——龙哥早就说过，派出所里有“自己人“。
1991年12月7日，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的卫星电话响起时，他正在审阅“江城劳务“的扩张计划。电话那头，龙哥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慌乱：
“谢老板，出事了！武汉来的那批工人闹事，打伤了我三个弟兄！“
谢一扬皱眉：“压下去就是了。“
“压不住啊！“龙哥几乎是在吼，“有个老钳工带着人冲出了厂区，现在在劳动局门口静坐！还有记者......“
谢一扬的瞳孔微微收缩。他按下桌上的对讲机：“柱子，立刻联系《长江日报》的刘主编。“
挂断龙哥的电话后，谢一扬走到窗前。长江上的货轮依然在航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他的计划出现了裂痕——那些在他眼中不过是数字和利润的下岗工人，居然会反抗。
“老板，刘主编电话接通了。“张铁柱的机械臂递来手机。
谢一扬接过电话，声音已经恢复了从容：“刘主编，关于东莞那个小纠纷......对，就是几个工人不适应新环境......我想做个正面报道，标题就叫《转型阵痛：看下岗工人如何拥抱新经济》......“
挂断电话，谢一扬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这次，他的语气恭敬了许多：“周秘书长，我是小谢。有个小事想请您帮忙......东莞劳动局那边......“
放下手机，谢一扬看向电脑屏幕。上面是“江城劳务“的后台系统，显示已登记的下岗工人数量：3721人。按每人抽成700元计算，就是260万月收入。
足够覆盖珠海地皮的贷款利息了。
谢一扬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调出李卫国的档案——八级钳工，二十六年工龄，家庭住址......他眯起眼睛，把地址转发给了龙哥。
“柱子，“谢一扬关上电脑，“准备车，明天去趟国棉三厂。听说他们第二批改制名单出来了......“
窗外，乌云再次聚集。但这一次，谢一扬已经准备好了更结实的网，来捕捉那些试图挣扎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