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21日，武汉邮科院会议厅
谢一扬的手指轻轻敲击着红木会议桌，节奏如同倒计时的秒针。窗外东湖的波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会议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是散落的金币。
“林院长，考虑得如何了？“谢一扬将一份合同推向对面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每年两千万科研经费，只要一个排他协议。“
林振华扶了扶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作为武汉邮科院院长，他太清楚这份协议的份量——所有参与光纤项目的科研人员五年内不得离职，否则将面临天价违约金。
“谢总，这...这不合规矩啊。“林振华的声音有些发颤，“科研人员流动是正常现象...“
谢一扬突然笑了，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倒出一叠照片摊在桌上。照片里是林振华的儿子，正在美国某赌场挥霍筹码。
“令郎的留学签证好像快到期了？“谢一扬用指尖点了点照片上的日期，“我认识驻芝加哥总领事，可以帮忙续签。“
林振华的手猛地一抖，老花镜滑落到鼻尖。他当然明白这是威胁，但更让他恐惧的是谢一扬的情报网络——连他儿子偷偷去赌场都知道。
“我签。“老教授最终低下头，在协议上签下名字，笔迹歪歪扭扭像条垂死的蚯蚓。
谢一扬满意地收起文件，转头看向窗外。东湖对岸，长飞光纤的厂房正在扩建，那里有他从美国康宁公司窃取的光纤预制棒技术。现在，连最后一块短板也补上了——用法律枷锁锁住这些会走动的“技术载体“。
“柱子，“走出邮科院大门时，谢一扬对张铁柱吩咐，“通知人事部，给邮科院的科研人员家属安排工作，孩子优先入读扬帆实验小学。“
机械臂保镖的处理器闪烁了两下：“老板，这是...福利？“
“枷锁。“谢一扬拉开车门，“越柔软的枷锁，越难挣脱。“
1991年9月25日，武汉天河机场
程志明不断回头张望，仿佛身后有看不见的追兵。他攥着登机牌的手心全是汗水，上海贝尔的offer就藏在贴身口袋里，三倍薪资外加住房补贴。
“老程，放松点。“同行的李工压低声音，“我们又不是在逃犯。“
三人过了安检，程志明长舒一口气。再过半小时，他们就能飞往上海，逃离谢一扬的技术牢笼。作为光纤项目核心成员，他们掌握着长飞光纤最核心的涂层技术。
“程志明！“
一声厉喝如惊雷炸响。程志明回头，看见六个穿黑西装的男人快步走来，为首的亮出警官证：“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请配合调查技术泄密案。“
候机厅顿时骚动起来。程志明想跑，却被两个壮汉一左一右架住胳膊。他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女儿也被控制，女儿的书包掉在地上，彩色铅笔滚了一地。
“你们干什么！“李工怒吼，“我们只是普通工程师！“
黑衣人冷笑一声，从李工行李箱夹层摸出一个硬盘：“那这是什么？长飞光纤的工艺参数？“
程志明如坠冰窟。那个硬盘他从未见过。
1991年9月28日，扬帆大厦会议室
投影仪播放着程志明女儿的入学视频，小姑娘在扬帆实验小学的教室里朗读课文，声音清脆如铃。
“谢总，材料都准备好了。“法务总监推了推眼镜，“法院已经冻结他们三家全部资产，包括程志明老家的宅基地。“
谢一扬点点头，目光落在桌上那份《长江日报》上。头版刊登着《武汉三工程师涉嫌窃密被捕》，配图是程志明被押上警车的背影。
“上海贝尔那边什么反应？“
“已经撤回offer。“法务总监露出钦佩的神色，“谢总这招杀鸡儆猴太妙了，现在邮科院那帮人走路都绕着上海企业招聘台。“
谢一扬走到落地窗前，俯瞰光谷产业园。那里有他一手打造的“技术硅谷“，现在终于固若金汤。科研人员是技术载体，而载体必须牢牢掌控。
“老板，刚收到消息。“张铁柱突然开口，“林振华递交了辞职报告。“
谢一扬眉毛都没动一下：“心脏病？“
“脑溢血，昨晚发作的，现在在IcU。“
“送个花圈。“谢一扬转身拿起西装外套，“再给医院捐台ct机，用林振华的名字。“
1991年9月30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
程志明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检察官宣读起诉书：“...非法窃取商业机密，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每个字都像铁锤砸在他心上。
旁听席最后一排，谢一扬静静坐着，指尖转动着一枚U盘。那里有程志明与上海贝尔往来的全部邮件——当然都是张铁柱伪造的。
“被告是否认罪？“法官敲响法槌。
程志明抬头，突然看见谢一扬对他微笑。那笑容让他想起女儿——今早律师说，如果认罪，女儿可以继续在扬帆实验小学读书。
“我...认罪。“程志明低下头，眼泪砸在被告席栏杆上。
休庭时，谢一扬在洗手间堵住了程志明的辩护律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一张照片塞进律师口袋——是律师儿子在加拿大留学的地址。
“谢总放心。“律师脸色惨白，“我会建议当事人接受调解。“
1991年10月2日，长飞光纤厂区
谢一扬走在崭新的光纤拉丝车间，身后跟着二十名神情紧张的科研人员。这是邮科院事件后，第一次全员集合。
“各位不必紧张。“谢一扬抚摸着进口设备，“程工他们只是一时糊涂。“他突然转身，声音骤然变冷，“但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糊涂人。“
人群中，一个年轻研究员双腿发抖，尿湿了裤子。
当天下午，谢一扬收到人事部报告：邮科院87名科研人员全部签署了《保密承诺书》，有五人主动上交了猎头公司联系方式。
“老板，要处理那五个人吗？“张铁柱问。
谢一扬摇头：“给他们加薪20%，子女安排进国际班。“他看向窗外的东湖，夕阳将水面染得血红，“恐惧和感恩，才是最坚固的牢笼。“
1991年10月5日，武汉邮科院新任院长办公室
新任院长周鸿祎战战兢兢地给谢一扬倒茶，手抖得茶水洒了一半。他的任命文件墨迹未干，而谢一扬就坐在对面，手里把玩着一枚院长印章。
“周院长，“谢一扬抿了口茶，“我有个校企合作新想法。“
周鸿祎的茶杯“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谢总请讲。“
“扬帆集团出资建博士后工作站，所有科研成果专利权归我们。“谢一扬微笑着推过一份合同，“当然，科研人员会有丰厚奖励。“
周鸿祎扫了眼合同细则——这哪是工作站，简直是技术奴隶工厂。但他想起前任林院长的下场，又想起谢一扬承诺的“科研经费“，最终拿起了钢笔。
签字时，周鸿祎的手稳得出奇。他知道，从今天起，武汉邮科院改姓谢了。
1991年10月7日，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站在全景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两份文件。一份是法院对程志明的最终判决：三年缓刑，赔偿扬帆集团两百万元；另一份是上海贝尔发来的致歉信，承诺永不挖角长飞技术人员。
“老板，程志明的房子已经拍卖了。“张铁柱汇报道，“成交价只有市场价六成。“
谢一扬点点头，目光落在东湖对岸。那里，新的光纤研发中心正在打地基，工地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通知人事部，“谢一扬转身走向电梯，“明天开始，所有核心技术人员的直系亲属都要登记备案。“
电梯门关闭前，他最后看了眼窗外的武汉。这座江城的技术命脉，如今已牢牢攥在他掌心。科研人员、技术专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形成一座无形的牢笼。
而谢一扬，正是这座牢笼的设计师，也是唯一的钥匙保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