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在率军攻宋的征程中，于攻打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钓鱼山上）时不幸命丧于此。这座险峻的城池，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蒙古军队久攻不下，最终也成为了蒙哥汗的折戟之地。
蒙哥汗身死，蒙古帝国内部为争夺汗位陷入了激烈的纷争。在这动荡的局势中，忽必烈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于中统元年三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登上汗位，成为元世祖。登基之后，忽必烈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念，他极为重视人才，大力重用汉人将帅、谋臣。这些汉人能臣们熟知汉地的文化、制度与治理之道，他们为忽必烈的统治出谋划策，成为他统治的重要助力。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忽必烈依据汉地的政治传统，积极依仿汉法，大刀阔斧地改革官制。他打破原有的一些旧有体制，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高效的官僚体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使得政务处理更加有序、高效。同时，他努力确立中央集权，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加强对各个地区的有效控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通过这些举措，一个由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组成的新王朝——元朝，正式建立起来，为蒙古帝国的发展与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为了全力讨伐阿里不哥，稳定内部局势，暂时与南宋达成息兵修好的协议，为集中精力应对阿里不哥的挑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南宋此时正深陷政治腐败的泥沼之中。朝政腐败不堪，奸臣当道，贾似道凭借着权术手段，得以擅权专政。贾似道掌权之后，疯狂地网罗亲信，构建起自己的势力网络。在其掌权期间，他更是极力打压陷害那些有功将领，一些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忠心耿耿的将帅，或被无端罢官，失去施展才华的机会；或被治罪而含冤而死，落得凄凉下场。
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恶劣的政治生态，致使南宋上下民心相悖。百姓对朝廷失去信心，怨声载道；将士们也因此心灰意冷，离心离德。原本稳固的战备体系也变得松弛，军事力量大打折扣。南宋就这样在腐败与内耗中，坐失了强兵固边的难得大好时机。
早在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局势的微妙变化。他对南宋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襄阳这座城市对于南宋的重要性。
在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的策略时，刘整特别强调了“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这一点。他认为，襄阳就像是南宋的咽喉要塞，如果南宋失去了襄阳，那么它就如同被扼住了喉咙，无法顺畅地呼吸。而且，一旦襄阳失守，南宋在淮河一线的防御屏障也将随之瓦解，整个国家的防线将变得脆弱不堪。
刘整进一步指出，没有了襄阳的支撑，南宋的江山就如同一座没有坚固防线的大厦，摇摇欲坠。“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襄阳在南宋防御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忽必烈听完刘整的分析后，深表赞同。他意识到，要想成功攻灭南宋，必须首先拿下襄阳这个战略要地。于是，他随即与刘秉忠一同商议，深入探讨以往窝阔台攻宋以及蒙哥攻宋的经验教训。
在仔细研究了地理形势和战略布局之后，他们越发认识到襄阳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襄阳位于长江中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南宋抵御北方入侵的重要防线。如果能够攻克襄阳，就可以顺势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直捣江南腹地。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重要。这里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要想成功灭掉南宋，就必须以此为突破点，对南宋来个拦腰一刀，直击要害。
于是，忽必烈果断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襄樊（今属湖北）、实施中间突破、沿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的灭宋方略。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忽必烈暗中留下刘整在襄阳积极为此作准备。
在平定了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在政治上彻底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军事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于是，他正式启动了消灭南宋的计划，这一决策，标志着宋元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元军对南宋的战略进攻阶段。
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
在蒙古帝国的扩张历程中，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首先，蒙古人深知要攻占南宋，必须先在战略要地建立稳固的据点，作为进攻的重要基地。早在1261年的夏天，忽必烈便采纳了刘整的建议，派遣了一名精明能干的使者，带着珍贵的玉带，前往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的驻地。这位使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目标是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为蒙古人打开通往襄阳的大门。
使者抵达后，便极力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立榷场，也就是边贸集市。吕文德看到眼前的利益，被这些小利所迷惑，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的阴谋，竟然轻易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蒙古使者抓住机会，紧接着又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由，巧妙地提出要在襄阳外围筑造土墙。吕文德目光短浅，只顾着眼前的短期安全与利益，完全没有察觉到蒙古人的真正意图，竟然同意了这一看似合理的请求。
于是，蒙古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墙修筑工程。与此同时，他们在土墙内精心建造了坚固的堡垒。凭借着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蒙古人成功地在襄阳外围建立了第一个重要的据点。这个据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后来，忽必烈正是以这处据点为依托，开始屯兵，从而开启了对襄阳的长期围困。
到了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将领阿术继续推进战略布局。他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堡和东北的白河城修筑起坚固的堡垒。这些堡垒的修建，有效地切断了南宋增援襄樊的军队前进的道路，使得南宋试图救援襄樊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南宋军队在试图突破蒙古人的封锁时，屡屡受挫，襄阳的处境愈发艰难。
到了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将领史天泽在襄阳西部精心选择战略要地，于万山、百丈山修筑长围。与此同时，他还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修建城池，并将这些城池与其他堡垒连接起来。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的布局与建设，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至此，襄阳成为一座孤悬于外的孤城，陷入了蒙古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一时期，元军在襄阳外围修筑了10余处城堡。这些城堡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战略包围圈。蒙古人通过精心策划和逐步推进，成功地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为后续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襄阳的陷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蒙古人的军事行动也充分展示了他们高超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军事执行力。
咸淳三年（1267年）的秋天，蒙古的军事行动再次拉开帷幕。蒙古将领阿术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向襄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蒙古军队的攻势如同狂风暴雨般迅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们如同战无不胜的铁骑，迅速突破了宋军的防线，俘获了大量的宋军士兵。在周边地区，蒙古军队更是肆意掳掠，将财物和粮食一扫而空，最终满载而归。然而，宋军并未坐以待毙，他们并没有被蒙古军队的强势所吓倒，而是在蒙古军队回军之际，迅速制定了反击计划。
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宋军精心布置了一场伏击战。他们派遣水军在此设伏，扼住了蒙古军队的归路，同时，又派出了精锐的骑兵，直冲蒙古军队的阵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一战，蒙古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在混乱的战场上，蒙古的都元帅阿术也未能幸免，他在混战中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眼看形势危急，蒙古军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蒙古将领怀都展现出了他的果断与英勇。他迅速选派了一批善识水性的士卒，这些士卒凭借着出色的水性，勇敢地泅水而过，成功夺得了宋军的战舰。他们的这一行动，为蒙古军队的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其余的蒙古将领也毫不退缩，奋勇拼杀，与宋军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厮杀。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蒙古军队最终成功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保住了他们的战果。
尽管蒙古军队在安阳滩之战中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斗的过程却暴露出了他们水军力量远远不如宋军的弱点。在作战中，蒙古军队的水军明显处于劣势，这使得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水军的不足，不仅限制了他们在水战中的发挥，还可能影响到他们在陆地作战中的战略布局。这场战斗让蒙古军队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征服南宋，他们必须加强水军的建设，弥补这一短板。
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进行了一场深入而详尽的谋议，旨在探讨应对当前局势的最佳策略。
在这场激烈的讨论中，刘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元军的优势与劣势：“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然水战则稍逊于宋也。”他深知元军的骑兵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在水战方面却存在明显的短板。
接着，刘整进一步阐述道：“若能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必成矣。”他认为，要想战胜宋军，就必须克服自身在水战方面的不足，通过建造战舰和训练水军，提升元军的水上作战能力。
刘整的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元军的实际情况，更明确了提升水军实力对于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这一见解犹如醍醐灌顶，让阿术对局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忽必烈在听取了刘整的分析后，对这一策略表示高度认可。他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命令刘整负责“造战船，习水军”的任务，希望通过此举来增强元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最终达成进取襄阳的战略目标。
刘整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造船工作中。他深知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因此迅速召集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造船团队。
这些工匠们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们精心挑选优质木材，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在刘整的严格监督下，短短时间内，5000艘战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不仅如此，刘整还亲自组织水军进行日夜操练。他深知，一支强大的水军不仅需要精良的战船，更需要高超的作战技能。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让水军士兵们在实战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
除了自身的努力，刘整还积极与四川行省沟通协调。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地从四川行省获得了500艘战舰。这些战舰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刘整的水军力量。
凭借着这5000艘战船和500艘从四川行省得来的战舰，刘整成功地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这支水军的建立，不仅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更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开始，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经过整整两年的时间，蒙古军队在襄阳战场上逐渐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的形成，是元军一系列精心谋划与艰苦战斗的结果，也为后续对襄阳的攻克和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