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我乘坐的航班穿越云层，舷窗外是棉花般的云海和刺眼的阳光，我总会突然想起可久里的大河泡，想起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残骸，想起白双龙攥着操纵杆喊“起飞”时脖颈上凸起的青筋。原来有些梦，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水草的腥气和铁锈的涩味。
可久里的炊烟飘到大河泡时，就变成了湿漉漉的水汽，贴在裤脚和发梢上。那是六十年代的东北，工厂的烟囱和农家的土炕共享同一片天空。大河泡是个脏兮兮的水泡子，附近的化工厂、印染厂老往里面排脏水，水是暗绿色的，夏天泛着一层油光。可奇怪的是，经过一夜沉淀，清晨再看时，水面竟能像镜子似的亮晶晶的，倒映着天上的云和岸边的树。大人们说那水有毒，不让我们去，可孩子们哪管这些——那是我们的海。
岸边长满了齐膝高的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穗子随风摇晃，像无数个绿色的逗号，标记着夏天的长度。河水里飘着稀稀拉拉的浮萍，阳光一照，浮萍的缝隙里闪着细碎的光，真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耗在这里。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扒着门框高声喊：“去大河泡咯——”那声音穿过晨雾，像根看不见的线，把整个可久里还没睡醒的孩子都拽了起来。
我们拎着玻璃罐头瓶——那是捉鱼虫的利器——光着脚丫踩过还带着露水的草丛。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赤脚踩进温凉的河泥里，软乎乎的，偶尔硌到圆溜溜的鹅卵石，脚心一麻，反倒笑得更欢。
打水仗是每日必修课，掬一捧河水就往同伴身上泼，水珠在晨光里划出短暂的弧线，凉丝丝地溅在脸上，带着水草特有的腥气。有人故意往水里跺脚，溅起更高的水花，女孩子们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哄笑在河面上撞来撞去，惊飞了岸边停着的红蜻蜓。
我们追着粉紫色的蝴蝶跑，看它们停在狗尾巴草上，翅膀一开一合，像谁撕碎了的绸缎边角；蹲在水边捞鱼虫，那些红色的小点在玻璃瓶里挤来挤去，成了下午喂热带鱼时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但所有这些，都比不过岸边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残骸。
它半埋在草丛里，机身布满暗红色的铁锈，像一件被时光遗忘的铠甲。小孩子里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坠落的，也没人说得清它的来历——大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只说“早就有了”。驾驶舱的玻璃早就没了，露出里面那张磨损严重的座椅，深褐色的皮革裂着细密的纹路，却依旧结实。那是我们的王座，是这片领地上唯一需要争夺的宝座。
而和我抢得最凶的，就是白双龙。
王双龙比我高小半个头，胳膊腿粗实得像小牛犊，力气大得惊人。每次我们一窝蜂冲向飞机残骸，他总能一把推开身边的小伙伴，像头小老虎似的蹿上去，手脚并用地爬进驾驶舱，一屁股坐稳了就不肯挪窝。他双手攥着生锈的操纵杆——那杆子早就转不动了——腰杆挺得笔直，脖子梗着，扯着嗓子喊：“起飞！轰炸！目标正前方！”还故意晃悠身子，假装飞机在气流中颠簸。那副神气劲儿，看得我心里又羡慕又憋屈。
我个子矮小，动作也慢，每次都被他挤得一个趔趄，只能扒着驾驶舱的铁皮边缘，踮着脚尖往里望。有时候我也卯足了劲儿往上爬，可机身锈得滑溜溜的，刚攀住边缘，就被白双龙伸手一拨，“啪嗒”摔在软草里，青草屑沾了满脸。我揉着蹭疼的胳膊肘，看着他在上面得意地笑，心里酸溜溜的。前些天在电影院看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在脑子里闪——要是我能有将军那般力气，一定能把白双龙推开，稳稳当当地坐上那张宝座。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尝试。趁着白双龙正全神贯注地“驾驶”，我悄悄从另一侧往上爬。铁锈簌簌地往下掉，我咬紧牙关，手指死死抠住舱门边缘，一条腿已经跨了进去。白双龙猛地转过头，眼睛瞪圆了：“干啥你！”他伸手就推我。我身子一歪，膝盖重重磕在凸起的铆钉上。
剧痛让我“哇”地哭了出来。
白双龙愣了一下，低头看我。血已经顺着小腿流下来了，在脏兮兮的皮肤上冲出两道红沟，流到脚踝，渗进草地里。他脸上的得意瞬间没了，慌慌张张地跳下来：“你、你流血了！”
我哭得更凶了，一半是疼，一半是委屈。
白双龙蹲下来看了看我的膝盖，那里被划开一道口子，肉翻着，血糊糊的。他皱紧眉头，突然转身背对着我：“上来，我背你去我家。”
我抽噎着趴到他背上。他比我高，背却还单薄，脊梁骨硌得我胸口疼。他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后来我才知道，他推我时自己也扭了脚踝，但当时他一声没吭。
白双龙的姐姐正在院里晾衣服。看到我血糊糊的膝盖，她“哎呀”一声，扔下衣服就跑进屋，不一会儿拿着个棕色的玻璃瓶出来。“二百二”红药水——那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常备的神药。她先用温水给我擦洗伤口，动作很轻，然后拧开瓶盖，用一根细木棍蘸了红药水，仔细地涂在伤口上。药水蜇得我倒抽凉气，她吹着气说：“忍一忍，不消毒会化脓的。”
涂完药，她撕了条干净的旧床单给我包扎好，嘱咐道：“这两天别沾水，听见没？尤其不能去大河泡，那水脏，感染了可了不得。”
我点点头，眼泪还没干。
白双龙站在一边，搓着手，小声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姐姐瞪他一眼：“就知道疯！看你爸回来不揍你！”
第二天，我把白双龙姐姐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膝盖还疼着，纱布底下痒痒的，可我心里惦记着那架飞机——万一今天能抢到座位呢？我偷偷溜到大河泡，照例卷起裤腿下了水。温凉的河水浸过伤口时，我哆嗦了一下，但很快就适应了。我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捞鱼虫，把“不能沾水”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伤口化脓了。
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纱布被黄绿色的脓液浸透，一碰就钻心地疼。妈妈揭开纱布时倒抽一口凉气，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街道卫生院跑。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人，看了看伤口，摇摇头：“感染了，得清创。”没有麻药，他用镊子夹着棉球，一点点清理腐肉。我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别过脸去，手死死攥着我的胳膊。
清理完，医生给我敷上黄色的药布，又贴了厚厚的纱布，用胶布缠紧。“得养一阵子，千万不能再碰水了。”他说。
我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妈妈给我换药时，我都能看见那个伤口——从鲜红到暗红，从凸起到平复，最后留下一个新月形的褐色疤痕，像弯小小的月亮烙在膝盖上。很多年后，每当我洗澡时看见这个疤痕，就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大河泡，想起白双龙背我时硌人的脊梁骨。
腿好了以后，我瘸着又去了大河泡。
飞机残骸还在那里，孩子们也还在。白双龙依然霸着驾驶舱，看到我来，他动作顿了一下，没像以前那样得意洋洋地喊“起飞”，只是默默地攥着操纵杆，眼睛望着远处的水面。我依然抢不过他，只能在黄昏时分，等炊烟升起，等家家户户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声传来，才能爬上我的“宝座”。
那时吃饭是天大的事。可久里的傍晚，空气里飘着苞米碴子粥和咸菜疙瘩的味道。谁要是回家晚了，锅里的饭被兄弟姐妹抢光，那就只能饿着肚子熬一夜。所以一听到爹娘喊名字，连最霸道的白双龙也会骂骂咧咧地爬下来，拍掉身上的草屑，一溜烟往家冲。
只有这时候，整片河滩才是我的。
我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舱，慢慢坐下。皮革座椅被一天的太阳晒得温热，触感粗糙，却有种奇异的实在感。我学着白双龙的样子，双手紧握操纵杆，身体微微前倾，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河泡。风从没有玻璃的驾驶舱缺口灌进来，拂动我汗湿的头发，远处工厂下班的汽笛声传来，在我听来却像是发动机的呼啸。我轻轻晃动身体，假装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头、离地——脚下的土地仿佛真的在震颤。
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声音快盖过我脑子里的“飞机轰鸣声”，可我舍不得。比起饿肚子，能当一会儿“飞行员”才是最要紧的事。
“庆柏——回家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暮色。
我装作没听见，把身子伏得更低，眼睛眯起来，想象自己正在云层之上。
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草丛边。是爸爸。他脸上带着温和的责备，却从不大声骂我，只是伸出手：“走，回家吃饭。”
我牵着他的手往家挪，心思还拴在那架飞机上，小步子磨磨蹭蹭：“爸爸，大河泡里咋有飞机啊？”
爸爸低头看我，笑了笑：“从天上掉下来的。”
“啥时候掉的呀？”
“在你妈怀你的时候。”爸爸说，眼睛望着越来越深的夜色。
“那飞行员呢？”我仰起脸，“他跳伞了吗？”
爸爸停下脚步。我们站在土路中间，远处，飞机残骸在最后一抹天光里只剩下漆黑的剪影，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爸爸的嘴唇动了动，喉结滚动了一下，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牵着我继续往前走。
夕阳把我们父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落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随着我们的步伐一颤一颤。
后来我又问过爸爸很多次关于飞行员的事。我问飞行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飞机为什么会掉在大河泡，他跳伞后还活着吗。爸爸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啥”。但他的眼神总会飘向远方，飘向大河泡的方向，那里面有些我那时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也长了点力气，可还是抢不过白双龙。他像一株扎根在驾驶舱里的树，而我永远是需要等待阳光的苔藓。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可久里，上了中学、中专和大学，坐过了真正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看过真正的云海。
可我一想起童年，最先涌上来的总是大河泡的水汽味，湿漉漉的，带着铁锈和青草的腥气；然后是狗尾巴草穗子扫过小腿的痒；最后一定是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是白双龙攥着操纵杆时绷紧的下颌线，还有我心里那句从来没说出来的话——要是我有《骄傲的将军》里的力气，该多好啊。
而每次与那张心仪已久却总是失之交臂的座椅擦肩而过时所产生的深深遗憾，则化成了一种对力量的渴望，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拼命地撸铁锻炼，拼命地读书学习，拼命地长大，仿佛只要长得足够高、足够壮，就能回到那个夏天，把白双龙从驾驶舱里拽出来，自己坐上去，握住命运的操纵杆。
很多年后的一次中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白双龙。他开了个修车厂，膀大腰圆，手上都是油污和茧子。喝酒喝到满脸通红时，他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我愣住了。
“你学习好，老师总夸你。”他打了个酒嗝，“我那时候就想，我要是像你一样会读书就好了，就不用接班进厂，每天弄得一身油污。”
我们都沉默了。原来在我们彼此羡慕的童年里，都活成了对方想象中的“另一种可能”。他羡慕我能飞出大河泡，我羡慕他能牢牢坐在那个驾驶座上。
酒席散后，我独自走到酒店露台。城市灯火在脚下铺展，远处机场的导航灯明明灭灭。我想起那些关于飞机残骸的疑问，那些父亲从未回答的问题。
九十年代，沈阳城搞旧房改造，把大河泡填平了，高楼在填平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那架残骸再也看不见了。后来听人说过，那是架老式教练机，六十年代初坠毁的，飞行员为了不撞坏居民房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一直驾驶着飞机，没有选择跳伞逃生，最后冲向了大河泡。
类似这名飞行员的壮举，媒体时有报道，但大河泡里的飞机，始终在我的记忆里，它跳进了每一个仰望过那架残骸的孩子的梦里，然后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