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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集:新户籍制度的推行传言

暗流与星火:新户籍阴影下的沦陷区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平城的城楼上,将七月的暑气闷在街巷深处。日伪政权的“新民会”告示像一张张油腻的膏药,贴着“强化治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标语,在斑驳的墙面上格外刺眼。但比这些标语更让人心头发紧的,是最近在茶馆、米铺、胡同口悄悄蔓延的传言——日本人要推行“新户籍制度”了。

“听说了吗?这次要查三代,连祖宗八辈在哪儿埋着都得报上去。”王记油坊的伙计阿福压低声音,往柜台前凑了凑,手里的油提子还在滴着金黄的豆油,“还说要按‘良民等级’发牌子,等级低的连粮店买米都得看日本人脸色。”

围在柜台边打油的几个百姓交换着眼色,脸上没了往日的抱怨,只剩下一种被巨石压着的沉闷。住在西巷的张大爷嘬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哄鬼呢。前儿个保长挨家挨户敲门,说‘皇军’要搞‘精密户籍’,让各家把户口簿、地契、甚至针头线脑的来路都记清楚,三天内交到区公所。交不上的,按‘通匪’论处。”

“通匪”两个字像冰锥,让空气瞬间冷了下来。去年冬天,东街的李木匠就是因为没及时交上户籍登记表格,被日伪军拖到宪兵队打了个半死,出来后一条腿就废了。但此刻,恐惧依旧在眼底打转,却少了几分以往的慌乱。不知从何时起,一种隐秘的变化在人群中滋生——就像压在石缝下的草芽,被踩得越狠,越想着往有光的地方钻。

夜里,平城中学废弃的西厢房里,煤油灯的光晕被窗纸小心地糊住,只漏出一点昏黄的亮。地下党员老陈正在擦拭一把缴获的日式手枪,枪身的冷光映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对面坐着的是纺织厂的女工刘桂兰,她刚从纱厂下班,头上还沾着棉絮,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条。

“传言是从‘新民会’那帮汉奸嘴里先放出来的,”刘桂兰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很清晰,“他们在厂里开会,说新制度要‘科学化管理’,每家每户都要装‘身份芯片’,还说这是‘大东亚共荣’的新举措。好多姐妹一开始吓得直哭,但想起上次咱们烧了户籍科的档案,又偷偷把假名字报上去,日本人也没奈何,胆子就壮了些。”

老陈点点头,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匣:“这是鬼子的老把戏了,先造恐慌,再逼咱们就范。上次咱们联合游击队端了三个登记处,他们的户籍统制断了根,现在想玩‘新花样’吓唬人。根据地那边传来消息,说鬼子可能想结合西洋的指纹登记和他们自己的‘国民手账’,搞更严密的控制,说不定还想借此搜捕咱们的人。”

“那咱们咋办?”角落里的年轻学生小王攥紧了拳头,他是上个月刚加入地下小组的,“总不能等着他们来捆人吧?”

“当然不能等。”老陈把枪插回腰间,走到墙边挂着的平城地图前,“根据地的指示是:第一,戳破谣言,让老百姓知道鬼子的阴谋;第二,组织‘软对抗’,拖慢他们的登记进度;第三,准备后手,一旦他们动真格,咱们就按计划里应外合,再给他们来一下子。”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在城东区公所的位置:“桂兰,你负责纺织厂和周边的居民区,把传单发下去,告诉大家鬼子的‘新户籍’就是变着法儿抢粮食、抓壮丁,让大家记准了:报假信息、拖时间、藏起来,就是不给他们说实话。小王,你和几个学生娃负责学校和书店,用粉笔在墙上写标语,在课本里夹小字条,把‘不配合就是抗日’的道理传开去。”

“那您呢?”刘桂兰问。

“我去联系城外的游击队,”老陈的眼神变得锐利,“鬼子要是敢借登记抓人,咱们就在他们动手那天,把区公所的新档案再烧一次。”

三天后,区公所门前果然排起了长队。日伪军荷枪实弹地站在门口,狼狗吐着舌头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保长拿着花名册,扯着嗓子喊:“下一个!王富贵!把户口簿、地契、还有家里几口人、几只鸡都报清楚!”

一个穿着打补丁短衫的汉子走上前,手里的户口簿边角都磨烂了。保长接过来翻了翻,突然瞪起眼睛:“王富贵?你去年登记的时候不是叫王老五吗?怎么又改名字了?”

汉子挠了挠头,一脸“憨厚”:“保长您记性好,去年那是小名,这是大号。家里人口?嗨,爹娘早没了,就我和我媳妇,还有……还有三只老母鸡,前两天刚被‘皇军’的巡逻队借走两只,现在就剩一只了。”

“混蛋!”旁边的日本兵听懂了“借走”的意思,举起枪托就想砸,却被保长拦住了。保长知道这时候闹僵了,登记更没法办,只能憋着气骂:“老实点!再胡说八道抓你去宪兵队!”

汉子低着头,嘴角却不易察觉地抿了一下。他身后的人群里,有人轻轻咳嗽了几声,那是地下党约定好的信号——“按计划来”。

接下来的登记越发“混乱”。有的老太太说自己八十岁了,记不清哪年生的;有的年轻人报出生年月时,故意把月份说错,比如“腊月三十”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日子;还有人拿出的地契是光绪年间的,墨迹都快褪没了。日伪军气得哇哇大叫,却拿这些“愚民”没什么办法,总不能把全城的人都抓起来。

与此同时,平城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深夜里,有人在日伪区公所的围墙上刷上“新户籍是枷锁,不配合是英雄”的标语;清晨,卖豆浆的小贩会悄悄对熟客说:“听说了吗?鬼子的‘芯片’就是要在人身上打记号,跟牲口似的”;纺织厂里,刘桂兰带着姐妹们一边干活一边唠嗑:“我娘家那边,有人把户口簿藏在灶膛里,鬼子来搜都没找着”“对呀,我男人说了,咱们就装糊涂,拖一天是一天”。

恐慌像潮水一样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保长再次上门催逼时,开门的大婶会端出一碗馊了的稀饭:“保长您看,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哪还有心思管户籍啊”;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则干脆躲进城外的芦苇荡,跟着游击队学打枪。

日伪政权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心理攻势”竟然失灵了。以往只要放出“通匪”“严惩”的风声,百姓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如今却像拧成了一股绳,油盐不进。区公所的登记册上,满是错漏百出的信息,真正能用的寥寥无几。

“八嘎!”平城日军宪兵队队长小林拍着桌子,桌上的登记册被他甩得散开,“支那人的,大大的狡猾!新民会的,怎么搞的?”

站在一旁的新民会会长弓着腰,额头直冒汗:“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这都是共匪在背后煽动,老百姓被迷惑了。”

小林阴沉着脸,走到地图前。平城周边的抗日根据地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游击队时不时袭扰运输线,现在连户籍登记都推行不下去。他知道,光靠恐吓已经不够了,必须拿出“真家伙”来震慑这些“刁民”。

“传我的命令,”小林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后天,在城中心广场召开‘新户籍制度宣讲大会’,全城百姓必须参加。敢不来的,以‘反日’论处。另外,调一个中队的兵力过来,给我把广场围死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老陈耳朵里。地下小组紧急开会,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鬼子要动真格了,”老陈指着地图上的广场位置,“他们想借大会立威,说不定还准备了抓捕名单。根据地那边建议,咱们不能硬拼,但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刘桂兰拿出一张画着广场布局的草图:“我打听清楚了,广场周围有三个出口,日军主要把守南边和西边,东边靠近一条小巷,防守相对薄弱。他们还在广场中央搭了台子,小林和几个汉奸头头会上去讲话。”

小王兴奋地说:“那咱们可以在台下搞点动静,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动静要搞,但得巧。”老陈拿起一支铅笔,在草图上圈了几个点,“第一,咱们在广场周围散布‘鬼子要在大会上抓壮丁’的消息,让老百姓心里有准备,能溜的提前溜;第二,安排几个人假装吵架,或者故意晕倒,制造混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我联系了城外的游击队,他们会在大会当天下午,佯攻城西的日军据点,把一部分兵力引过去。咱们趁机在广场东边制造突破口,只要看到信号——也就是三声连响的鞭炮,就组织群众往外冲。”

“那台上的鬼子怎么办?”小王问。

“不用担心,”老陈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咱们还有一手。我已经安排了人,混在给大会送水的杂役里,到时候会‘不小心’把煤油洒在台子周围的柴火堆上……鬼子不是想开会吗?那就给他们开个‘热闹’的会。”

会议的前一天,平城的空气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日伪军在街上增加了巡逻,挨家挨户地驱赶百姓去参加大会。但很多人家早就“躲亲戚”去了,剩下的人也大多揣着不安,互相传递着眼神。

第二天中午,城中心广场被日军刺刀围成了一个圈。密密麻麻的人群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中间,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石板路。台上,小林穿着笔挺的军装,旁边站着点头哈腰的汉奸们,喇叭里传出刺耳的日语和蹩脚的汉语翻译。

“大日本帝国为了东亚共荣……新户籍制度是为了保护良民……不配合者,严惩不贷……”

台下的人群嗡嗡作响,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恐惧和愤怒在交织。刘桂兰混在妇女堆里,悄悄给旁边的大婶使了个眼色,大婶立刻捂着肚子蹲下,嘴里哼哼着:“哎哟,我肚子疼……”旁边几个妇女连忙围上去,假装搀扶,不动声色地往东边靠。

小王则带着几个学生,挤在靠近台子的位置,手里攥着用废纸团成的“石头”。

就在小林讲到“皇军的仁慈”时,突然,城西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虽然距离很远,但在安静的广场上格外清晰。台上的小林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朝西边望去。

“是游击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抓住他!”小林吼道,但已经晚了。

“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像信号枪一样划破天空。

几乎同时,靠近东边出口的几个“壮汉”猛地推开了挡路的日伪军,用肩膀撞向简陋的木栅栏。“冲啊!”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压抑已久的人群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东边涌去。

日伪军慌忙开枪警告,但子弹打在空处,反而更激起了人们的勇气。刘桂兰拉着小王,跟着人流往前冲。混乱中,她看到几个穿杂役衣服的人突然将手里的水桶砸向台子,黑色的煤油顿时泼了一地,紧接着,一个火星飞溅的火把被扔了过去!

“轰!”

台子瞬间腾起一片火光,浓烟滚滚。小林和汉奸们吓得连滚带爬地从台上逃下来,现场彻底失控。日伪军既要灭火,又要抓人,还要防备西边可能真的攻过来的游击队,顿时乱成一团。

老陈混在撤退的人群里,看着身后火光冲天的广场和四散奔逃的日伪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这次“宣讲大会”变成了“闹剧”,日伪的新户籍阴谋,还没正式开场,就已经在民众的反抗和抗日力量的打击下,露出了溃败的迹象。

当最后一批百姓消失在平城的街巷深处时,夕阳正染红了西边的天空。虽然日伪的统治依然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座城市,但在乌云之下,无数的星火已经被点燃。它们藏在纺织厂的纱锭间,躲在油坊的油缸后,闪现在学生的课本里,更燃烧在每一个不甘被奴役的百姓心中。

新户籍制度的传言还在继续,但它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轻易掀起恐慌。因为经历过抗争的人们已经明白:团结起来的勇气,比任何恐吓都更有力量。而那些散布阴谋的人不会知道,他们每一次的压迫,都只会让这片土地上的反抗,变得更加坚韧,更加不可阻挡。平城的夜晚,又一次在暗流涌动中迎来了黎明,而这一次,人们心中的星火,已经照亮了反抗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