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出身将门世家，父亲姚懿贞观年间远赴西南边疆任职巂州都督，镇守蛮夷杂处之地，一生刚正，去世后追赠幽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家风重气节、尚实干。得天独厚的家世，让姚崇年少时不必困于寒窗苦读，反倒养成洒脱不羁、重义轻利的性子。
《新唐书》记载：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寥寥十字，道尽他前半生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十几岁的姚崇不爱经书典册，偏爱骑射游侠，整日与乡里少年纵马郊外，谈江湖义气，不屑埋头钻研科举文章。旁人劝他读书求取功名，他只一笑置之，觉得伏案写字远不如策马驰骋快意。
这样肆意随性的少年岁月持续至二十岁出头，一场变故彻底扭转他的人生轨迹。家中长辈离世，处理丧葬期间，姚崇翻阅先人遗留文书，偶然读到古人忠孝治国的篇章，猛然醒悟：父辈身居高位镇守一方，靠的不是骑射，而是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自己空有一腔意气，若无学识傍身，终究只是乡野莽夫，既无法光耀门楣，更谈不上造福百姓。
幡然醒悟的姚崇彻底收心，闭门苦读，日夜研读经史、律法、兵策，过往荒废的时光尽数加倍补回。凭借过人天资与数年苦功，他先依靠门荫，担任孝敬皇帝的挽郎，这份官职多授予世家子弟，算是踏入官场的敲门砖。不久后朝廷开设制举，特设“下笔成章”科，考察士子即时撰文、处理公务文书的能力，姚崇应试一举登科，正式授濮州司仓参军，掌管地方粮仓、户籍、赋税，从基层官吏开启数十年仕途。
基层岗位最磨炼心性，濮州数年，姚崇每日处理繁杂钱粮、民间纠纷，没有豪门子弟的傲气，凡事亲力亲为，摸清底层民生疾苦，看清州县行政积弊。他从不敷衍文书，记录民情条理清晰，上级巡查时屡屡称赞其干练，五年间稳步升迁，一路做到夏官郎中。
夏官即兵部，郎中掌管全国军务文书、边境军情调度，属于中央核心办事岗位。此时正值武周万岁通天年间，契丹大举南下侵扰河北，数座州县接连沦陷，前线军书如同潮水般送入兵部，文武百官被海量军情压得手足无措，文书堆积如山，迟迟无法梳理决断。唯独姚崇伏案分拣、逐条分析军情，拟定调度方案下笔如流水，每件军务划分清晰、处置得当，没有一丝混乱。
武则天素来识人精准，听闻兵部有这般能吏，亲自召见姚崇问话，一番对谈后，对他的军政才能大为赏识，直接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相当于兵部副长官，姚崇自此正式进入武周权力核心圈层，距离宰相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圣历初年，武则天在后宫召见一众近臣，抛出一道触及朝野所有人心底恐惧的难题，这段君臣对话，足以看出姚崇远超同期朝臣的胆量与仁心。
武则天开口言道：昔日周兴、来俊臣一众酷吏掌管诏狱，朝中大臣互相牵连构陷，人人被迫承认谋反。我当时心中怀疑有冤屈，特意派身边近臣前往狱中复审，所有犯人都亲手写下供词认罪，我便以为并无冤狱，批准了酷吏的处置。自从周兴、来俊臣伏诛之后，朝堂再也无人告发谋反，难道从前被处死的朝臣，当真没有蒙受冤屈之人？
满殿文武沉默不语，无人敢接话。彼时酷吏虽死，但武周告密之风延续多年，人人惧怕惹祸上身，生怕一句言语不慎，被扣上同情逆党的罪名，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唯独姚崇向前一步，从容直言，条理清晰拆解酷吏罗织之祸。
姚崇坦言：垂拱年间之后，但凡被人告发，无论官员百姓，几乎都是屈打成招、被迫自诬。当年朝堂以揭发他人谋逆作为晋升功绩，天下百姓将这种构陷手段称作“罗织”，残酷程度远超东汉党锢之祸。即便陛下派遣近臣前往狱中复核，前去问话的官员自身尚且性命难保，哪里敢推翻酷吏定下的罪名？囚犯一旦翻供，便会遭受更残忍的酷刑，张虔勖、李安静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如今上天警醒陛下，诛杀一众凶徒，朝堂才得以安定。臣愿以自身性命、全家百口担保，如今在朝内外任职的官员，绝无一人谋反。往后再有告发谋逆的状纸，恳请陛下暂且封存搁置，不必追查审讯，若日后真能查出实据，臣甘愿领受欺君重罪。
一番话坦荡直白，既点破武周多年冤狱真相，又保全满朝文武，分寸拿捏恰到好处，没有指责武则天失察，只将过错归于酷吏，同时立下重誓打消君主猜忌。武则天听完心中大悦，感慨道：从前宰相只会顺着我的意思行事，没有人敢直言朝堂实情，姚崇今日一番话，句句贴合我的心意，实在体恤君主、怜悯百官。当即赏赐姚崇千两白银，自此对他更加信任倚重。
不久后，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拜相，兼任凤阁侍郎，手握军政大权。恰逢突厥首领名为叱利元崇，武则天忌讳姚崇本名元崇与之重名，特意赐名元之，后世多以姚元之称呼他，本名反倒渐渐少有人提及。
拜相不久，姚崇以母亲年迈多病为由，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家侍奉老母，奏折言辞恳切，满是孝心。武则天不忍强行挽留，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免去宰相政务，让他安心照料家人。可仅仅过去一个月，武后又舍不得荒废姚崇的才能，下诏书令他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重新执掌兵部、参与宰相议事。
姚崇得知后立刻上书推辞，理由十分周全：臣如今侍奉相王（日后的唐睿宗李旦），同时掌管全国兵马，手握兵权又亲近亲王，若继续任职，难免会让陛下猜忌相王存有异心。臣不惧身死，只担心此事会连累相王，招致无妄祸事。
武则天细细思索，深知姚崇所言属实，亲王与兵权不可同归于一人，于是改任他为春官尚书（礼部尚书），保留宰相职权，避开兵权与亲王身份的冲突。这件事足以窥见姚崇心思缜密，深谙皇权猜忌的底线，懂得主动避嫌，不给君主留下半点疑心。
彼时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权倾朝野，满朝文武争相巴结，无人敢违逆二人意愿。张易之私自请求，将京城十名有名望的大德僧人调往自己在定州修建的私人寺庙，僧人不堪逼迫，纷纷前往官府申诉。案件交到姚崇手中，他查明实情后直接驳回张易之的请求，坚决不肯妥协。张易之多次私下托人说情，许以重金高官，姚崇始终不为所动。
怀恨在心的张易之不断在武则天面前诋毁姚崇，久而久之，武后迫于宠臣压力，将姚崇改任司仆卿，宰相职位依旧保留，随后派他出任灵武道大总管，前往边境统兵，变相将他调离京城，避开二张的锋芒。
离开长安前往边关的姚崇并未消沉，在灵武道整顿边防、安抚边境胡人，军政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静待朝堂变局。他心里清楚，二张恃宠乱政，根基不稳，武周年间潜藏的皇权矛盾，早晚迎来爆发之日。
长安四年末，武则天病重卧床，长期居住长生殿，只允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近身伺候，隔绝百官，朝堂内外人心惶惶，都担心二张趁机篡改诏令、把持朝政。宰相张柬之暗中联络桓彦范、敬晖等忠于李唐的大臣，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二张，扶持太子李显复位，恢复李唐江山。
姚崇恰好从灵武道总管任上返回京城汇报军务，张柬之知晓姚崇心怀李唐、处事稳重，将政变全盘计划告知于他，邀请他一同参与谋划。姚崇权衡局势后，果断加入政变阵营，全程参与调度安排。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人率领羽林军闯入皇宫，当场斩杀张易之、张昌宗，包围长生殿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登基，是为唐中宗，这场改变王朝走向的事件，史称神龙政变。政变大功告成，一众参与谋划的大臣齐聚宫中，互相庆贺，人人喜笑颜开，庆幸李唐重归正统。
唯独姚崇一人，望着被迫迁居上阳宫的武则天，独自低头落泪，悲伤难以克制。一旁的张柬之、桓彦范十分不解，上前劝阻：今日乃是拨乱反正、再造大唐的大喜之日，你在此流泪，难道不怕招来祸事？
姚崇擦去泪水，坦然回应：我跟随则天皇帝多年，受她知遇提拔之恩，今日参与诛杀佞臣、扶持李唐，是身为臣子的大义；可心中感念旧主恩情，忍不住落泪，亦是人之常情。倘若因此获罪，我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这番落泪之举，是姚崇一生最高明的自保手段。其余功臣满心沉浸在拥立君主的功劳之中，丝毫没有考虑过中宗李显的心思：李显虽是武则天亲生儿子，却常年被母亲打压囚禁，心中对母亲存有隔阂，但身为李氏子孙，绝不愿看见朝臣肆意践踏武氏旧主。一众大臣庆贺无度，反倒会让新君心生戒备，认为这群臣子冷血无情，今日能逼迫武后退位，他日也能胁迫自己。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中宗稳定朝政后，开始清算神龙政变功臣，张柬之、桓彦范等人接连被贬流放，最终惨死偏远之地。唯有当初当众为武后落泪的姚崇，仅仅被外放为亳州刺史，避开朝堂内部的清算风暴，安稳保全自身与家族。
外放州县的数年，姚崇辗转亳州、常州、申州等地担任刺史，每到一处，都整顿吏治、减免苛捐杂税，安抚百姓，地方治理政绩突出。同时他冷眼旁观京城乱象：唐中宗懦弱无能，韦皇后、安乐公主野心膨胀，勾结武三思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残害忠良，朝堂再度陷入混乱。姚崇始终坚守地方岗位，不主动攀附朝中权贵，不卷入皇室内斗，静静等待下一次时局更迭。
景龙四年，韦皇后毒杀唐中宗，妄图效仿武则天登基称帝。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拥立相王李旦登基，即唐睿宗。李旦素来知晓姚崇才干，登基后立刻下旨，将姚崇召回长安，再度拜相，兼任兵部尚书。
二度入朝为相的姚崇，看清当下最大的隐患：太平公主凭借拥立睿宗的大功，权势滔天，朝中半数官员出自她门下，她屡次干预朝政，暗中排挤太子李隆基，皇室储君与公主之间矛盾日渐激化，早晚爆发流血冲突。
姚崇为稳固太子地位，向睿宗上书，提出两项关键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至东都洛阳，远离长安权力中心；将手握兵权的宗室亲王外派为地方刺史，收回京城兵权，避免亲王勾结公主作乱。
这份奏疏直击核心矛盾，可睿宗性格软弱，十分看重兄妹亲情，不愿疏远太平公主。消息很快传到太平公主耳中，公主勃然大怒，当众斥责太子李隆基，认定是太子授意姚崇提出建议，意图削弱自己势力。
李隆基为平息公主怒火、保全自身储君之位，只能主动上书，弹劾姚崇离间皇室骨肉，请求朝廷从重处置。迫于皇室压力，睿宗只得免去姚崇宰相之位，贬为申州刺史，之后又接连调任扬州、同州刺史。
再度被贬外放，姚崇没有半句怨言，在同州勤勤恳恳治理地方，与此同时，京城局势持续恶化：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势同水火，朝中分化为两大阵营，文武大臣站队对立，朝堂纲纪彻底崩坏。所有人都清楚，一场决定大唐未来命运的决战，即将到来，而历经两度贬谪、看透朝堂所有弊病的姚崇，将成为李隆基扭转乱局最重要的助力。
先天二年，唐睿宗迫于压力禅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改元开元。但此时太平公主依旧手握实权，朝中七位宰相，五位依附公主，她暗中谋划废除唐玄宗，另立新君。李隆基先发制人，发动先天政变，一举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全部党羽，彻底收回皇权，真正独掌大唐朝政。
平定内乱后的唐玄宗，一心想要整顿满目疮痍的朝堂，开创全新治世，急需一位兼具魄力、经验丰富、通晓军政的宰相辅佐。朝中残存官员要么依附太平公主余党，要么才能平庸、安于现状，无人能担起改革重任。玄宗心中第一人选，便是远在同州担任刺史的姚崇。
当年十月，唐玄宗前往新丰驿讲武阅兵，借着巡视边境的名义，秘密派人征召姚崇前来行宫觐见。当朝宰相张说素来嫉妒姚崇才能，得知皇帝想要重用姚崇，心中恐慌，接连使出手段阻拦：先是派遣御史大夫赵彦昭上书弹劾姚崇，罗列莫须有的罪名，玄宗置之不理；随后又指使殿中监姜皎进言，假意举荐姚崇担任河东总管，将他长久留在边关，远离朝堂中枢。
唐玄宗一眼看穿姜皎背后是张说授意，当场厉声质问，姜皎惶恐认罪，坦白是张说指使。玄宗心中更加确定，姚崇的能力让现任宰相忌惮，足以担当改革大任，催促使者火速前往同州传召。
姚崇抵达新丰行宫后，唐玄宗当即召见，二人在渭水岸边彻夜长谈，讨论治国方略。玄宗开门见山，想要直接任命姚崇为宰相，谁知姚崇并未立刻谢恩，反而向玄宗提出一个条件：若陛下愿意采纳我十条治国主张，我才敢接受宰相任命；倘若十条中有一条无法推行，臣只能推辞相位，继续驻守地方。
这便是名垂青史的十事要说，是姚崇为开元盛世量身打造的改革总纲领，字字切中自武周末年以来数十年的朝堂弊病，原文要义整理如下：
1. 施行仁政，废除武朝严苛酷刑，宽待天下百姓；
2. 数十年边境穷兵黩武，损耗国力，恳请陛下停止主动对外征伐，休养生息；
3. 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剥夺宦官军政奏事、举荐官员的权力；
4. 皇亲国戚、外戚不得担任中央台省、御史台核心官职，杜绝外戚专权；
5. 朝廷过往靠进贡珍宝、奇玩取悦君主，恳请陛下拒绝四方奢华贡品，崇尚节俭；
6. 武后大兴土木修建佛寺道观，耗费钱粮人力，请求停止滥建寺观，裁汰伪滥僧尼；
7. 先朝轻辱大臣，朝臣获罪多受折辱，恳请陛下以礼对待臣子，不随意刑责文官；
8. 前朝鼓励官员告密，掀起朝堂相互构陷之风，恳请杜绝告密，宽容直言官员；
9. 大量闲散官员、员外官冗余无用，加重朝廷财政负担，严格裁撤冗官，精简官僚体系；
10. 西汉吕后、武周女主乱政，恳请将后宫干政的制度彻底断绝，后宫不得插手国事。
十条主张覆盖刑罚、军事、宦官、外戚、宗教、吏治、君臣关系、后宫限制，环环相扣，直击所有动摇王朝根基的隐患。唐玄宗听完每一条，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全部应允，全盘接纳姚崇的改革方案。
得到君主全权支持，姚崇正式拜相，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升任中书令，封梁国公，开启短短三年、却改变大唐国运的辅政生涯，世人自此称他“救时宰相”，意为挽救时局、匡扶乱世的相才。
彼时先天政变刚结束，朝堂官员冗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睿宗一朝宰相最多时多达十七人，各部员外官、试官、闲职官员数不胜数，人浮于事，政令推行迟缓，国库俸禄开支巨大。姚崇推行新政第一刀，便对准臃肿官僚体系，严格考核所有官员，裁撤数千名无实际职务的冗官，重新划定全国官吏编制，仅保留一万八千八百零五名正式官员，各司其职，杜绝买官、闲官乱象。
同时立下硬性规矩：皇亲、外戚一律不得出任御史、吏部、中书门下核心岗位。玄宗的兄长申王李成义，想要提拔自己府上一名侍从升迁，多次向玄宗求情，皇帝本打算应允，姚崇坚决上书驳回，直言官员升迁必须依靠考核功绩，不能凭借亲王私情破坏选官法度，玄宗最终收回成命，自此权贵不敢随意插手官员任免。
针对泛滥的佛寺僧尼问题，姚崇再度上书劝谏，他提出务实通透的观点：佛道教化核心在于内心向善，并非依靠剃度出家、修建庙宇。梁武帝、北齐皇帝倾尽国力崇佛，最终难逃亡国灾祸；只要君主善待百姓、让万民安居乐业，便是最大的慈悲，不必纵容奸猾百姓削发避税。
当时大量富裕农户、壮丁为逃避赋税徭役，私自花钱买度牒出家，寺院坐拥大片良田却无需缴税，劳动力大量流失，国库赋税锐减。玄宗采纳姚崇建议，在全国清查伪滥僧尼，勒令一万两千多名没有正规度牒的僧人还俗务农，充实农耕人口，限制寺院大肆占地造像，缓解民生与财政双重压力。
姚崇行事雷厉风行，遇事敢于独自承担责任，从不推诿甩锅。有一次，姚崇在玄宗面前依次举荐基层郎吏升迁，唐玄宗全程目视殿外，没有回应一句话。姚崇心中惶恐，反复禀报，玄宗依旧沉默，姚崇只得忐忑退朝。
内侍高力士事后劝谏玄宗：陛下刚刚登基，应当与大臣商议政务，今日姚崇多次奏事，陛下一言不发，难免冷落重臣。
唐玄宗答道：我将朝廷政务全权托付姚崇，大事自然会与我商议；至于基层郎吏升迁这种小事，姚崇自有决断，何必事事都来烦扰我。
高力士将这番话转告姚崇，姚崇心中悬着的石头彻底落地，明白君主给予自己百分百信任，更加放开手脚推行改革，朝堂风气焕然一新。短短两年时间，吏治清明、赋税轻薄、权贵收敛、百姓安定，大唐彻底走出韦后、太平公主乱政带来的衰败局面，开元盛世的序幕缓缓拉开。
开元四年，山东、河南、河北大片区域爆发特大蝗灾，亿万蝗虫遮天蔽日，飞过田间瞬间啃光禾苗，百姓一年劳作颗粒无收。彼时民间普遍流传迷信说法，认为蝗灾是上天降下的惩戒，蝗虫是神虫，万万不可捕杀，各地百姓只能搭建祭坛，杀猪宰羊焚香跪拜，眼睁睁看着庄稼被毁，不敢做出任何驱赶捕杀的举动。
地方刺史纷纷上书朝廷，主张以德祈福、祭祀消灾，不可动用人力对抗天灾，朝中文武百官也大多附和这种说法，劝阻唐玄宗下令捕蝗，认为大肆杀虫会激怒上天，招来更大灾祸。
朝堂上下一片妥协迷信之声，唯有姚崇一人坚决主张举国捕杀蝗虫，立刻上书玄宗，引经据典驳斥荒唐说辞：《诗经》早有记载，田间害虫应当放火灭杀；汉光武帝也曾下诏鼓励百姓清除螟虫，自古便有人力除蝗的先例。蝗虫天性畏惧人，农田各有主人，农户为保全自家收成，必然愿意出力驱赶。我拟定一套完整捕蝗之法：夜间在田间点燃火堆，火堆四周深挖壕沟，蝗虫趋火飞来，一边焚烧一边掩埋，便能彻底根除蝗患。往年灭蝗失败，不是天灾不可抗，只是官员百姓不肯全力执行罢了。
唐玄宗看完奏折，心中依旧犹豫，担心违背天意，想要暂缓推行捕蝗政令。姚崇再度进言，语气坚定，甘愿独揽所有罪责：陛下心怀仁爱，不忍杀生，此事无需陛下颁布明诏，由臣单独下达文书，派遣御史前往各州县担任捕蝗使，全程督办灭蝗。倘若捕杀蝗虫之后，上天降下灾祸，所有惩罚全部落在臣一人身上，绝不牵连陛下与朝廷。
这番以自身性命担保的进言，打消了唐玄宗全部顾虑，当即批准姚崇的灭蝗计划，派出多路御史奔赴受灾州县督导。
可政令推行途中，依旧遭遇地方官员强硬抵制，汴州刺史倪若水态度最为顽固，拒不配合捕蝗御史，还上书朝廷引十六国刘聪的例子，声称依靠人力灭蝗只会让灾情越发严重，唯有修养德行才能消除蝗灾。
姚崇见状，直接亲笔写下文书斥责倪若水，逻辑犀利，直击地方官不作为的要害：刘聪是伪政权君主，德行不足以压制灾异；如今本朝君主圣明，灾异应当屈服于圣德。自古政绩优良的地方官，蝗灾都会避开他管辖的州县，若说修德免灾，难道汴州蝗灾泛滥，是刺史无德所致？如今放任蝗虫吞噬青苗，秋收颗粒无收，百姓流离饥荒，刺史该如何向万民交代？切勿迟疑观望，等到饥荒四起，再后悔便来不及了。
倪若水收到斥责文书，心中惊惧，立刻全力组织百姓捕蝗，短短一段时间，仅汴州一地便捕杀蝗虫十四万石，各地掩埋焚烧的蝗虫堆积如山。
即便已有实实在在的成效，朝中反对之声依旧没有断绝，黄门监卢怀慎多次找到姚崇，劝说他适可而止，天灾终究不能靠人力根除，大量杀生恐招报应。姚崇不为所动，回复卢怀慎：如今山东遍地蝗虫，百姓粮食即将耗尽，倘若放任不管，当年必然爆发大范围饥荒，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引发动乱，这才是真正的天降大祸。我一心为民，绝不惧怕些许非议，就算灾祸降临，我独自承担，无需旁人忧心。
在姚崇强力推动之下，各地持续开展灭蝗行动，全国累计捕杀蝗虫数百万石，受灾州县虽然收成减产，但终究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数百万百姓得以保全性命。
灭蝗大功之后，姚崇在朝中威望达到顶峰，可盛极必衰的隐患，早已潜藏在他的家族之中。姚崇一生为官清廉，自身生活简朴，不贪财受贿，却唯独对两个儿子姚彝、姚异疏于管教，犯下难以挽回的过失。
二人依仗父亲当朝宰相的权势，在地方任职期间大肆结交宾客，收受各地官员贿赂，利用姚崇的名头为人疏通关系、买卖官职，贪腐之事渐渐传到唐玄宗耳中。祸不单行，姚崇十分信任的亲信中书主书赵诲，收受胡人巨额贿赂，东窗事发被关押审讯，按律法应当判处死刑。
姚崇念及多年情谊，多次向唐玄宗求情，请求从轻处置赵诲。皇帝心中本就因姚崇儿子贪腐心存芥蒂，如今又见宰相徇私包庇受贿下属，心中不满越发浓重，虽然最终将赵诲改判杖责流放岭南，却渐渐疏远姚崇。
心思通透的姚崇敏锐察觉到君主态度变化，清楚自己身为宰相，子弟、亲信接连触犯律法，已然招致帝王猜忌，继续身居相位，只会给家族埋下覆灭隐患。与其等待皇帝下旨问责，不如主动交出权柄，体面退位自保。
开元四年年末，姚崇多次上书唐玄宗，恳切请求辞去中书令宰相职位，言辞恳切，反复陈述自己年老精力衰退，子弟犯错难辞其咎，无力继续主持朝政。唐玄宗再三挽留，姚崇去意已决，皇帝只得应允，免去其中书令职务，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散官，享受一品官员俸禄，依旧允许他参与朝廷重大国策商议，给予极高礼遇。
退位之时，姚崇没有借机举荐自家亲信，而是向唐玄宗全力推荐宋璟接替宰相之位。宋璟为人刚正不阿、严守法度，行事风格与姚崇灵活变通截然不同，但二人改革理念完全契合，都主张整顿吏治、轻徭薄赋、限制权贵。姚崇深知宋璟品行才干，断言由他辅政，开元新政能够持续推行，不会半途而废。
事实证明姚崇眼光独到，宋璟接任宰相之后，延续姚崇定下的十条治国准则，坚守公正，约束权贵，与姚崇前后接力，共同打造稳定清明的开元初年政局，后世将二人并称姚宋，成为盛唐贤相标杆。
卸下宰相重担的姚崇定居洛阳，虽不再每日上朝处理政务，但唐玄宗遇到军政大事，总会派遣内侍前往洛阳询问他的意见，对他的建议几乎全部采纳。开元五年，玄宗前往东都洛阳途中，太庙突然损毁，朝中大臣纷纷进言，称是上天警示君主，应当暂缓东巡。玄宗心中迟疑，专程召见姚崇询问看法。
姚崇客观分析太庙损毁缘由：太庙本是前秦时期修建，历经数百年木质结构腐朽损坏，只是自然坍塌，与陛下东巡没有关联，不必过度解读天象。陛下前往洛阳是早已定下的安民行程，只需照常出发，同时派人修缮太庙即可。一番理性分析，打消君主的迷信顾虑，稳定朝野人心，尽显务实唯物的处事风格。
开元九年九月，七十一岁的姚崇重病卧床，自知时日无多，回首一生朝堂恩怨，心中最大的隐患便是政敌张说。早年二人同为宰相，互相猜忌，张说曾设计排挤姚崇，姚崇也曾上奏将张说贬出京城，二人积怨多年，张说心胸狭隘、贪财好名，姚崇担心自己去世之后，张说身居高位，罗织罪名报复自己的子孙，姚氏一族恐遭灭门之灾。
深思熟虑后，姚崇给两个儿子留下一套完整自保计策，叮嘱道：我与张丞相积怨深厚，他素来贪图珍宝古玩。我过世之后，他必定前来吊唁。你们将家中收藏的全部玉器、名贵珍宝、古玩陈列在灵堂两侧。倘若张说前来，目光留意这些珍宝，你们立刻将所有宝物全部赠予他，顺势恳请他为我撰写墓志铭。
只要张说收下珍宝、提笔写下碑文，便会对我大加称颂，碑文成文之后，立刻连夜誊写多份，第一时间呈送给陛下阅览，同时提前雕刻石碑。等几日之后，张说回过神来，必然后悔为我美言，派人前来索要碑文底稿，届时只需告知石碑已经刻好、文稿早已上报皇宫，拒不归还即可。
一旦碑文经过皇帝阅览、刻成石碑流传世间，张说日后就算想要诋毁我们姚家，也等同于自我否定，前后言论相悖，君主也不会信任他的构陷之词，子孙便可保全平安。
交代完应对政敌的计谋，姚崇又写下长篇遗嘱，约束子孙后事安排，通篇反对厚葬、信奉佛道，再次重申自己一生务实的观念：
其一，坚决薄葬，不许重金购置棺椁、陪葬珍宝，下葬只用普通布衣简棺，不修建奢华墓园，不耗费钱粮举办大规模葬礼；
其二，禁止子孙为自己抄佛经、塑造佛像、请僧道做法事。姚崇直言，古往今来无数帝王贵族倾尽家产礼佛，最终无法保全自身、避开灾祸；人寿命长短自有定数，福报来自行善安民，而非依靠僧道超度，不必花费钱财助长寺院牟利；
其三，家产公平分给子孙，不许为争夺财产互相争斗，为官不可依仗家族权势贪赃枉法，吸取姚彝、姚异早年犯错的教训。
不久后姚崇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朝廷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一切皆如姚崇生前所料，张说前来吊唁时，目光死死盯住灵堂摆放的奇珍古玩，姚崇儿子按照父亲遗计，将珍宝尽数奉上，请求撰写墓志。
张说大喜过望，收下宝物，当场挥笔写下碑文，文中极尽赞美之词，称颂姚崇治国功绩、品行才干，将其比作房杜再造大唐。
姚家子弟拿到文稿后，连夜进宫呈送玄宗，同时召集工匠加急刻碑。
短短数日，石碑雕刻完工，碑文传遍京城。果不其然，几日之后张说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落入姚崇圈套，派人上门索要碑文原稿，姚家以石碑已成、文稿天子已阅为由拒绝归还。张说得知后懊悔不已，长叹一声：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我如今才明白，自己的才干远远比不上姚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