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再次来到百老汇大厦时，和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完全不同。那时候他是懵懂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而现在的他，已经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滚过一圈，身上带着好几处伤疤，脸上也换了一副模样。
电梯还是那个电梯，走廊还是那个走廊，灰色的地毯，墙上那几幅风景画也没换。但他走路的步子变了。以前他走路是警觉的，像一只随时准备跑或者扑的猫。现在他还是警觉的，但那种警觉被压下去了，压到皮肤下面，压到骨头里面，不露出来。
威尔逊的办公室在七楼。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王汉彰敲了三下，推门进去。
威尔逊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领带是暗红色的。他比王汉彰上次见到他时瘦了一些，。他看到王汉彰走进来的时候，站了起来，不是站直，是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往前倾，像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撬起来。
他盯着王汉彰的脸看了很久。不是那种扫一眼的看，是那种仔细的、带着研究的、像是在看一件刚完工的雕塑的看。他歪了一下头，又歪了一下，从不同角度端详王汉彰的鼻梁、颧骨、下巴。
“这真是太疯狂了，”威尔逊说，“肖恩在跟我说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完成了。”
他绕过办公桌，走到王汉彰面前，伸出手。王汉彰握了握。威尔逊的手是暖的，干燥的，握得不紧也不松。
“如果不是我之前见过你，”威尔逊说，“我完全无法把你和之前的你联系到一起。很好，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以另外一个身份回到中国。如果不是熟悉你的人，绝对不会认出你的。”
王汉彰听到“回到中国”这四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不是亮了很多，是亮了一点，像一盏灯被人拧大了一档。
“威尔逊先生，我什么时候回中国？”
威尔逊摇了摇头，笑了。“先不要着急。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给你做整容手术，不是为了让你去当炮灰。你今后要接触的将是影响战局的战略情报。你之前训练的那些内容，显然已经不够用了。你需要学习一段时间。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位老师。从明天开始，你将会接受特别的训练。”
特别的训练，不是开枪，不是格斗，不是扔手雷。是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上课。会议室在百老汇大厦的五楼，长方形的桌子，铺着绿色的绒布。桌面上放着一摞文件夹，一沓地图，几本厚得像砖头的书。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了百老汇大厦五楼的一间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中间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铺着绿色的绒布。桌面上放着一摞文件夹，一沓地图，几本厚得像砖头的书。窗户朝北，看不到什么风景，只能看到对面那栋楼的灰色砖墙。
八点整，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用发蜡固定住。他穿着一件旧式的三件套西装，马甲的口袋里挂着一块怀表，银链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他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一个在办公室里坐了几十年、但每天都会抽时间散步的人。
他把怀表从马甲口袋里取出来，看了一眼时间，然后放在桌面上，表盘朝上。分秒不差。
“巴特勒。”他说，伸出手。
王汉彰站起来，握了握。巴特勒的手很干，指节粗大，指甲修得很整齐。掌心里有厚厚的茧，不是干体力活磨出来的，是握了几十年笔杆子磨出来的。
“坐。”巴特勒说。他在王汉彰对面坐下来，把桌子上的文件夹挪到一边，从最底下抽出一张地图，铺开。
那是一张亚洲地图。不是普通的亚洲地图，是军用地图，等高线密密麻麻，地名标注得很细。巴特勒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红铅笔，把地图转了半圈，让北面朝着自己。
“你之前在西班牙待了半年，”巴特勒说，“你见过德国人的武器，见过苏联人的武器。你知道坦克怎么开，知道飞机怎么飞。但你对亚洲，特别是对日本，知道多少？”
王汉彰想了想，说：“我在天津长大，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我会说日语。我知道日本人的脾气，知道他们怎么做事。”
巴特勒点了点头。“这些有用，但不够。你要知道的不只是日本人的脾气，是日本人的脑子。他们怎么想，他们要什么，他们敢做到哪一步。你要学会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
他用红铅笔在地图右上角画了一个圈，圈住了日本列岛。
“日本是一个岛国。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铁矿石。他们什么都要靠进口。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必须往外走。往哪里走？往西是中国，往南是东南亚。往北是苏联，但苏联太大了，他们啃不动。”
他在中国东北的位置画了一个箭头，从朝鲜半岛指向沈阳。
“他们在东北经营了六年。铁路、矿山、工厂、银行，铺得密密麻麻。东北的煤、铁、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但这不够。他们需要更多的石油，更多的橡胶。这些东西在哪里？在东南亚。在英国人的殖民地里。”
他在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上各画了一个圈。
“马来亚的橡胶，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缅甸的米。这些都是日本人急需的东西。英国在这些地方有驻军，但不多。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过来，英国守不住。”
王汉彰问他：“英国人知道守不住吗？”
巴特勒放下铅笔，看着他。“很遗憾的告诉你，大英帝国的战略重心始终放在欧洲。苏联人，德国人都在蠢蠢欲动，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欧洲！”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已经确定的事情。王汉彰听在耳朵里，心里有点凉。
第二课是中国。
巴特勒把中国地图铺开，从东北画到西南。他的红铅笔在华北的位置停了一下，画了一个小叉。
“华北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他们想把华北从中国分出去，变成一个受日本控制的缓冲区。蒋介石不会答应，但他打不过日本人。他需要时间。”
“多少时间？”王汉彰问。
巴特勒想了想，说：“最多三年。如果日本人现在就动手，三年都撑不到。”
王汉彰问他，如果日本人全面进攻，中国能撑多久。巴特勒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取决于中国的统一程度。如果中国的军阀们都放下成见，一起抗日，能撑很久。如果还是各打各的，那就很难说。”
“你觉得他们会放下成见吗？”
巴特勒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也许会。也许不会。这种事情不在我分析的范围内，这也是我们招募你的原因，中国的事情，还是需要中国人来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会改变一切。不管结果如何，打完仗的中国，一定不是战前的中国。”
第三课是日本。
巴特勒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资料，封面用红色字体印着“机密”两个字。他翻开第一页，是日本军方的组织结构图。陆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还有在中国境内驻扎的各个师团。他把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画成一张网，核心是那些穿军装的人，外围是那些穿西装的人。
“日本军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巴特勒说，“陆军不听内阁的，内阁管不住陆军。有时候是军队逼着政府走，政府不想打仗，军队已经在打了。政府只好在后面跟着擦屁股。”
王汉彰问他，日本军队里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想打世界大战。巴特勒笑了，那个笑容里没有快乐，只有一种“你不了解他们”的无奈。
“他们不想打世界大战。他们只想打下中国。打下中国以后，有了资源，再打苏联。打完苏联，再打美国。一步一个脚印，不着急。但他们不知道，这种一步一步走，最后一定会走到世界大战。”
巴特勒的课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中间休息两次，每次十五分钟。休息的时候巴特勒会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透透气。他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咖啡。他只喝白水，用一只玻璃杯装着，杯壁上永远有一圈水渍。
王汉彰一开始不习惯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他在豪恩斯洛农场也上过课，但那里的课是教你怎么开枪、怎么跟踪、怎么撒谎。
巴特勒的课是教你怎么看世界。不是用眼睛看，是用脑子看。把一个人的行动放到他背后的动机里去看，把一支部队的调动放到它背后的战略里去看，把一个国家的政策放到它背后的资源里去看。很久以后王汉彰才知道，巴特勒教给他的叫做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