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刚过，北方的暑气还没完全消退，广州的天气更是热得像个蒸笼。
二愣子、张铁柱、还有合作社新招的退伍兵王建军，三个人站在广州火车站出站口，被眼前的人流车流晃得眼花缭乱。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挑着担子的，推着小车的，提着大包小包的，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喇叭声、汽笛声响成一片。
“我的妈呀……”二愣子抹了把汗，身上的确良衬衫早就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背上，“这人也太多了吧！”
张铁柱倒是镇定些，他在部队时去过南方演习：“广州就这样，人多车多。咱们先找地方住下。”
三人扛着行李——两个大麻袋，里面装着合作社的山货样品：鹿茸、貂皮、风干野鸡，还有些榛蘑、木耳之类的山野菜。郭春海交代得清楚：这些不是拿来卖的，是送人的样品，要在广州打开门路，得先让人看看货。
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一晚上五块钱。房间小得可怜，三张床挤得满满当当，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窗户对着马路，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一股脑涌进来，吵得人脑仁疼。
“这地方也太吵了。”王建军抱怨。
“将就住吧。”二愣子说，“队长说了，咱们是来办事的，不是来享福的。”
安顿好行李，三人下楼吃饭。旅馆对面就是一家小饭馆，门口挂着牌子：肠粉、煲仔饭、云吞面。他们走进去，点了三份煲仔饭。
饭端上来，是用小砂锅装的，上面铺着腊肠、鸡肉、青菜，下面是一层焦黄的锅巴。二愣子尝了一口，眼睛亮了：“嘿，真香！”
“南方人做饭就是细。”张铁柱也吃得津津有味。
正吃着，旁边桌来了几个年轻人，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头发留得老长，嘴里叼着烟。其中一个看到二愣子他们，用粤语说了句什么，几个人哄笑起来。
二愣子听不懂，但看表情知道不是好话。他放下筷子，瞪过去：“说啥呢？”
“哟，北佬脾气不小啊。”那人用蹩脚的普通话说道，“第一次来广州吧？土包子。”
“你再说一遍？”二愣子站起来，他个头比那几个人高半头，往那一站就带着股彪悍劲。
那几个人见势不妙，嘀咕了几句，匆匆吃完走了。
“妈的，狗眼看人低。”二愣子坐下，心里憋着火。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张铁柱劝道，“咱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打架的。”
吃完饭，三人回到旅馆，商量下一步计划。郭春海给了他们三个地址：一个是广州最大的中药材市场，一个是皮货市场，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明天先去中药材市场。”二愣子说，“鹿茸、貂皮这些，应该有人要。”
第二天一早，三人扛着麻袋去了中药材市场。那地方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整整一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有的门面气派，有的简陋。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味，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药材堆在门口，晒在竹席上。
他们转了一圈，找到一家看上去挺大的店铺，门口挂着牌子：广济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算账。
“老板，收药材吗？”二愣子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
老板抬起头，打量了他们几眼：“什么药材？”
二愣子打开麻袋，拿出几支鹿茸。这是合作社去年秋天猎的马鹿茸，经过一冬天的保存，颜色依然鲜亮，毛茸茸的，品相极好。
老板眼睛一亮，接过鹿茸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嗯，是好东西。东北来的？”
“对，大兴安岭。”
“怎么卖？”
二愣子想了想，报了个价：“一支五百。”
这是郭春海定的底价，不能低于这个数。
老板摇摇头：“贵了。这边鹿茸也就三四百一支。”
“那不一样。”二愣子说，“我们是野生鹿茸，不是养殖的。你摸摸这质地，闻闻这味道，能一样吗？”
老板又仔细看了看，确实不错。野生鹿茸药效比养殖的好，市面上不多见。
“这样吧，四百五，我全要了。”
“不行，最少五百。”二愣子很坚持。
两人讨价还价半天，最后四百八成交。老板收了十支鹿茸，四千八百块钱。
“你们还有别的货吗？”老板问。
“有。”二愣子又拿出貂皮。
貂皮更受欢迎。广州冬天虽然不冷，但有钱人喜欢用貂皮做衣服，显身份。老板看了货，连连点头：“这貂皮好，毛厚，油亮。怎么卖？”
“一张八百。”
这次没怎么还价，七百五成交。五张貂皮，三千七百五。
从广济堂出来，三人手里多了八千多块钱。二愣子把钱小心地收好，心里踏实了些——至少这趟路费赚回来了。
接下来几天，他们跑遍了几个市场，把手里的山货样品都送出去了。有些人收了货给了钱，有些人只是收了样品，说要考虑考虑。
但总体效果不错。广州这边对东北的山货很感兴趣，尤其是野味、药材、皮货这些，在南方都是稀罕物，价格比北方高不少。
“看来队长说得对，南北差价大，有搞头。”张铁柱总结道。
“可光靠咱们自己卖不行。”王建军说，“得找代理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三个人都是粗人，跑跑腿还行，谈生意不在行。得找个懂行的。
这天，他们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转悠，看到一个摊位前围了不少人。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精瘦，眼睛很亮，说话语速很快，正在跟人谈生意。
“我这批香菇，都是福建来的，一等品。你要多少？要得多价格好商量……”
二愣子听了会儿，觉得这人挺会做生意。等那人谈完，他走过去：“老板，怎么称呼？”
“我姓陈，陈阿强。”那人打量他们，“你们是……”
“我们从东北来的，带了些山货，想找销路。”
阿强眼睛一转：“东北？什么货？”
二愣子说了几样。阿强很有兴趣：“走，找个地方喝茶，慢慢聊。”
三人跟着阿强来到市场附近的一家茶楼。广州人喜欢喝茶谈生意，茶楼里人声鼎沸，伙计提着大茶壶穿梭其间。
阿强要了一壶铁观音，给三人倒上茶：“你们东北我听说过，山货多。但我得先看看货。”
二愣子拿出剩下的样品：几朵干木耳，一把榛蘑，还有一小块风干野猪肉。
阿强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点点头：“货不错，是野生的。你们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二愣子说，“我们合作社专门做这个，货源稳定。”
“合作社？”阿强来了兴趣，“你们是集体企业？”
“算是吧，但跟一般的集体企业不一样。”二愣子简单介绍了合作社的情况。
阿强听得认真。他做批发生意多年，从福建倒腾香菇，从浙江倒腾茶叶，从湖南倒腾腊肉，就是没做过东北山货。这一块市场空白，要是能做起来，利润不小。
“这样吧。”阿强说，“你们给我发一批货，我先试试水。如果好卖，咱们建立长期合作。”
“什么价？”
阿强报了个价，比二愣子预想的低。两人讨价还价半天，最后定了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怎么运输？”阿强问，“你们有车队吗？”
“有，五辆解放牌卡车，专门跑长途。”
“那好。”阿强说，“第一批货，我要五吨。木耳、榛蘑、猴头菇各要一些，还有野味——风干野鸡、野兔、野猪肉。半个月内能到货吗？”
“能。”二愣子很肯定。
“那就这么定了。”阿强写了个地址，“货到广州后，送到这个仓库。验货付款，现金结算。”
从茶楼出来，三人都很兴奋。第一笔生意谈成了，五吨货，价值三万多。除去成本，能赚一万多。
“这个阿强看起来挺靠谱。”张铁柱说。
“还得观察观察。”二愣子比较谨慎，“队长说了，南方人精明，得多留个心眼。”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在广州到处转，了解市场行情。去了着名的西湖路夜市，看到满街的服装摊，花花绿绿的衣服挂得满满当当；去了高第街，那里是日用百货批发集散地，塑料制品、小五金、针头线脑，什么都有。
但最让他们开眼的，是电器市场。
在一条不太起眼的街上，聚集了十几家电器店。店里摆着各种新奇玩意儿：双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电子表、计算器，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二愣子走进一家店，店主是个年轻人，穿着花衬衫，头发抹得油亮。
“老板，想买什么？”
“随便看看。”二愣子拿起一个电子表，表盘上闪烁着红色的数字，“这是……”
“电子表，日本货。”店主热情介绍，“不用上弦，走时准，三年不用换电池。一块才五十块钱。”
五十块！在东北，一块上海牌机械表要一百多，还得凭票买。这电子表便宜又新奇。
“这个呢？”张铁柱拿起一个黑匣子。
“录音机，也是日本货。能放磁带，还能录音。二百八。”
“能试试吗？”
店主插上电，放了一盘磁带。邓丽君的歌声飘出来，音质清晰，比合作社歌舞厅的音响还好。
“好东西。”王建军赞叹。
三人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电器比北方便宜不少，而且都是紧俏货。电子表、录音机、计算器，这些在北方都很难买到。
二愣子心里有了主意。合作社的运输队从东北往广州运山货，回来的时候空车，太浪费。要是能从广州带电器回去卖，一来一回都能赚钱。
他跟店主聊了聊，问批发价。店主很精明，看出他们是外地来的，报了个价，比零售价低不了多少。
“老板，我们要得多，能不能便宜点？”
“你们要多少？”
“先要一百块电子表，二十台录音机，五十个计算器。”
店主眼睛亮了：“大客户啊！这样，电子表四十五，录音机二百五，计算器三十。不能再低了。”
二愣子算了一下，这笔货要一万多块钱。他们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得跟合作社联系。
回到旅馆，二愣子给合作社打了个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不好打，得去邮局排队，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接通。
接电话的是金成哲。
“二愣子，情况怎么样？”
“金队长，我们在广州找到销路了，第一笔订单五吨山货，三万多块钱。”二愣子汇报，“另外，这边电器便宜，我想进一批带回去卖。”
“电器？什么电器？”
“电子表、录音机、计算器。比北方便宜一半还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金成哲说：“这事我得请示郭队长。你们先别急，等消息。”
挂掉电话，二愣子有些着急。商机不等人，晚一步可能就错过了。
好在第二天，电话打回来了。这次是郭春海亲自接的。
“二愣子，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郭春海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有些失真，但很清晰，“山货的生意可以做，按你们谈的价格发货。但电器的事，要慎重。”
“队长，这边的电器真的很便宜，带回去肯定好卖。”
“我知道。”郭春海说，“但电器不是一般商品，涉及走私、税收很多问题。你了解那个陈阿强的背景吗？他的货来路正不正？”
二愣子愣住了。这个他还真没想过。
“这样吧。”郭春海说，“你先跟他做山货生意，观察观察这个人。如果可靠，再谈电器的事。记住，咱们合作社做的是正经生意，不能沾走私，不能违法。”
“明白了，队长。”
挂了电话，二愣子有些沮丧，但也知道队长说得对。在广州这几天，他确实看到不少来路不明的货，有些明显是走私的。合作社刚起步，不能冒这个险。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继续在广州活动。跟阿强又见了几次面，谈妥了山货生意的细节。阿强这人虽然精明，但办事还算靠谱，说一是一，不玩虚的。
这天，阿强请他们吃饭，在一家潮州菜馆。菜很丰盛：卤水拼盘、蚝烙、清蒸石斑鱼、还有一道叫“护国菜”的，是用番薯叶做的，味道很特别。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
“二愣子兄弟，你们东北人实在，我喜欢。”阿强说，“跟你们做生意，痛快。”
“阿强哥也是爽快人。”
“不过说实话，你们只做山货，太局限了。”阿强话锋一转，“现在广州什么最火？电器！服装！小商品！这些东西从南方运到北方，利润比山货高多了。”
二愣子心里一动，但想起郭春海的交代，没接话。
阿强看出他的顾虑：“你放心，我的货来路都正，有正规手续。不瞒你说，我在深圳有厂子，生产电子表。也有渠道从香港进录音机、电视机，都是完税的正品。”
“深圳？”二愣子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对，深圳特区，离广州不远。”阿强说，“那是国家新划的经济特区，政策宽松，发展快。我的厂子就在那里，生产电子表，销往全国。”
二愣子来了兴趣：“能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阿强说，“明天我带你们去，让你们开开眼界。”
第二天一早，阿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接他们。从广州到深圳，一路往南。路况很好，是新修的柏油路，车不多。
越往南走，变化越大。路两边能看到不少工地，起重机、搅拌机忙个不停，一栋栋楼房正在拔地而起。有些地方已经建好了，都是崭新的厂房，墙上刷着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里发展真快。”张铁柱感叹。
“这才刚开始。”阿强说，“特区成立没几年，以后会更繁华。”
到了深圳，二愣子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跟广州完全是两个样子——街道宽阔，楼房崭新，街上跑的车也多，还有不少外国人。
阿强的厂子在罗湖区，是一栋三层楼的厂房。门口挂着牌子：强华电子厂。走进去，一楼是车间，几十个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组装电子表。二楼是仓库，堆满了成品。三楼是办公室。
“这就是我的厂子。”阿强有些自豪，“工人一百多个，月产电子表五万块。”
二愣子拿起一块电子表，表壳上印着“made in Shenzhen”的字样。做工精细，不比日本货差。
“这些表都卖到哪里？”
“全国各地。”阿强说，“东北也有，但不多。主要是运输不方便。如果你们合作社有车队，可以帮我往东北销，利润分成。”
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二愣子想了想，说：“我得请示我们队长。”
“应该的。”阿强说，“做生意要谨慎。这样，你们先带些样品回去，让你们队长看看。如果觉得行，咱们再谈合作。”
从深圳回来，二愣子心里有了底。阿强这人虽然精明，但做的都是正经生意，厂子也正规。跟这样的人合作，应该没问题。
他们在广州又待了几天，把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山货的订单落实了，第一批货半个月后发。电器的样品也带了一些：电子表、录音机、计算器，还有几件时髦的衬衫、牛仔裤——这是阿强送的，说是让他们回去“开开眼”。
临走前，二愣子又给合作社打了个电话，把深圳之行的情况详细汇报了。
郭春海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做得对。先建立联系，观察观察。这样，你们先回来，把样品带回来。合作的事，等我去了广州再定。”
“队长你要来广州？”
“对，这么大的事，我得亲自去看看。”
挂了电话，二愣子心里踏实了。队长要亲自来，这事八成能成。
三天后，三人踏上了返程的火车。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回去的时候大包小包——除了样品，还给合作社的兄弟们带了广州特产：老婆饼、鸡仔饼、还有几包广式腊肠。
火车开动，广州的高楼大厦渐渐远去。二愣子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感慨万千。
这一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精彩。
原来生意可以这么做，钱可以这么赚。
合作社的路，还很长。
但他相信，有郭队长领着，这条路一定能走通。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南方的水乡，穿过中原的平原，驶向那片熟悉的黑土地。
那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合作社，有他们未竟的事业。
二愣子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他仿佛看到了合作社的未来——车队南来北往，货通全国；合作社的生意越做越大，屯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一切，正在一步步实现。
而他们，就是这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火车呼啸，载着希望，载着梦想，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