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呼吸滞住了。
新名字长在衣服上，旧名字刻在石头上。
我不能在他们的地盘上跟他们玩。
我必须回到源头。
这个念头刚在我脑中扎下根，镇上的广播就响了，是那种滋啦作响的老式喇叭。
通知说，为了彻底解决身份问题，要请县里最有名的老修谱匠人林阿炳，回来重刻祠堂的宗支图石碑。
林阿炳。
这个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从我记忆的角落里被撬了出来。
姥爷说过，那是个怪人，只认死理，不认人。
他来那天，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工具包，人比我想象的还要瘦小，背弓得像一张旧藤椅。
他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摊开他的家当。
凿子，刻刀，墨斗，一字排开，每件工具都浸透了岁月的油光。
我借口给社区档案室整理资料，蹲在他旁边帮忙递东西。
我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把藏在他腰带内侧的凿子。
那是一把桃木凿子，手柄被摩挲得油亮。
奇怪的是，它的刃口缺了一块，剩下的部分却被磨得异常光滑，像一块温润的玉。
那不是刻字用的痕?，倒像是在什么柔软又坚韧的东西上，反复刮了成千上万次。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不着痕迹地用粗布褂子的下摆盖住了那把凿子。
接连几天，林阿炳白天量碑，夜晚磨刀，祠堂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直到一个傍晚，小满跑过来，扯住我的衣角，小脸上满是困惑。
她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说：“晚照姐姐，阿炳爷爷好奇怪。”
她告诉我，她看见阿炳爷爷每晚都溜到祠堂的后墙根，用一个小铁盆烧纸。
她偷偷凑近看过，火盆里的纸灰还没燃尽，边缘都带着一圈淡淡的蓝色。
我的心猛地一沉。
教育局销毁废弃档案用的蜡封，烧起来就是那种颜色。
第二天，我端了一碗绿豆汤去祠堂，借口请教修谱的规矩。
我指着一块空白的木牌位，问他“填名入谱”该怎么写。
林阿炳没多想，接过我递过去的毛笔，蘸了点旁边备着的米汤，说要给我做个示范。
他提笔，手腕悬在木牌上方，准备写下“林晚照”三个字。
就在落笔的瞬间，我看到他的手腕极轻微地抖了一下。
写到“照”字的最后一笔，那本该遒劲有力的一捺，他却刻意拖长了收尾，形成了一个与姥爷誊录稿上完全不同的、细微的弧度。
别人看不出，但我能。
我脑中那份过目不忘的档案，瞬间将这个错误的笔迹与数字平台上那些识别失败的“非标准笔迹”样本重合。
他在故意制造废档。
他在配合那个系统，悄无声息地剔除掉特定的名字。
那天晚上，顾昭亭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月亮升起后，像个影子一样融入了夜色。
天快亮时他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柴火和泥土的气味。
他把一样东西放在灶台上。
那是一块烧得只剩下半截的蜡封信壳，是从阿炳家柴房的灶灰堆里挖出来的。
我小心地剥开烧焦的外层，信壳内层，一行用特殊油墨印的小字赫然在目：模型社·霜系档案修正令。
顾昭亭又摊开手掌，掌心是几点比沙粒还细的木屑。
“对过了，”他声音很低，“族谱箱暗格的撬痕，跟那把桃木凿子的刃口，能对上。”
原来如此。
他早就发现了暗格里的真名单，却因为受到胁迫，只能一边用假名单应付上面，一边用自己的方式留下线索。
那把反复刮擦的凿子，刮的根本不是木头，而是撬开暗格时，留在锁孔里的证据。
我们没有揭发他。
第二天，我让小满去后山，采了一小包尖尖的、还带着露水的霜降草嫩芽，送给了林阿炳。
小女孩捧着那包青翠的草药，递给那个沉默的老人。
林阿炳接过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抖得厉害，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小满，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天深夜，我听见门外有轻微的声响。
打开门，那把缺刃的桃木凿子，正静静地插在我家老木门的门缝里。
我把它拿到灯下。
入手很沉，不像桃木该有的分量。
我拧开凿柄的尾端，里面是中空的。
一张卷得比香烟还细的微型拓片，从里面掉了出来。
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展开，心脏几乎要停跳。
那上面，是1985年那枚原始公章的完整印模。
清晰，周正，毫无缺损。
在印模的边缘，还用针尖刻着一行细入发丝的小字：真名不灭，凿骨为证。
第二天，督导组的人果然来了个回马枪，突击检查修谱流程。
我没等他们开口，主动捧着一块新的樟木牌位，走到了林阿炳面前。
“阿炳师傅，麻烦您，现场给大家刻个名字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林阿炳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沉默了足有半分钟，终于，他从腰带里抽出了那把缺刃的桃木凿子。
他问：“刻谁？”
我看向不远处紧张地攥着衣角的小满，一字一句地说：“小满。”
林阿炳拿起凿子，手很稳。
刀锋落下，木屑翻飞。
那每一笔，每一划，都深而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刻痕的边缘微微凸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浅浅的浮雕感。
老校长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抚过那两个刚刚成型的字。
他闭上眼，长长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的颤抖。
“这才是我们林家的刀法。”
林阿炳放下了凿子，没有看任何人，转身走出了祠堂。
逆着光，我看到他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那把凿子，静静地躺在刻了一半的宗支图旁边。
三天后，我再次拿起它时，却发现原本温润的桃木手柄，不知为何，颜色变得深沉了许多，像浸透了干涸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