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
赵文广站在公寓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已经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窗玻璃上全是水珠，顺着往下淌，把街对面的那栋老楼扭曲成一片模糊的影子。
这间公寓是来加拿大之后租的，一室一厅，一个月两千三百加币。
放在国内，这个价钱能在省城租个一百五十平的大房子。在这儿，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家具还是二手的，沙发塌了一块，坐上去硌得慌。
赵文广来加拿大四十六天了。
四十六天，换了三个住处。
刚来的时候住在列治文的一家酒店，后来觉得不安全，搬到了本拿比的朋友家。住了半个月，又觉得朋友的眼神不对劲，连夜搬出来，在这间公寓落了脚。
公寓在唐人街边上，邻居大多是华人老头老太太，每天早晚在楼道里碰见，都客客气气点点头，谁也不问谁。
赵文广喜欢这样，不问最好。
窗外的雨小了点，但没停。
赵文广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二十。该出门了，去那家华人超市买点吃的。超市五点之后人少，他习惯那个点去。
换衣服的时候，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
镜子里的那个人，快不认识了。
头发长了，乱糟糟地搭在额头上，胡子也好几天没刮，青青的一片。
脸色发灰，眼窝深陷，眼睛里全是血丝。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卫衣，牛仔裤，运动鞋，跟那些刚来的留学生没什么两样。
这还是那个赵文广吗？省城最年轻的副厅长，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走到哪儿都有人前呼后拥的赵公子？
赵文广苦笑了一下，拉上卫衣帽子，开门出去。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他脚步声，哒，哒，哒。走到一楼，推开单元门，冷风夹着雨丝扑在脸上，打了个哆嗦，把帽子拉得更低。
超市不远，走路五分钟。
赵文广低着头，尽量贴着墙根走。路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下意识往橱窗里看了一眼——电视上在放新闻，中文台，一个主持人正在说着什么。
赵文广停住脚步，盯着电视屏幕。
新闻画面切换，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父亲的脸。
赵育良穿着橘黄色的马甲，坐在审讯室里，低着头。镜头是偷拍的，晃得厉害，但那张脸，那个眼神，赵文广一眼就认出来了。
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传来：“原省城师范大学教授赵育良，因涉嫌贪污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已被依法逮捕。据悉，赵育良已初步认罪，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赵文广站在雨里，一动不动。
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淌进脖子里，冰凉。但他没感觉。
看着屏幕上那个低着头的老头，那个从小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父亲，那个在他临走前拍着他肩膀说“走吧，别回头”的父亲。
想起父亲最后看他的那个眼神。
那眼神里，有期待，有愧疚，有不舍，还有……绝望。
赵文广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
但他没哭。
不能哭。
哭了，就回不去了。
虽然他也知道，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超市里人不多，几个老头老太太推着购物车慢慢走。
赵文广拿了个篮子，往里放了几样东西——面包，牛奶，鸡蛋，一包速冻水饺，两桶泡面。
这些东西够他吃三四天。
他不敢买多，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不敢让人记住他的脸。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是个华人小姑娘，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笑着跟他说话。
“今天雨真大，出门记得带伞啊。”
赵文广点点头，没说话，把钱递过去。
小姑娘找零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赵文广心里一紧，但脸上没露出来，只是淡淡说：“是吗？像谁？”
小姑娘想了想，又摇摇头：“想不起来了。可能像哪个明星吧。”
赵文广接过零钱，拎起袋子，快步走了。
走出超市，雨还在下，比刚才大了一点。低着头往回走，走到公寓楼下的时候，突然停住脚步。
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他没见过这辆车。
赵文广站在街对面，盯着那辆车看了足足五分钟。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见里面。发动机没熄火，排气管往外冒着白气。
心里开始打鼓。
谁的车？来找谁的？是不是冲他来的？
他在街对面站着，不敢动。雨越下越大，把他浇了个透湿，但他不敢动。
又过了五分钟，车门开了。
下来一个人，是个华人中年男人，穿着黑西装，打着伞。他往四周看了看，然后走到公寓门口，按了按门禁。
赵文广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那人按了半天，没人应。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上车，走了。
赵文广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腿都软了。
快步跑回公寓，上楼，进屋，把门反锁上。然后靠在门上，大口喘气。
过了很久，才慢慢缓过来。
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点窗帘，往下看。那辆车没回来，街上空荡荡的，只有雨还在下。
赵文广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发抖。
那天晚上，一夜没睡。
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一会儿想起父亲，一会儿想起龙四海，一会儿想起李晨，一会儿想起那些年的风光日子。
那时候多好啊。
在县城当书记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有人围着。开会坐主位，吃饭坐主宾，喝酒有人敬，说话有人记。想办什么事，一句话就行。想见什么人，打个电话就来。
龙四海那个山庄，他去了多少次？记不清了。
每次都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最好的包间，最好的酒，最好的女人。小月那个姑娘，他养了两年多，随叫随到。
万子良那边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地是怎么批的？那些项目是怎么拿的？那些钱是怎么分成的？他闭着眼睛都能说清楚。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能一直这么风光下去。
现在呢？
住着一个月两千三的公寓，吃着两块钱一包的泡面，看见黑车就腿软，听见敲门就心跳。
这叫什么事儿？
赵文广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第二天，雨停了。
赵文广起了个大早，去楼下买了一份中文报纸。翻了半天，在角落里找到一条小新闻：原省城副厅长赵文广被通缉，目前仍在逃。
把那条新闻看了三遍。
通缉。
仍在逃。
这两个词刺得他眼睛疼。
赵文广把报纸卷起来，扔进垃圾桶。
往回走的时候，经过那家便利店，又往橱窗里看了一眼。电视上还在放新闻，这回不是他父亲，是别的。
但他不敢看了。
回到公寓，他坐在窗前发呆。
窗外，天晴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对面那栋老楼上，暖洋洋的。街上人来人往，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有牵着狗的老人，有骑着自行车送外卖的小哥。
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
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赵文广不知道。
他想回国。
想得要命。
但他回不去。
回去了就是手铐，就是监狱，就是跟父亲一样的下场。
他又不想回去。
可不回去，就这么在加拿大漂着？一辈子躲躲藏藏，见人就躲，听见敲门就心跳？
赵文广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窗外，阳光正好。
屋里，一个人，孤零零的。
下午三点，赵文广出门了。
他得去银行，查查账户里的钱。来的时候带了一笔，但不知道能撑多久。
银行不远，走路十分钟。他低着头，走得很快。路过一个街角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喊。
“赵厅长？”
赵文广浑身一僵。
他慢慢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不远处，正盯着他。
那男人四十多岁，穿着西装，戴着眼镜，脸有点熟。赵文广想了半天，突然想起来——这是当年在县里搞过项目的商人，姓孙，具体叫什么忘了。
孙老板看着他，眼睛瞪得老大。
“赵厅长，真是您？您怎么也在这儿？”
赵文广脑子转得飞快。
他不能认。
认了就完了。
他摇摇头，说：“你认错人了。”
孙老板愣了愣，又仔细看了看他，然后说：“不对，您是赵厅长，我认得您。您怎么……”
赵文广打断他：“我说了，你认错人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孙老板在后面喊：“赵厅长！赵厅长！”
赵文广不回头，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
一直跑到看不见那个街角了，他才停下来，扶着墙，大口喘气。
心都快跳出来了。
这天晚上，赵文广又失眠了。
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孙老板。
他会报警吗？会通知大使馆吗？会不会已经有人盯上他了？
越想越怕，越怕越想。
凌晨三点，他爬起来，开始收拾东西。
不能在这儿待了。
得换地方。
天亮之前，赵文广拎着一个行李箱，出了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儿，只知道不能再待在这儿。
温哥华的清晨，天还没亮透。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辆出租车在跑。赵文广站在路边，看着那些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远处，天边泛起鱼肚白。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但对赵文广来说，每一天都一样。
躲。
藏。
怕。
没完没了。
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写字，教他做人，说“文广，你要记住，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担当”。
他有骨气吗？
他有担当吗？
没有。
他只有一条命，还有一颗想活下去的心。
赵文广上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机场。”
司机问：“去哪个机场？”
赵文广愣了愣。
对啊，去哪个机场？
温哥华有两个机场，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内的。他去哪个？
想了半天，说：“去国内的。”
先离开温哥华再说。
去哪儿都行。
出租车启动，驶向机场。
赵文广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那些街道，那些房子，那些人，一个一个消失在身后。
就像他的过去。
就像他的故乡。
永远回不去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赵文广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温哥华。
这座他待了四十六天的城市，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就要走了。
下一站是哪儿？
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是卡尔加里？
他不知道。
飞机穿过云层，外面一片白茫茫。
赵文广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出父亲的脸。
那个低着头，穿着橘黄色马甲，坐在审讯室里的老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也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了。
赵文广的眼角，有什么东西滑下来。
他用手背擦掉，没睁眼。
飞机继续上升。
窗外，阳光刺眼。
但赵文广觉得冷。
从骨头缝里往外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