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初冬来得猝不及防，一场薄雪刚过，县局院子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还挂着残雪，检察院的两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就碾着积雪停在了门口。车把上的黑色公文包沾了层白霜，拉链处冻得发僵，办案检察官老陈和小吴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走进办公室，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很快散开。
“沈队长，李存根案的卷宗我们初步看完了，”老陈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掏出一叠厚厚的卷宗，封面“审查起诉卷”五个宋体字印得鲜红，边缘还沾着些许墨渍，“现在有两个核心问题要复核：一是赵玉兰的犯罪情节，到底是被迫参与还是主动协助，这关系到主从犯的认定；二是村里还有两户人家报了失踪，至今没找到遗骸，得确认李存根是不是还藏了没交代的案子。”
沈河连忙把早已整理好的补充材料推过去，里面夹着赵玉兰手臂伤痕的黑白照片、邻居的证言笔录，还有乡卫生院的就诊记录复印件。“赵玉兰的家暴情况很明显，”他指着照片上的疤痕，“去年春天她被李存根打得浑身是伤，跑回娘家躲了三天，是李存根带着锄头找上门，硬把她拽回去的。邻居王大爷亲眼看到，当时赵玉兰的后背上全是淤青，连走路都直不起腰。”
老陈拿起照片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邻居的证言，指尖在“李存根常年打骂赵玉兰”那一行上画了道横线，却没立刻表态，只是把材料小心夹回卷宗：“明天我们先提审赵玉兰，当面核实情况。”
第二天一早，沈河陪着老陈和小吴去了看守所。审讯室的铁窗结着一层薄冰，阳光透过冰花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赵玉兰穿着灰扑扑的囚服，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眼神比上次见面时更显慌乱，像是受惊的兔子。
“赵玉兰，你再详细说说，第一次帮李存根处理尸体时，他有没有威胁你？”老陈的声音很平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严肃，笔尖悬在笔录纸上，等着她的回答。
赵玉兰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出声，牙齿咬得下唇发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抬起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他没……没威胁我，是我自己愿意帮他的。我怕他被抓了，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照顾……”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沈河心里——和之前的供述完全相反。老陈皱起眉，放下笔，指了指她露在囚服外面的手臂：“你手臂上的这些疤痕，不是他打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赵玉兰连忙把手臂往袖子里缩了缩，头埋得更低，“跟他没关系，是我干活时没注意，撞到了灶台角。”
提审结束后，沈河心里满是疑惑，立刻去找看守所的管教了解情况。管教想了想，说：“昨天下午放风的时候，李存根和赵玉兰隔着铁栏碰过面，李存根跟她说了句‘你要是敢把责任都推给我，我就拖你娘家侄子下水’。我当时没太在意，没想到他是在威胁人。”
沈河瞬间明白了——赵玉兰的侄子去年刚考上县高中，是她在世上最疼的人，李存根是抓准了她的软肋。他立刻开车去了赵玉兰的娘家，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赵玉兰的嫂子听说来意后，从里屋的旧木盒里翻出一张泛黄的“验伤证明”，纸边都卷了毛边，上面的字迹却还清晰：“患者赵玉兰，左臂软组织挫伤，背部有多处淤青，符合外力击打所致，建议休息一周。”落款是乡卫生院的名称，还有医生的签名和红色的公章，日期是去年三月。
“这是她去年被李存根打了之后，我陪她去卫生院开的，”赵玉兰的嫂子抹了把眼泪，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棉袄后背上有一块深色的印记，“这上面的血就是被李存根打的，当时她背上裂了个口子，血把棉袄都渗透了。我们劝她报警，她怕李存根报复侄子，没敢。”
拿着验伤证明和棉袄照片，沈河再次去了看守所。这一次，他把证据放在赵玉兰面前，声音放缓了些：“我们已经跟县高中打过招呼，会安排人保护你侄子的安全，他现在在学校好好读书，没人能伤害他。但你要是隐瞒真相，作伪证，不仅帮不了李存根，自己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到时候谁来照顾你侄子？”
铁窗透进来的阳光落在赵玉兰脸上，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是李存根威胁我！”她的声音带着崩溃的哭腔，肩膀一抽一抽的，“他说要是我敢跟检察官说他威胁我，就去学校找我侄子，让他没法读书，还说要把他绑到山里去！我没办法，我只能改口……第一次埋刘老根的尸体时，他把尸体装进编织袋，让我帮他抬，我不肯，他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用脚踩我的手，说‘你要是不抬，我就把你也塞进去，跟他一起埋在窑里’！我吓得浑身发抖，只能跟着他去埋……”
真相终于回到了原本的模样，可新的问题很快又冒了出来。一周后，李存根的辩护律师来县局阅卷，看完账本后提出了异议：“这账本上既没有李存根的签名，也没有明确的日期落款，不能作为直接证据。谁能证明这就是李存根写的？万一是别人栽赃陷害呢？”
律师的话让卷宗的审查陷入了僵局。沈河立刻去找老周，把账本和李存根之前写的供述一起送到技术室。老周戴上老花镜，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账本纸张的纤维：“这是‘红星牌’信纸，跟村里供销社卖的一样，我之前去李存根家取证时，见过他抽屉里放着一叠同款信纸。”
为了确认，老周又让小刘去李存根家取了几张未使用的信纸，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你看，”老周指着显微镜下的纤维结构，“账本纸张和李存根家的信纸，纤维的粗细、排列方式完全一致，连纸张里的微小杂质都一样，说明是同一批次的产品。”
接着，老周又用指纹粉轻轻撒在账本的边缘，用软毛刷小心刷开，很快显现出几枚清晰的指纹。他把指纹样本和李存根的指纹档案放在一起比对，连指节处一个因常年握锄头留下的小疤痕印记都完全吻合：“这枚拇指指纹，和李存根的拇指指纹特征点完全一致，肯定是他留下的。”
除此之外，老周还对比了账本上的字迹和李存根供述上的字迹：“你看‘王建军’的‘王’字，最后一横都习惯向左撇；‘50块’的‘5’字，竖笔都带个小弯钩，这是个人特有的书写习惯，别人模仿不来。”
这些证据被一一整理成报告，放进卷宗。与此同时，老陈和小吴骑着自行车，跑了三个村，找了七个证人复核情况。每一份笔录都手写得工工整整，没有一处涂改，每页末尾都有证人的签名和按的红手印，连标点符号都仔细核对过。遇到证人年纪大、不会写字的，就由小吴念一遍笔录内容，证人确认无误后，按上鲜红的指印，再由村干部在旁边签字作证。
所有的物证，从带血的铁锤到账本，都用牛皮纸信封仔细封装，信封的封口处盖着县局的骑缝章，上面用毛笔写着“物证：铁锤一把，附血迹鉴定报告”“物证：账本一本，附指纹比对结果”，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生怕出现半点差错——这是1980年代司法程序的严谨，没有电子记录，没有扫描件，全靠纸笔和印章，却容不得丝毫马虎。
半个月后，检察院的起诉决定终于下来了。老陈把起诉书副本送到沈河手里，纸张还带着油墨的清香。上面明确写着：“被告人李存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杀害六人，劫取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被告人赵玉兰在他人胁迫下参与犯罪，系胁从犯，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沈河拿着起诉书，反复看了几遍，心里却没觉得轻松。他想起村里还有两个人没找到——前年秋天失踪的张木匠，擅长做木家具，当时说要去邻县找活，从此没了消息；去年春天失踪的王二婶，丈夫早逝，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去县城找保姆的活，之后就杳无音信。两人的家属都报了失踪，却一直没找到线索。
这天下午，沈河又去了北洼麦田。冬天的麦田光秃秃的，只剩下枯黄的麦茬，风刮过麦茬，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未被发现的秘密。他沿着之前挖掘过的地方慢慢走，目光扫过每一个可能藏着遗骸的角落——旧窑址旁边还有一个废弃的土坑，里面堆着些碎石头；河边芦苇丛的深处，有一片土地比周围的更松软，像是被人翻动过。
“庭审前，得再找一次。”沈河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松软的土地，指尖沾了些湿润的泥土。他心里暗暗决定，不管能不能找到张木匠和王二婶的遗骸，都要再排查一次，不能让卷宗里留下褶皱，更不能让那些消失的人，永远没人记得他们来过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