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粤语的老师姓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士，香港本地人，普通话讲得很好。
“粤语有九个声调，比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复杂得多。”陈老师说，“但不要怕，多听多说，慢慢就会了。”
她教我们最基础的日常用语：你好（nei hou）、谢谢（m goi）、对不起（deoi m zyu）、多少钱（gei do cin）……
我学得很吃力。那些发音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舌头总打不过弯来。一堂课下来，只会说几句最简单的。
相比之下，英语课就轻松多了。
教英语的是刘文静。她不愧是北外高材生，发音标准，讲解清晰。
“我们在工作中用到的英语，主要是商业英语。”刘文静说，“重点是合同条款、贸易术语、商务信函。日常生活用语也要学，但优先级低一些。”
她发给我们一份材料，上面列着常用的贸易术语：Fob（离岸价）、cIF（到岸价）、L\/c（信用证）、b\/L（提单）……
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前世我做金融时，虽然不直接做国际贸易，但相关的知识还是有的。更重要的是，我的英语底子还在——前世虽然口语一般，但阅读和写作没问题，词汇量也够。
“韩浩同志，你读一下这段话。”刘文静点名让我读一段英文合同条款。
我站起来，流利地读完。发音不算完美，但很顺畅，没有磕绊。
刘文静有些惊讶：“你英语基础很好啊。以前学过？”
“自学过一些。”我含糊地说。
“发音还需要改进，但词汇量和语法都没问题。”刘文静评价，“再练练口语，很快就能胜任工作。”
下课后，陈建国凑过来：“行啊老韩，深藏不露。英语这么好，怎么学的？”
“就是喜欢，多看了些书。”我搪塞过去。
李卫国则愁眉苦脸：“粤语太难了。那些发音，我舌头都打结了。”
“慢慢来。”我安慰他，“陈老师说，在这环境里，半年就能基本交流。”
确实，语言环境很重要。在华润大楼里，随时能听到粤语和英语。电梯里、走廊上、办公室里，各种语言混杂。这种环境逼着你必须尽快适应。
培训的间隙，我也会和同事们交流。刘文静告诉我，她正在准备考英国皇家翻译协会的证书；张建华在研究香港股市，说发现了几个潜力股；王亚男则经常往机械仪器部跑，对进口设备很感兴趣。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而我，在熟悉业务和学语言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培训期间，我们住在铜锣湾的职工宿舍。宿舍不大，我和陈建国、李卫国三人一间，每人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
条件比我想象的简陋，但在1965年的香港，这样的宿舍已经不错了。至少通了电，有自来水，还有公共浴室和厨房。
每天晚上培训结束后，我会去楼下的报刊亭买几份报纸。香港的报纸很多，中文的有《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英文的有《南华早报》《虎报》。
我要从这些报纸里，寻找有用的信息。
不是商业信息——那些我大概知道。香港在6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轨迹，我前世有所了解。地产、股市、制造业、航运……这些大的趋势我都清楚。
我要找的，是一些更具体、更隐秘的信息。
比如，那个名字：周卓凡。
前世我做金融时，曾经看过一份资料，提到香港早期富豪周卓凡的一件轶事。说的是他祖父在光绪年间，曾向一个姓丁的商人借过三千龙洋，立有借据。后来周家发迹，这笔债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偿还，借据也不知所踪。
所以到香港后，我一直在关注周家的信息。周卓凡是香港的顶级富豪之一，旗下有地产、航运、酒店等多个产业，经常上报纸。
这天晚上，我在《星岛日报》的商业版，看到了一条消息：
“周卓凡斥资五千万，购入中环地皮，拟建全港最高商厦”
报道很详细，写了周卓凡的发家史，写了他的商业版图，也写了他的家族渊源——果然提到，周家祖籍广东东莞常平镇桥梓村，清末时来港经商，历经三代，终成巨富。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继续往下看，报道提到了周卓凡的祖父周永泰，说他是周家基业的奠基人，早年在东莞做木材生意，后来到香港发展，从事航运和贸易。
周永泰……这个名字对上了。
我放下报纸，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
那是我凭记忆默写下来的借据内容：
“立抵借票：周卓凡今借到丁厂龙洋叁仟元整，言明每月行息二分，限期一年清还。如到期不还，愿将坐落东莞常平镇桥梓村祖屋三间、田地二十亩抵偿。恐后无凭，立此借票为据。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立借票人周卓凡（押）”
当时只是随手记下，没想到现在可能派上用场。
光绪十年是1884年，到现在已经八十一年。三千龙洋，按当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我快速心算。
龙洋是清末的银元，一枚重七钱二分，含银量90%。三千枚龙洋，含银大约两千两。按现在的银价……
不算利息，只算本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算上这八十多年的复利……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这章借据在我的手里。
这是一个契机。一个接近周卓凡，甚至和他建立联系的契机。
周卓凡是香港顶尖的华人富豪，他的商业网络遍布全球。如果能和他搭上关系，对华润的业务，对国家的贸易，甚至对我个人的发展……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首先，怎么把这张借据原件从大陆弄过来。
其次，要考虑怎么使用这张借据。直接去要债？那太蠢了。周卓凡这种级别的人物，不可能因为一张陈年借据就轻易就范。弄不好还会得罪人。
最好的方式，是以借据为引子，建立联系。比如，把借据“还”给周家，表示不计前债，只为交个朋友。或者，用借据做个人情，换取商业合作的机会。
但这需要技巧，需要时机。
我合上笔记本，靠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香港的夜景。
铜锣湾的夜晚灯火辉煌。远处，维多利亚港的轮渡亮着灯，在漆黑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道光痕。更远处，九龙半岛的高楼像黑色的剪影，点缀着无数灯光。
这就是香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地方。
一张八十一年的借据，可能一文不值，也可能价值连城。关键看怎么用。
我想起丁老的话：在香港，要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也要保持警惕。
周卓凡这样的人，是敌是友？是合作对象还是竞争对手？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张借据是一个切入点。一个可能打开局面的切入点。
我需要更多信息。关于周家的，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往来的……
还要等待时机。贸然行动只会坏事。
我打开台灯，拿出纸笔，开始制定计划。
第一步：从别的渠道了解怎么能把大陆的东西带过来。
第二步：研究周家的产业和商业布局。找到可能的合作点。
第三步：提高自己的分量。在华润站稳脚跟，做出成绩。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和周卓凡这样的人对话。
第四步：等待合适的时机。
写完计划，已经深夜十一点了。陈建国和李卫国都睡了，房间里响起轻微的鼾声。
我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
这座城市，刚刚向我露出了它复杂面貌的一角。而我要做的，是在这片繁华与混乱中，找到自己的路，找到为国家服务的方式。
那张光绪十年的借据，也许是个开始。
也许什么都不是。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路。从山西农村到香港中环，从农业生产到国际贸易，这一步跨得很大。
但我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方向，知道国家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
为了学本事，为了攒资本，为了将来回去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这个信念，会支撑我走过在香港的每一天。
窗外的香港，依然灯火通明。这座不夜城，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故事，多少机会，多少陷阱。
而我，韩浩，一个来自1961年的重生者，一个华润公司的新员工，将在这里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来香港的第一个周日，我没有像其他新同事那样去逛街、看电影或者游览景点。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穿着普通的灰色夹克和黑色裤子，背着一个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几个馒头、两件旧外套、一壶凉开水，还有一小瓶云南白药和几卷纱布——以及一包“大前门”香烟和一小瓶廉价白酒。后者不是给我的，是“敲门砖”。
铜锣湾的街道还未完全苏醒。我走到电车站，等第一班叮叮车。
“去鲤鱼门。”我对售票员说，递过两毫硬币。
鲤鱼门位于香港岛东北角。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和机油味。我沿着海岸线慢慢走，眼睛警惕地观察着。
第一次尝试搭话，是在第二个周日，西贡一处僻静礁石滩。
两个年轻人刚从水里爬上来，冻得嘴唇发紫。我把外套和馒头扔过去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十几米外，点燃了一支烟。
“后生仔，食支烟，暖暖身。”我用生硬的粤语说，把烟盒递过去。
两人警惕地看着我，没动。
我换回普通话，语气尽量平和：“我也是从北边来的。放心，我不是‘花腰’（警察），也不是‘蛇头’。就想问点事。”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迟疑着接过烟。我帮他点上，他猛吸一口，呛得咳嗽。
“大哥……你想问什么？”
“路线。”我压低声音，“我老婆还在老家，我也想接她过来。你们怎么过来的？从哪里下水？什么时候安全？”
两人对视一眼。年轻的嘟囔：“凭什么告诉你……”
年长的制止了他，看了看我放在地上的馒头和外套，沉默了几秒。
“元朗……落马洲那边。晚上两点以后，潮水退到小腿，有‘带路党’（向导）接应，一百港币一个人。但最近查得严，上周‘沉’了（被抓）好几个。”
“水路呢？”
“水路险。我们就是游过来的，差点没命。大屿山那边听说有船，但贵，要五百，还不包到岸。”
我记下信息，又从兜里掏出二十港币，塞给年长的：“找个地方换身干衣服，赶紧走。别在这停留，天亮了不安全。”
两人千恩万谢，搀扶着消失在礁石后。
第二次深入交谈，是在流浮山一片红树林边缘。 我“偶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腿受了伤，靠在树上喘息。我帮他包扎，递上水和白酒。
他灌了一口酒，长舒一口气。
“老弟，你也是‘等船’的？”他打量我。
“等家里人。”我蹲下，“老哥，你经验多，给指条明路？陆路稳还是水路稳？”
“没有稳的路！”他苦笑，指了指受伤的腿，“我走了三次。第一次走梧桐山，被抓了，关了一个月遣返。第二次走沙头角，差点被地雷炸死。这次走水路，船翻了，拼了命游过来，腿还被礁石划了。”
“哪条路成功的人最多？”
“看运气，也看钱。”他压低声音，“如果你肯出大价钱，找‘大艇家’（组织严密的偷渡集团），他们有快艇，从蛇口直冲新界西北，只要十几分钟。但价钱吓死人，一个人要一千五，还得有关系才找得到门路。”
“时间呢？”
“农历初一、十五大潮前后，晚上涨潮时最好走。每月那几天，‘水警’（水警轮）巡逻也有规律，老手都懂。”他顿了顿，“但我劝你，能不冒险就别冒险。我过来半个月了，住在笼屋里，一天做十二小时工，赚的刚够吃饭。香港是天堂，也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