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陈默没有立刻离开。他坐在角落里，看着工作人员陆续收拾设备、关闭全息屏。郑维还站在主控台前，一遍遍回放着刚才联排的开场片段，眉头拧得很深。
陈默走过去，在距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这个距离不会太近，不至于让对方感到压迫。
“郑导，我需要访问历届盛典的观众反馈数据库。”
郑维的目光从屏幕移开，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不是抗拒，是疲惫。
“你要这些做什么？”
“我想做一份观众情绪分析。上面让我来，我也总不至于真当个袖手掌柜。舞台表演我不太懂，数据分析我还是有点东西的。”陈默的表情很真挚，“‘共生计划’里有一套数据分析模型，跑三千万条反馈大概三个小时。我顺便也有点好奇，这些年观众到底在抱怨什么？不是舆情报告里那些被总结出来的概念，像什么‘满意度下降’、‘期待值错位’的宏观结论，而是具体的、原生态的、没有被二次加工过的声音。”
郑维沉默了几秒。他的手还在控制台上，指尖无意识地点着某个参数。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人已经不知道观众要什么了？”
总导演的问题很直接，陈默也没有避而不谈，顺着郑维的话说道：“我这个人不喜欢代表谁，自然也不会拿我的想法来臆测你们的情况，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您知道，我也是个主播，也经常考虑直播效果。我一开始压力很大，想得太多，多到每一个决策都要同时考虑收视率、话题度、商业植入、政治正确、评审口味、同行评价……最后我发现，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考虑进去后，直播效果越来越差。直到某一天，在互动的时候被一位观众点醒，才发现我把所有这些考虑进去后，反而把观众最初的那个声音给淹没了。”
郑维没有说话。
“我做直播这几年，”陈默继续说，“最惨的时候直播间只有两三个人，弹幕比观众还多。那会儿没人教我该说什么，我也没什么偶像包袱，就是对着镜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后来粉丝多了，团队有了，稿子有人写了，数据有人分析了，反而不会说话了。”
他顿了顿：“我并不是说我的经验放在您这里也一定有用，但我只是想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也没有说专业人士不行的意思。数据肯定有用，分析也有用，策略更有用。但有时候，工具太多了，人就会忽略主体。毕竟这个节目，从头到尾就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嘛。”
郑维看着他，眼神里那层疲惫的膜似乎裂开了一道缝。
“数据库可以给你。”他说，“但提醒你一句，近五年有效反馈超过三千万条。你那套模型，真跑得过来？”
“这个您放心，我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人。”陈默说，“我们‘共生计划’里有一帮子‘奇人异士’，处理数据起来，比机器还快。”陈默自然不会跟郑维解释什么“源点网络”，更不会提“意识共振”的事。
郑维点点头，调出权限界面。在确认授权的最后一刻，他忽然问：“你刚才说，直播间只剩七个人的时候，后来你是怎么找到‘会说话’的感觉的？”
陈默闻言一愣，回忆了一下，随口接话道：“我一直都挺不会‘会说话’的，一直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只是有一段时间，各种训练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观众共情能力，反而让我沉默了，不敢说话了。后来只是憋不住了，不说出来会就憋在心里难受。其实这些话说出来，我也不指望有多少人在听。但神奇的是，观众就喜欢听我说这些，反而火起来了。我也没找到原因。”
郑维沉默了一会，没有再说什么，点击了授权。
当晚，陈默将意识沉入源点网络。他没有召集任何人，只是通过萨拉将三千四百七十二万条观众反馈导入光海。数据流如银河倒灌，在意识空间中铺陈开来——文字评论、语音留言、视频反馈，每一道都是一个人真实的情绪残留。
光海中，那些平时各自忙碌的意识光点开始聚拢。没有人被要求参与，但参与者们感知到了这片数据海的到来，感知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情感负荷。
苏晴的意识波动最先靠近，如静谧的湖水接纳了第一滴雨；周锐的意识频率接入，稳定而沉实；李雨薇的声波轨迹展开，像一张网；老顾的逻辑模块开始运转，将杂乱的数据流梳理成可感知的脉络……越来越多的意识光点亮起。没有分工，没有指令，每个人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去共振、去理解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年复一年的失望与期待。
三小时后，共鸣结果浮现。不是图表，不是报告，是几个在光海中缓缓成型的意识锚点——“累。”
“吵。”
“假。”
“记不住。”
“像在看广告。”
“没有想和家人分享的冲动。”
“……”简简单单的几个词，却像沉重的锚，沉在光海底部。每一个锚点下，都系着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留言。
陈默没有停留在这里。他顺着光流继续回溯，寻找那些为数不多被标记为“好评”的反馈。他发现一个规律，所有被观众真心记住的节目，无论过去多少年，评论里总会出现相似的表达：“让我想起了……”
“像小时候……”
“我奶奶以前也……”
“突然好想给爸妈打个电话……”不是节目本身多么完美，而是节目触动了观众生命中某个具体的瞬间，连接了某段真实的、未曾被妥善安放的情感。
陈默退出网络，窗外天色微亮。他给郑维发了条信息：“能不能看看过去几年被淘汰的节目提案？”
郑维回复得很快，像是一夜没睡：“加密文件夹发你邮箱了。”
陈默打开文件夹。四百七十二个被否决的创意，淘汰理由五花八门：“不够热闹”、“技术实现难度大”、“演员知名度不够”、“商业价值低”、“题材太冷门”、“与今年主题不符”……他一个个看下去。大多数提案确实有硬伤，节奏拖沓、创意雷同、完成度不足。
筛选出那些完全不符合的，还剩下三十七个，陈默反复看了好几遍。倒不是它们有多惊艳。而是它们让陈默想起了那些在“源点网络”中闪烁的意识波动，不完美，但真实。
有一个舞蹈提案，编舞者想用全息技术呈现“雪花落在掌心融化”的瞬间，全程只有一名舞者，配乐是简单的钢琴。评审意见只有一行：“意境很美，但不够撑起开场。”
有一个相声提案，讲的是两个清洁机器人之间的对话，幽默中探讨“被程序设定的生命有没有自由意志”。评审意见：“主题太深，观众听不懂。”
有一个歌曲提案，创作者想收集楚国各地菜市场的叫卖声，编成一首“市井交响曲”。评审意见：“难登大雅之堂。”
陈默看着这些意见。艺术圈的事情他不太懂，也没资格评价，但就算以一个公司职员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些提出评审意见的人也挑不出错来。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有限的播出时长里，做出最安全、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这个逻辑总是没错的。
但想拿出一晚打动人心的舞台，太过安全的东西，或者感觉老少皆宜的东西，往往缺乏“亮点”，让人足以共情，产生共鸣的“亮点”。不过，这些都只是陈默自己的个人想法，他自然不敢这个时候就联系郑维。他决定先联系那三十七个提案的创作者，先从创作者的角度入手，自己带着“源点网络”的所有观众们，亲身感受一下这个节目是否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通过盛典筹备组的档案系统，他只找到了其中二十六人，另外十一人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而二十六人中，愿意聊聊的只有十二个人。
见面地点约在文化中心的地下排练室。这个地方陈默来过几次，每次都是经过，从没真正走进来过。今天他在这里等了二十分钟，人陆续到齐。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陈默只是问：“我有幸受邀成为‘楚风盛典’的特别顾问。我从总导演手中拿到了，当初被节目组退掉的四百七十二节目的影像资料。我又从中做了二次筛选，挑选你们过来聊聊。我们开门见山，我首先想知道，你们当初做这些提案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沉默。
许久，那个提出“雪花舞蹈”的年轻编舞师开口了。她叫林小染，二十八岁，入行五年，这是她第三次向盛典投稿。
林小染说得很慢：“就是……有一年冬天下雪。那时我女儿三岁，第一次见雪。她伸手去接，雪花落她掌心里，没等看清就化了。她不哭，就盯着手心看，然后抬头冲我笑。那个笑……”说到这里，她停了很久，“我就是想把那个瞬间留下来。”
没有人接话。
过了一会儿，那个写清洁机器人相声的中年相声演员开口了。他姓葛，四十六岁，头发已经花白。
“我爷爷是环卫工人。”他说，“扫了四十年大街。退休那年，政府给他发了个奖状，他裱起来挂在墙上，天天擦。他去世后，我每次看到街上的清洁机器人，都会想起他。”他搓了搓手，指尖有常年握快板的茧，“我就是想，如果机器也有意识，它会怎么看待自己这份工作？它会觉得委屈吗？会觉得被需要吗？会觉得……自己也是有意义的吗？”
那个提出“市井交响曲”的老人姓钟，七十二岁，是这批人里年纪最大的。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向盛典投稿了。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东西永远不会被选上。
“我是在菜市场里长大。”他说，“那时候每天早上五点，我奶奶就挑着担子出门。我跟着她，听她跟菜贩讨价还价，听鱼在盆里扑腾，听豆浆机嗡嗡响，听油条下锅的滋啦声，还有机器人滑动与小孩的玩耍声。那些声音，就是我童年的闹钟。”说到这里，老人似乎陷入了回忆，过了好久才道，“现在那个菜市场都拆得差不多了，年轻人买菜用手机，三十分钟送到家门口。方便，确实方便。只是有时候，我会梦到那些声音。”
他笑了笑，眼角皱纹很深：“我就是想，万一哪天这些声音都没了，至少还有一首歌，能让人想起来，我们曾经是这样生活的。”
陈默一个一个问下去。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创意”，不是“节目”，不是“艺术追求”。他们说的，都是心里某个具体的、柔软的、舍不得忘记的人或事。
“那为什么后来都妥协了？”陈默问，“做了那些……更符合要求的提案？”
“您不知道，我们大多数不是专业吃这碗饭的。而且就算是吃这碗饭的，我们排演的这个节目也都只是为了参加‘楚风盛典’，能登台表演一次，是没有任何酬劳的。为了这个节目，我们不仅要挤出大量的时间排练，还有日常的工作。”林小染苦笑：“就拿我来说，我女儿要上幼儿园了，家里家外都是一摊子事。有些梦，追过了就够了，并不一定都要实现的。”
葛师傅点头：“我倒是吃这一口饭的，但这个节目和我日常吃饭讲的段子不同。这个行当本就不好做，我做了二十年，名气是有一点，但是按资排辈，我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我排哪儿了呢？”
钟老先生看得很开的笑了笑：“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就圆一个梦，上不上都无所谓。”
陈默离开排练室时，郑维在门口站着。他并非路过，显然是特意过来的。
“聊完了？”郑维问。
“嗯。”
“有什么收获吗？”
陈默看向郑维，五十多岁的人了，眼袋深重，西装熨得笔挺，袖口却有轻微的磨损。他想起自己在“楚风盛典”的数据库里，看到十几年前关于郑维的一条的记录。那时郑维还是副导演。那一年，他力排众议，做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式小品。那年的盛典收视率并不高，他却收到了四千多封手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