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梅来殡仪馆上班的第一天，带她的师父老郑头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进了这道门，看见什么都别大惊小怪。”第二句：“凌晨三点以后，别一个人在停尸间待着。”第三句：“化妆的时候，如果死人的嘴角动了，千万别盯着看，扭头就走，把门锁上。”
江梅当时只觉得这老头迷信得可笑。她是读过书的人，丈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公公婆婆都是退休医生，这样的家庭里从来不信鬼神。她来殡仪馆工作，纯粹是因为专业对口——遗体整容师，持证上岗，月薪比医院高出一大截。至于老郑头那些话，她听过就忘了。
忘了，就要付出代价。
江梅来殡仪馆的第三个月深秋，城南出了一桩大案。一个名叫沈素云的年轻女子死在出租屋里，发现时尸体已经僵了两三天。她蜷在床角，脸上却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做一场美梦。法医鉴定是心肌梗塞，二十四岁，心梗，说出去都没人信。
尸体送来的那天傍晚，灵车司机老赵卸完货就躲到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老郑头问他怎么了，老赵说，一路上总觉得后车厢有动静，回头看什么都没有。江梅心想，死人能有什么动静？无非是车辆颠簸，尸体在担架上挪了挪位置。
沈素云的遗体被安排在化妆间最靠里的那张铁床上，家属约了明天上午来见最后一面，化妆的工作自然落在了江梅头上。吃过晚饭，老郑头交代了几句就下班走了，偌大的殡仪馆只剩下值班室里的保安老李和化妆间里的江梅。
化妆间里冷气开得足，江梅掀开白布的时候，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沈素云长得清秀，瓜子脸，皮肤虽然变了色，五官依然耐看。生前大概是个爱笑的姑娘，即便是死了，嘴角那道弧度还没有完全消失。江梅戴上手套，调好粉底，开始往她脸上抹。
先打底，再描眉，最后上唇色。这套流程江梅做过无数次，熟练得如同流水线作业。可就在她给沈素云涂口红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那嘴唇上原本凝固的笑意，动了。起初只是一丝轻微的颤动，江梅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揉了揉眼再看——没错，那嘴角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上拉扯，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提了起来。笑容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像某种冷静的疯狂。
江梅后脊梁一阵发麻，但她硬撑着没跑。她告诉自己，这是尸僵现象，人死后肌肉会收缩，表情变化纯属正常。可她的手脚不听使唤，调色盘打翻在地，哐当一声。她弯腰去捡，再直起身来的时候，看见沈素云的眼睛睁开了。
那眼睛里没有瞳孔，白惨惨的，像煮熟的蛋白，正对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江梅的脑袋里只剩一个念头：走。
她倒退着往门口挪，眼睛死死盯着那具尸体，生怕一转身它就会坐起来。这跟她从前学过的一切知识都背道而驰，但此刻没有任何科学道理能压住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恐惧。她的手摸到了门把手，拧开，退出，啪地把门带上。
回到宿舍，她灌了两杯热水才缓过来。打开日记本，她想记下今晚的事，可笔尖落在纸上，只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她不知道该不该写，写了会不会有人信，最终只得搁笔。老公来电话问她在殡仪馆干得怎么样，她沉默片刻，只说挺好。那些光怪陆离的事，她早已习惯独自消化，说出来只会被当成压力太大产生的幻觉。
老郑头给她的三句话，第一句应验了。
第二句，也快了。
第二天，老郑头来上班，听江梅说了昨晚的事，脸立刻就沉了。他什么也没说，拿出一把香，在沈素云遗体旁烧了一圈，嘴里念念有词。烧完香，他问江梅：“你盯着她的眼睛看了？”江梅点头。老郑头叹口气，说：“今晚别值夜班了。”
江梅没听。她一是不信邪，二是觉得如果自己就这么被吓退了，以后在这个地方还怎么待下去？殡仪馆的同事本来就对新人另眼相看，背地里说她是“花瓶”，受不了苦迟早要走。她偏不走。
当晚，她还是留了下来。
入夜之后，殡仪馆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值班室在走廊尽头，离化妆间隔着两道门和一条长长的走廊。十一点多，保安老李出来巡了一圈，敲敲值班室的门问江梅要不要夜宵，江梅说不饿，老李就裹着军大衣回去睡了。
江梅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翻着一本杂志，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窗外刮起了风，院子里的枯枝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墙上的挂钟走得极慢，指针一滴一滴地爬。
不知过了多久，江梅抬头一看——凌晨三点整。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穿过了走廊。
是哭声。女人的哭声。
声音不大，却清晰得像是贴在耳边响的。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啜泣，有时突然拔高，变成一声凄厉的呜咽，然后又压下去，变成细细的、若有若无的抽泣。那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来回撞击，带了回音，就好像不止一个女人在哭，而是有十个、几十个。江梅的汗毛全竖了起来。杂志从她手里滑落，她握紧了椅子扶手，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冲。
如果是外面来的声音，她可以去找。但可怕就可怕在——那声音分明是从停尸间传出来的。她认得那个方向，听得出来那个距离。停尸间里今晚只有一具尸体：沈素云。
她想跑，可两条腿像灌了铅。她想起老郑头的话——凌晨三点以后别一个人在停尸间待着。现在她不在停尸间，可那哭声却穿过两道门找上了她。她咬紧牙关，拿起手电筒，打开值班室的门，猛地往走廊尽头照去。
光柱在黑暗中割出一道苍白的路，尽头是一扇紧闭的门。哭声戛然而止。
走廊里恢复死寂，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江梅背靠着门框，大口喘着气，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第二天一早，老郑头到得更早了。他没说话，径直走到停尸间的窗户前，仔细看了一眼。然后他转身对江梅说：“窗户外面有东西。”江梅跟着他绕到后面一看，整个人就愣住了——窗户下方的地面上，泥土是新的，上面印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手印。手印很小，像是个女人的。手指的方向正对着窗户，朝着停尸间里，朝着沈素云躺着的方向。
老郑头拿出电话，打给了一个江梅不认识的人，说他需要“过来看看”。挂了电话，老郑头告诉江梅，沈素云不是心梗死的。她是被人下了降头，一种极阴毒的术，施术的人用的是活人的舌尖血，混上死猫的骨灰，灌进被害人的食物里。被害人会在睡梦中五脏六腑逐渐衰竭而亡，死前的最后一刻会露出笑容——那不是笑，是魂魄离体时被强行撕裂的表情。
但这种术有个副作用：被害人死后，怨气不散，方圆一公里内的灵体都会被吸引过来。停尸间窗外的泥土里那个手印，就是被怨气引来的阴物留下的。至于凌晨三点的哭声，那是沈素云尚未完全离体的魂魄，在死与活之间挣扎的声响。凌晨三点，正是阴阳交替最混乱的时刻，生者最弱，亡魂最盛。
江梅问：“这怎么办？”
老郑头沉吟片刻，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先不要处理沈素云的遗体，等那个人来。”江梅追问：“谁？”老郑头只说了一个字：“道。”
当天中午，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进了殡仪馆。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进停尸间，关上门，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等他出来的时候，满身的檀香味浓得呛人。他对老郑头说了几个字：“送走了。”然后骑车离开，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来过。
当天晚上，江梅再去停尸间，沈素云的遗体还在，但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息不见了。凌晨三点，她特意守在值班室，整整一夜，再没听到任何哭声。
第二天天亮，她给沈素云擦拭头发，目光无意间落到那死者的嘴角。那道诡异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的、真实的安详。
江梅想起自己刚来那天老郑头对她说的三句话。第一句“看见什么都别大惊小怪”她做到了。第二句“凌晨三点以后别一个人在停尸间待着”她没做到，付出了代价。第三句——“化妆的时候，如果死人的嘴角动了，千万别盯着看”。她也犯了。
老郑头告诉过她，死人的脸上有一种东西，是活人不能看的。看了，就沾上了。殡仪馆这个地方，每一扇门后面，每一盏昏暗的灯下，都有你不能碰的东西。你以为你在送别死者，其实死者也在看着你。你以为那些规矩是迷信，其实每一条规矩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不信邪的人。
江梅翻开日记本，想记录下这几日的光景，但笔悬在半空许久，最终还是合上了本子。她明白，许多事终究是不能落笔、不可言说的。有些故事，注定只在心里，成为以后悄悄讲给后来人的秘密，成为她往后无数次夜班中，独自咀嚼的恐惧和敬畏。
窗外天已大亮，殡仪馆的院子里，阳光洒在那片被翻了新土的地面上。老郑头蹲在墙角，往手印消失的地方又添了两铲子土，嘴里还是念念有词，像在喂什么东西吃。
江梅没问他在念什么。殡仪馆里的事，有些可以问，有些不能问。问多了，答案就会找上你。
而她刚来头一天老郑头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到现在也没敢问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是：“还有，如果有人在背后叫你的名字，千万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