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密信
1967年深秋，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中。轧钢厂总工程师办公室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但依然能隐约听见外面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时断时续，像远处闷雷。
李建国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关于轧辊材料改进的技术报告，但整整一个上午，他都没翻过一页。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目光不时瞥向墙上的日历——十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
可他知道，今天不普通。
三年前，娄半城举家迁往香港的前夜，两人有过一次长谈。那时娄家已经变卖了大部分产业，只留下一些不便带走的不动产委托管理。在娄家书房昏黄的灯光下，娄半城握着李建国的手说：“建国，你的眼光，我服了。这条路，是你指出来的。”
李建国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娄先生，香港是自由港，机会多。但记住，实业是根本。可以做贸易，但更要做制造。另外...尽可能接触西方技术，特别是那些对我们禁运的。不是要您现在做，是留意，是准备。”
他还给了娄半城几个具体的“建议”：关注电子元器件、小型精密机械、化工新材料。这些在当时的香港可能还是空白，但未来...
“我会定期给你消息。”娄半城最后说，“通过可靠渠道。你也要保重。”
从那以后，每隔几个月，李建国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信息。有时是一封普通的家书，寄给他在上海的“远房表亲”转交；有时是委托回国探亲的华侨捎来的口信；最近一次，是夹在一本英文技术期刊里的一张便条，用只有他们两人懂的暗语写着“一切顺利”。
但今天的联络方式，是约定中最特殊的一种。
下午三点，李建国准时离开办公室。他没有骑车，步行出了厂门。门口的保卫科干事小张跟他打招呼：“李总工，出去啊？”
“去邮局寄个材料。”李建国扬了扬手里的信封——里面确实是几份技术资料的复印件。
从轧钢厂到最近的邮局，要穿过两条胡同。秋风吹过，卷起满地落叶，沙沙作响。李建国走得不快，偶尔停下来，像是在思考问题，实际在用余光观察周围。
没有尾巴。
他走进邮局。这个时间点人不多，柜台后面只有一个中年女营业员在打毛衣。看见他进来，抬了抬眼：“寄信？”
“嗯，挂号。”李建国递过信封。
营业员接过，慢吞吞地登记、贴票、盖戳。整个过程花了五六分钟。李建国站在柜台前，手指在木质台面上轻轻敲击——三长两短，停顿，再三短一长。
这是约定的暗号。
营业员动作微微一顿，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盖完最后一个戳，她把收据和找零递过来，同时，一个薄薄的、火柴盒大小的纸包悄无声息地滑到了李建国手心。
“拿好。”营业员的声音没有任何异常。
李建国点点头，把纸包攥紧，转身离开。
走出邮局，他没有直接回厂，而是绕道去了趟新华书店。书店里人也不多，几个学生在看样板戏剧本，一个老头在翻农业技术手册。李建国走到最里面的书架，假装翻阅一本《机械设计手册》，借着书架的遮挡，迅速打开了纸包。
里面是一张微缩胶片，只有指甲盖大小，用透明塑料膜封着。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三日后，老时间，老地方，取解读器。”
李建国的心跳加快了。微缩胶片，这比以往任何传递方式都高级，也意味着信息量更大。他把胶片藏进钢笔的笔杆里——这是他特意改造的，笔杆中空，刚好能藏下这样的小东西。
三天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邮局。这次李建国寄的是一个包裹，里面是几本旧书。营业员递给他一个牛皮纸包着的方盒子，大小像一本字典。
“您订的《冶金工业》合订本到了。”营业员说。
“谢谢。”李建国接过，入手沉甸甸的。
回到办公室，锁上门，拉上窗帘。李建国打开盒子，里面果然是一套《冶金工业》合订本。但翻开第三册，书页被掏空了，嵌着一台小巧的机器——微缩胶片阅读器，只有饭盒大小，带着一个放大镜片和简易光源。
他小心翼翼地从钢笔里取出胶片，装进阅读器。打开台灯，调整角度，透过放大镜片，微缩的字迹逐渐清晰起来。
是娄半城的亲笔信，写在一张标准信笺上，然后被缩小拍摄。字很小，但依然能看出那熟悉的笔迹：
“建国吾友：见字如晤。香港诸事已稳，托君之福，所谋皆顺。去岁依君所言，注资电子装配，今已小成，月产半导体收音机五千台，远销南洋。另设精密机械作坊，可修配精密仪器，颇受本地洋行青睐...”
李建国逐字读着，心中感慨。娄半城果然不是凡人，给他一个方向，就能闯出一片天地。
信继续写道：“...君曾言及西方禁运技术，余一直留心。今有一机缘：结识英商汤姆森，其叔父在曼彻斯特经营机床厂，可接触些非常规渠道。汤姆森有意合作，在港设维修中心，专修西方精密设备。此中或有操作空间...”
李建国眼睛一亮。维修中心！这主意妙。以维修的名义，接触西方先进设备，拆解、研究、仿制...这是获取技术的绝佳途径。
“...首批拟进坐标镗床一台、精密磨床两台，皆在禁运名单。汤姆森允诺，以‘报废设备’名义出货，抵港后‘修复’。此事风险甚大，然机会难得。盼君指点...”
信的最后，娄半城提到了家人：“晓娥已适人，婿姓许，为人尚可。她常念及京中旧事，尤记君当年点拨之恩。余每思之，若非君当头棒喝，娄家今日不知何等光景...”
读到这里，李建国眼前浮现出娄晓娥的模样。那个单纯的资本家小姐，终究还是嫁给了许大茂——虽然这个许大茂，因为自己的干预，已经和原着里的那个不一样了。这也算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吧。
信的最后是一串数字和字母的组合，李建国知道，这是下一次联系的暗码。
他关掉阅读器，把微缩胶片放在烟灰缸里，划燃火柴。胶片卷曲、燃烧，发出刺鼻的气味，很快化为一小撮灰烬。
窗外天色渐暗。李建国坐在黑暗中，久久不动。
娄半城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开始了技术布局。这比他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好。那些“商业建议”，现在看来都落在了实处。电子装配、精密机械维修...这都是未来几十年香港工业的支柱产业。
而更重要的，是接触西方技术的渠道正在打开。坐标镗床、精密磨床...这些设备，对国内工业发展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
但风险也大。一旦被发现，娄半城在香港的基业可能毁于一旦，甚至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该不该继续？该怎么继续？
李建国点了一支烟——他很少抽烟，只有思考重大问题时才会。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像一只孤独的眼睛。
他想起了1964年，自己主导改造高精度无心磨床时的情景。王大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年轻技术员们熬红的眼睛，成功时全车间的欢呼...那是纯粹的技术追求，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而现在，他面对的是另一条战线——一条隐秘的、危险的，但可能影响更深远的战线。
烟燃尽了，烫到了手指。李建国猛地回过神，把烟蒂按灭。
他走到办公桌前，打开台灯，铺开信纸。钢笔在手中转了转，开始回信。
回信不能长，要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关键的信息。他先肯定娄半城的进展，特别是维修中心的设想，称之为“妙棋”。然后提出建议：以维修中心为基地，逐步建立自己的技术团队，不仅要会修，更要会仿、会改、会创。可以高薪聘请一些退休的西方工程师，或者从台湾、东南亚招揽华裔技术人才。
关于禁运设备，他给出了更具体的操作建议：不要一次进太多，先以“试点”名义进一两台；设备到港后，不仅要修复，更要详细测绘，制作完整的技术档案；可以考虑与内地某些“特殊单位”建立联系，以“学术交流”名义分享部分非核心资料...
写到这里，李建国停下了笔。与内地联系，这太敏感了。他想了想，改为：“技术资料宜妥善保管，待时机成熟，或可惠及故土。”
最后，他写道：“风险务必可控，安全为第一要义。诸事缓图，不必急于一时。吾在此间，一切尚好，唯盼他日重逢，把酒言欢。”
信写好了，只有一页纸。他要用密写药水写在另一封信的背面，通过另一个渠道寄出去。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收拾好一切，李建国推开窗户。夜风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远处，轧钢厂的烟囱在夜色中耸立，偶尔冒出几点火星。
这个国家需要技术，需要进步。而他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为这种进步创造条件——无论是在轧钢厂的车间里，还是在香港的维修中心里，或者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夜色深沉，但总有星光。
李建国关掉灯，锁上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回荡。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他要做的，就是在阳光下做好该做的工作，在阴影中安排好该安排的布局。
路还长，但方向已经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