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谕》的颁布如同春风拂过冰封的河面，表面波澜不惊，冰层之下却已有暗流悄然涌动。长安城中的议论与朝堂上的纷争，距离关中乡野的阡陌村落，似乎隔着千山万水。对于安平里以及周边村庄的大多数农户而言，皇帝的诏书、朝廷的德政，都是遥远而模糊的声响。真正让他们停下手中活计，侧耳倾听，继而心中泛起涟漪的，是里正王老汉家晒谷场上，每夜准时亮起的那几盏摇晃的油灯光晕，以及灯光中传来的、虽不齐整却异常认真的诵读声。
李延并未大张旗鼓地推行“扫盲令”。他深知，在这片饱经战乱与盘剥的土地上，任何来自官府的“新举措”，首先激起的往往是本能的警惕与怀疑。他将安平里作为“种子”，精心浇灌。那位来自科学院的年轻“待诏”姓文，是个腼腆却耐心的青年，没有半点官架子。教材用的是刚刚加急刻印出来的《新语劝学初阶》（《新语蒙求》扩充版），内容除了简化的天地万物、农时节气、家常器物，还增添了极简单的加减运算口诀，以及寥寥数条关于田赋、借贷、契约的最基本常识，全部用《新语》书写，附有旧体对照。
最初几晚，晒谷场上稀稀拉拉，多是些半大孩子和无所事事的光棍汉，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王里正和文待诏也不催促，只是就着灯光，将教材上的字一个个拆解，用最直白的话解释：“大家看这个‘日’字，像不像天上的日头？画个圈，中间点一点，就是它了。这个‘田’字，就是咱们种地的四方块田，横竖几道，分得清清楚楚。” 他们用树枝在沙盘上比划，让围观的人跟着写。
变化是缓慢而细微的。那个名叫石头的后生，第一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石”字，兴奋得满脸通红，当夜就在自家土墙上用炭条画了又画。赵老倌，就是那个曾在地上划拉“田”字半宿的老农，成了最认真的学生。他眼神不好，手指粗硬捏不住细树枝，文待诏就让他用食指直接在沙盘上划。赵老倌学得慢，但记得牢，尤其对庄稼、农具、节气的字格外上心。几天后，他竟能结结巴巴地念出墙上贴的“春分前后，种瓜点豆”的农谚了，虽然念得颠三倒四，却让周围人啧啧称奇。
夜校的灯火和隐约的读书声，开始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周边村落的好奇心。先是邻近的李家洼有两个胆大的后生，借着走亲戚的名头，晚上溜过来蹲在墙角听。接着，王家沟一个听说“识字能少交市税”的货郎，也趁着天黑摸了进来。人渐渐多了，晒谷场显得有些拥挤，油灯也多添了两盏。王里正干脆把自家一张破旧的方桌搬出来当讲台，又寻来几块稍平整的木板，刷上锅底灰，充当简易的“黑板”，用石灰块写字。
夜校的内容也在悄悄拓展。除了识字算数，文待诏应大家要求，开始讲解一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他带来了一份用《新语》和旧字对照书写的、关于“借贷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月息三分”的律令摘要，逐句解释。又请村里唯一见过些世面、曾在外当过账房先生的孙老爷子，来讲讲怎么看懂最简单的买卖契据上的数字和关键条款。
这一下，如同在平静的水塘里投下了巨石。那些原本只抱着识字好玩或贪图小利（如“识文凭照”的便利）而来的人，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原来，那些曾经只能由乡绅、胥吏或高利贷者说了算的文书、账目、律条，其神秘的面纱后，竟也藏着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理解的道理！
夜校里开始出现一些令人动容的景象。一个叫春妮的年轻寡妇，丈夫死于去年的兵灾，留下她和五岁的儿子，以及几亩薄田。她总是最后一个来，躲在人群最外围的阴影里，借着微光，用树枝在地上默默跟着划。她不敢出声，怕惹人闲话，但那专注的眼神，仿佛要将那些符号刻进心里。后来王里正察觉，悄悄给她也准备了一个小沙盘，让她在角落自己练习。
然而，灯火所及，也照见了更多阴影与阻力。
一日，文待诏正在讲解“田契四至”的写法，村里的富户钱老爷家的管家踱了进来。钱老爷是安平里乃至附近几个村子最大的地主，与官府素有往来，对清丈之事本就阳奉阴违。管家背着手，在人群中走了一圈，看着木板上的字，嗤笑一声：“哟，学这个？认得几个字，就能当地主老爷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目光扫过赵老倌、石头等人，语带威胁，“有这功夫，不如多刨两垄地，小心秋后交不上租子，田都保不住！” 说完，扬长而去。
夜校的气氛顿时有些凝滞。一些胆小的村民低下头，不敢再看木板。赵老倌捏着树枝的手微微发抖。石头梗着脖子想说什么，被旁边的老人拉住了。
文待诏心中愤怒，却知此时不宜硬顶。他深吸一口气，继续用平和的语气说：“各位乡亲，我们识字算数，不是为了当老爷，是为了不当睁眼瞎，是为了明白事理，守好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就像这‘田’字，写清楚了，心里就亮堂，知道自家的地在哪儿，有多大。秋后的租子该交多少，契约上写得明白，咱们自己也能算，不怕人糊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钱管家的话，大家不必在意。朝廷有《劝学谕》，鼓励咱们学习。李延李大人就在县里，也是支持咱们的。咱们一不偷二不抢，凭本事学点东西，谁也说不着！”
这番话，多少稳住了人心。但钱管家那番话带来的寒意，却并未完全散去。夜里散学后，几个相熟的村民聚在一起嘀咕，担忧钱老爷会不会因此涨租子，或是在别的方面为难他们。
更大的阻力来自家庭内部。石头回家兴奋地告诉爹娘自己学会了写名字和算简单的账，他爹抽着旱烟，闷声道：“学那玩意儿有啥用？能当饭吃？有那闲工夫，不如多打捆柴火！” 春妮夜里偷偷练习写字，被婆婆发现，少不了又是一通“不守妇道”、“心思野了”的数落。在许多老一辈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土地和力气才是根本，识字是“读书人”和“老爷们”的事，泥腿子沾染这些，是不安分，甚至可能招祸。
消息自然传到了身在县城的李延耳中。他深知，扫盲夜校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不仅在于教材和教师，更在于能否打破这无形的、由旧观念和现实利益交织成的罗网。他一面叮嘱文待诏和王里正稳住阵脚，继续耐心教学，用实在的例子（如帮村民看懂借据、计算田亩）证明识字有用；一面开始筹划下一步动作。
四月下旬，春耕后的第一个小农闲。李延带着几名随从，突然出现在安平里。他没有召集村民训话，而是径直去了赵老倌家低矮的土屋。在村民惊讶的目光中，他与赵老倌蹲在门槛边，像拉家常一样，询问今年的麦子长势，家里几口人，田地情况。然后，他请赵老倌拿出夜校发的沙盘，让他写几个字看看。
赵老倌紧张得手直抖，但在文待诏鼓励的目光下，还是用粗糙的手指，在沙盘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赵”、“田”、“麦”、“五亩”等几个字，虽然歪斜，却清晰可辨。李延仔细看着，点头赞许，又问了他几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赵老倌磕磕巴巴，竟也算对了大半。
“老人家，学得好啊！”李延拍了拍赵老倌的肩膀，声音洪亮，让周围聚拢来的村民都听得清楚，“朝廷颁布《劝学谕》，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都能像赵老伯这样，识得自家的田，算得清自家的账，明白朝廷的德政，不受人欺瞒！” 他当场宣布，按照《劝学谕》的规定，奖励赵老倌两斗盐、三尺粗布，并吩咐随行的县吏，当场给赵老倌登记，办理“识文凭照”。
这一幕，如同投入滚油中的水滴，瞬间在安平里及周边村落炸开了锅。两斗盐、三尺布，对于贫苦农家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实惠！更关键的是那份“识文凭照”和县令大人的亲自嘉奖，让“识字无用论”和“识字招祸论”不攻自破。原来，识字真的有用！朝廷是动真格的！
当夜，安平里夜校的灯火前所未有地明亮。晒谷场上挤满了人，不仅有本村的，更有闻讯从外村连夜赶来的。油灯添到了八盏，木板不够用，有人甚至搬来了自家的门板。诵读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整齐。赵老倌被众人簇拥着，脸上每一道皱纹里都洋溢着光彩。连石头的爹也偷偷蹲在了人群后面，吧嗒着旱烟，眼神复杂地看着木板上的字。
春妮依旧站在最远的阴影里，但她的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手中的树枝在沙盘上划动得更快、更坚定。
夜校的灯火，在关中平原的春夜里，倔强地燃烧着，照亮了一张张渴望或犹疑的面孔，也驱散着千年以来笼罩在乡野之上的、关于知识与命运的沉沉黑暗。这光虽然微弱，却真切地映出了变革的轮廓：当最底层的劳动者开始尝试掌握文字与计算，开始试图理解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律令与契约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缓慢而深刻的力量，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孕育。李延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阻力会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但只要这灯火不灭，希望，便在其中摇曳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