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识文》与《开平明理》的墨香尚未散尽，木版上那些简化了的字形、通俗易懂的语句、以及朴拙却实用的插图，便如同挣脱了束缚的鸟儿，开始扑棱着翅膀，尝试飞向关中平原上更多被灯火或月光照亮的角落。然而，文化的普及，远比分发教材、点亮夜校灯火复杂得多。它是一场静默的渗透，一次观念的碰撞，一次从庙堂到乡野、从精英到庶民的漫长迁徙，其间既有润物无声的滋养，亦有暗流汹涌的抵触。
最早感受到这股新文化气息冲击的，并非安平里的农户，而是长安城西市那些嗅觉灵敏的书商和刻坊东家。当第一批官方刻印的《开平识文》样本出现在市面上，并附有“劝学所指定教材，凡愿承印售卖者，享税赋之惠”的告示时，李氏书坊的李东家——那位曾被请入“文字整理馆”的老刻工，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力排众议，腾出人手和版面，加急赶制了一批《开平识文》。起初，前来问津的多是些好奇的士子、家中有孩童开蒙的寻常市民，销量平平。但很快，随着华州、同州等地夜校需求的消息反馈回来，以及京兆府开始在几个官办作坊和皇庄推行“工间识字”，订单竟渐渐多了起来。其他书坊见状，也纷纷跟进。一时间，西市刻坊里，“天地日月”、“犁锄镰斧”的简化字形叮当作响，替代了部分“之乎者也”的雕琢。
这些简化字读物，最初只是作为蒙童识字或夜校教材的补充。但很快，一些胆大的书商和落魄文人，开始尝试用《新语》编写更“接地气”的读物。有人将市井流传的侠义故事、公案传奇，用浅近的白话重新编写，配以简单插图，制成巴掌大的“袖珍本”，售价极廉，竟在码头力夫、走街货郎、乃至军营兵卒中悄悄流传开来。有人搜集民间验方、农谚趣谈，编成《便民一揽》、《乡野趣闻》之类的小册子。这些读物资讯混杂，质量参差，有些甚至夹杂着荒诞不经的传言，但它们确确实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低廉价格和浅显形式，将“文字承载的信息”带给了更广泛的人群。
文化的普及，同样在以一种更鲜活、更富感染力的形式进行——戏剧与说唱。
长安城东西两市，勾栏瓦舍并未因朝代更迭而彻底沉寂。只是过往搬演的多是才子佳人、忠臣良将、神怪仙佛的故事。开平元年夏，一出名为《赵老倌识字》的小戏，悄然在东市一个不甚起眼的茶楼戏台上演。戏文取材自李延报告中关于安平里夜校的真实事例，经过艺术加工：老农赵石头（原型赵老倌）因不识字，田契被恶霸篡改，险些失去祖产，后在夜校学习《新语》，识破奸计，在县令（暗指李延）主持下讨回公道。戏文用词俚俗，情节简单，但情感真挚，尤其赵石头在夜灯下笨拙习字、最终颤巍巍写下自己名字的一幕，让台下不少粗通文墨的市民、小贩乃至兵卒眼眶发热。这出小戏连演十数场，场场满座。
更富野趣的，是说唱艺人的“新编劝学段子”。这些走街串巷的盲艺人或落魄文人，将《劝学谕》的精神和夜校故事，编成押韵的鼓词或莲花落，在集市、庙会、村头大树下演唱：“哎——说开平，道开平，新朝有个劝学令。不收费，不拉夫，点亮夜灯教字文。赵老倌，五十整，沙盘上学写姓名。识了字，明了理，田契账目看得清……” 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比官府的告示更易传播，也更能打动人心。
然而，普及之路绝非坦途。新文化的嫩芽甫一露头，便遭遇了来自旧有文化生态的寒意与挤压。
最大的阻力，依旧来自士林清议与部分坚守“雅正”的文人。当简化字读物和“鄙俚”戏文开始流传时，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国子监一位博士公开撰文，痛心疾首地指斥：“弃雅言而就俚语，废正体而用俗书，斯文扫地，礼乐崩坏之渐也！长此以往，恐市井之徒皆以浅陋为能，不复知圣贤经典为何物！” 一些世家出身的官员，在私宴上对《赵老倌识字》之类戏剧嗤之以鼻，认为“粗鄙不堪，有辱视听”，甚至暗示有司应予禁绝。
地方上的阻力更为具体。在华州，随着夜校推广和《新语》读物出现，一些原本垄断乡村话语权的乡绅塾师感到了威胁。他们或许不敢公然对抗《劝学谕》，却可以在自己的私塾里，加强对学童的“正统”教育，讥讽夜校所教为“匠役之字，贩夫之理”，告诫子弟不可沾染，以免“移了性情，堕了品格”。更有甚者，如安平里的钱老爷，开始指使家仆散布谣言，说夜校所教“新字”乃“前朝乱党所创，学了会招灾”、“朝廷用简字印书，是为了省工料，坑害百姓”。虽经李延和文待诏反复辟谣，但谣言如同杂草，总能找到滋生的缝隙。
科举，始终是文化导向的终极指挥棒。尽管黄巢和沈括刻意将“扫盲”与“科举”区隔，强调二者并行不悖，但《新语》的推广和实用读物的兴起，依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这根最敏感的神经。一些寒门士子在观望：朝廷如此大力推行“实用”之学，未来的科举取士标准，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会加重策论、实务的比重，甚至……引入新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让一部分准备科举的读书人心神不宁，既对新朝抱有期望，又担忧自己多年所学能否适应变化。
甚至在新文化推广者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沈括坚持《新语》和实用教材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反对书商为了牟利胡乱编写粗制滥造的“白话故事”和“民间秘方”，认为这会败坏“新文化”的名声，误导百姓。而一些更激进的年轻官员或科学院“待诏”，则认为应该鼓励一切形式的通俗传播，“只要能吸引人看、让人愿意学，就是好的开始，规范可以逐步建立”。双方在科学院内部的会议上，也曾有过激烈争论。
这一日，黄巢在偏殿召见沈括与杜谦，特意问起文化普及的进展与难题。沈括如实禀报了各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士林的非议和内部的争议。
黄巢听罢，沉默片刻，缓缓道：“文化之普及，如大河东流，势不可挡，然河道弯曲，泥沙俱下，亦是常情。士林非议，意料之中。彼等所恃，无非‘雅正’二字。然则，‘雅’在庙堂，‘正’在人心。若一种文字、一种道理，只能供少数人赏玩把味，而不能为亿兆黎民所知所用，其‘雅’何在？其‘正’何存？”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大齐疆域图》前，手指拂过关中、河东、河南：“朕要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也能听懂的歌；不是深藏秘阁的孤本，而是田间炕头也能翻阅的书。旧有之雅文化，自有其价值，朕不废之，国子监、弘文馆依旧讲习经典。然新朝气象，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更富生机、更接地气的新文化。此二者，可并存，可竞争，但新文化之推广，朝廷必须支持。”
他转向杜谦：“杜相，科举之制，关乎天下士子进身之阶，需慎之又慎。然‘经世致用’之方向，不可动摇。明年春闱，策论题目，可适当增加对农桑水利、钱谷刑名、边防备御等实务之考察。诗赋虽仍考，但比重可略作调整。同时，明发诏谕，申明朝廷取士，德才兼备，经义文章与实务策论并重，以安士子之心。”
杜谦躬身应诺：“臣遵旨。当与礼部详细议定章程，稳妥推进。”
黄巢又对沈括道：“沈公，书商牟利，编印粗劣之作，确需引导规范。可由礼部（或未来专设机构）牵头，制定《通俗读物编印条例》，设定最低标准，对严重讹误、诲淫诲盗者予以查禁。同时，科学院可组织人力，编写一批质量上乘、内容健康的通俗读物，如历史故事、英雄传奇、地理风物、道德寓言等，以《新语》或浅近文言写成，交由官方认可的书坊刊行，以良币驱逐劣币。”
“至于戏剧说唱，”黄巢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赵老倌识字》朕有所耳闻，虽粗糙，其情可嘉。此类贴近民生、宣扬新政、导人向善的戏文唱本，非但不应禁，还应鼓励。可暗示教坊司或市令，对这类演出予以适当便利。文化之争，不仅在庙堂笔墨，更在市井唇舌。谁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心，谁的道理更能被人接受，谁便赢得了文化的主导权。”
沈括与杜谦相视一眼，皆感佩皇帝思虑之深、格局之广。文化的普及，在皇帝眼中，已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更是一场关乎意识形态与民心向背的、静默而深刻的较量。
走出偏殿，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沈括抬头望去，长安城天空湛蓝，云卷云舒。他知道，新文化的种子已然撒下，正在这片古老土地的各个角落，顶着压力，顽强地探出稚嫩的幼芽。前路注定不会平坦，旧有文化的反弹、利益格局的调整、乃至推广过程中的变形与异化，都将接踵而至。但无论如何，那扇曾经只为少数人敞开的、通往知识与文明的大门，正在以《新语》为钥匙，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隙。光，已然透了进来。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守护这光，并努力让它照亮更多的地方。文化的普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