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献策领命退下。
太原城东市永丰粮行被查封的第三天，粮价短暂地回稳了两天，但到第三天傍晚，南市又有两家铺子悄悄把斗米提高了二十八文。
看似不多，天长日久，这些奸商一天天上涨十几文钱，粮食早晚会涨到天价。
消息传到总镇署时，王景安正在看吴有性新送来的疫病观察日志，闻言只抬了抬眼皮，对宋献策说：“不用慌，在我意料之中。”
宋献策有些急了：“侯爷，这势头摁下去又冒起来，杀了一个赵永福，后头还有张永福、李永福。总不能用火枪把太原城的粮商全崩了。
王景安放下日志，站起身走到后堂的库房门口，推开两扇厚重的木门。
宋献策跟过去一看，不由愣住了。库房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粗麻袋，从地面堆到房梁，袋口扎得严严实实，上面用炭笔写着土豆粉、红薯干字样。
粗略一数，少说也有几百上千袋，把整间库房塞得满满当当，连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
“这是？”
宋献策上前拍了拍其中一袋，手指按下去，能感觉到里头干燥扎实的粉末质感。
“灾荒之年，粮食比金子珍贵，这些年土豆和红薯的收成，每年我都截下一成单独囤积起来，用于应对不时之需，现在到用它的时候了。”
宋献策眼睛一亮：“有这些粮食，这此难关足够度过了。”
王景安把掌心的土豆粉拍回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粉末：“刘季那边存了多少？”
“回侯爷，据卑职所知，他兄弟俩仓库里存着至少三万石土豆粉和两万石红薯干，都是去年秋收后碾好晾干的，品质不差。山东和河南那边应该更多，加起来怕是超过十万石。”
“十万石。”
王景安走到库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麻袋，“够吃好几个月了。明天一早，你让刘季把所有的土豆粉和红薯干全部调出来，运到东市、西市、南门、北门四个点，设摊开卖。价格定在土豆粉每斤就卖十二文，红薯干十文。不过每人每天限购三斤。”
“这得亏上不少，咱们光太原府就有上万户人家，一天下来怕是要亏掉几百两银子。”
“亏就亏。”
王景安转过身来：“我囤这批粮的本意是应急，现在就是应急的时候。京城那边瘟疫还在烧，流民还在往咱们这边涌，山西本地的百姓也人心惶惶。这时候粮价不摁住，太原城先乱起来，城外那些隔离点、药棚子、显微镜，全白搭。几万石土豆面换一城安稳，你觉得贵不贵？”
宋献策默然片刻，深深一揖：“侯爷高瞻远瞩，卑职这就去找刘季安排。”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太原城的四个方向同时支起了十几个大摊子。麻袋垒得一人多高，口袋敞着口，金黄色的土豆粉和深褐色的红薯干堆得冒了尖。每个摊子前都竖着一块大木牌，白底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冠军侯府赈灾粮，土豆粉每斤十二文，红薯干每斗十文。每人每天限购三斤。”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瘟疫还快。
不到半个时辰，四个摊点前就排起了蜿蜒的长队。挎着篮子的妇人、拄着拐棍的老汉、背着空口袋的壮丁，各色人等挤成一片。
城中商人纷纷哀嚎，打有打不过，只能不断降价，割肉止损。
灾荒之年，粮价卖的比平日里还低，这说出去谁敢信？
以前商人说亏了，大多是自己能赚一千两银子，赚了八百两就是亏了两百两。
在这么内卷的地方，敢说亏了是真他妈亏了！
太原、山西全境、河南、陕西，这一圈地方的粮价在半个月内全部稳住了。
太原、山西全境、河南、陕西，这一圈地方的粮价在半个月内全部稳住了。
官仓的土豆粉和红薯干源源不断地投进市场，加上各地官府严格执行平价令，粮商们不敢再顶风作案，百姓的怨气消了大半，街面上又有了些正常的烟火气。连城外救治点的流民都分到了粮食，稀粥换成了稠糊糊的土豆糊糊，虽然不算好吃，但能顶饱。
然而山东那边，却是一片截然不同的光景。
济南府的粮价在短短十天内翻了将近三倍。
斗米从二十文涨到了六百文，白面每斤卖到了五十文，粗盐更是论把卖，一小撮就要十文钱。
百姓拥到衙门门口讨说法，知府却闭门不见，只派了个师爷出来说：“朝廷未下平价令，本府无权干涉商贾买卖。”真正的原因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山东曲阜的孔家，仗着衍圣公的名头和历代朝廷赐下的庄田，手里捏着山东将近三成的粮仓和盐引。
真正的原因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山东曲阜的孔家，仗着衍圣公的名头和历代朝廷赐下的庄田，手里捏着山东将近三成的粮仓和盐引。
瘟疫一起，孔家第一个开始抬价，往南往北的粮路全被他们卡住，外地粮食进不来，本地粮商要么跟着涨、要么被孔家收购挤兑到关门。
太原总镇署里，王景安看着从山东送来的密报，眉头越皱越紧。
密报从济南发来的，写得简明扼要：
“孔府粮仓积存白面约五万石、糙米七万石、粗盐两千引。自疫起至今，孔府已三次抬价，当前市价为周边诸省之最。孔府家丁持械把守粮路要道，外地粮车过境须缴过路粮三成，否则不得通行。百姓苦不堪言，但无人敢告，孔府与济南府衙门关系盘根错节，告状者反被以诬告之名枷号示众。”
王景安把密报往案上一拍，脸色不大好看。
宋献策站在旁边，斟酌着开口：“侯爷，孔家不比普通粮商。他们头顶着衍圣公的名号，历代皇帝都赐过免粮免役的恩典。咱们要是像对赵永福那样直接派人去抄铺子拿人，恐怕？”
“这孔家还真是块狗皮膏药，山东这些年了，孔家还一直和我作对，着实恶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