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吉岛？沈飞抬头，他的转运路线不是曼谷-伊斯坦布尔吗？怎么会有普吉岛的记录？
这就是问题。老李把账册照片往后翻了几页，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一共有六条记录的备注栏写着phuket，而没有对应的伊斯坦布尔确认函。也就是说，至少有六个供体没有走泰国南部-曼谷-伊斯坦布尔的常规路线，而是从拉廊转运到了普吉岛方向。
沈飞盯着那几行潦草的泰文看了半天，脑子里那条调查线像一张被扯开的地图，从大其力到曼谷再到伊斯坦布尔的蓝色路径之外，忽然又延伸出一条支线，朝南拐向了普吉岛。这条支线在孙国栋的供述里完全没有出现过。
普吉岛那边有接收方？沈飞问。
老李摇了摇头：泰方正在排查普吉岛方向的相关机构，目前还没有锁定具体的节点。但账册上这几条记录旁边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缩写——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页脚处一个用铅笔写的字母组合，S.K.。每一条备注phuket的记录旁边，都有这个缩写。
S.K.？沈飞把那个缩写反复看了几遍，忽然想起一件事，宋警长之前发过来的柬埔寨方面协查通报里，提到过一个在普吉岛和柬埔寨之间活动的中间人，名字缩写是不是也是S.K.？
老李愣了一下，低头翻桌上的另一沓材料，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顿住了。宋警长三月二十号的通报里确实提到过一个代号的中转人，在柬埔寨西部和泰国南部活动，主要负责把供体从柬方边境转移出去。但当时信息不完整，只知道这个代号，不知道真实身份。
沈飞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开始拼图。孙国栋的那条线通向了土耳其，威拉的账册里多出来一条普吉岛的支线，而柬埔寨来的通报里恰好也有一个在活动。三条信息叠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可能——阿提·猜亚的器官贩卖网络不止一条出口通道，除了伊斯坦布尔这条主线之外，还有一条通过普吉岛转往别处的备用线路。
威拉隐瞒了这条支线。沈飞说，他把伊斯坦布尔的确认函交出来了，但账册里写phuket的那六条记录他一个字都没提。
你是说他在用伊斯坦布尔那条线作为掩护，故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土耳其方向，实际上他手里还有一条更隐蔽的通道？林薇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
沈飞点了点头。威拉不是跑路的时候才想好了怎么谈条件的。他早在被抓之前就准备好了退路——把伊斯坦布尔这条线交出来换减刑，同时把普吉岛那条线完全抹掉。只要我们不查账册，他的备用通道就永远没人知道。
老李的脸色沉了下来。那现在怎么办？直接提审威拉？
提审是肯定的，但不能急。沈飞把账册照片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他已经把伊斯坦布尔那条线交出来了，如果我们现在直接质问他普吉岛的事，他马上会意识到账册落在我们手里了，他会重新评估手里的筹码。到时候他可能咬死不说普吉岛的细节，甚至会推翻伊斯坦布尔的供述来增加谈判资本。
那你打算怎么做？
沈飞沉默了几秒钟。会议桌上的茶杯已经凉了，茶汤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他伸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涩味从舌尖蔓延到舌根。
先放一放。他说，明天我再去审他一次，但不提普吉岛的事。我让他把伊斯坦布尔那条线的细节再交代一遍，把每一次交接的时间、地点、交接人特征全部录下来。让他以为我们已经相信他了，让他觉得条件谈成了。等他放松了之后，泰方那边如果查到了普吉岛方向的具体节点，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再回头突审。
老李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那就按这个方案走。泰方那边我会催他们加快普吉岛的排查进度。宋警长那边你负责沟通，他之前提到过这个人，让他也查一下柬埔寨那边有没有更具体的信息。
沈飞把手机掏出来，给宋警长发了一条消息：宋警长，威拉案中出现代号，疑似普吉岛方向中转人。你之前通报中提到过这个代号，是否有更详细的身份信息或活动轨迹可以共享？
发完之后他锁了屏，抬头看了一眼窗外。雨已经完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漏出一片薄薄的日光，把对面楼顶湿漉漉的防水层照得发亮。
林薇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会儿忽然开口问了一句：威拉明天还认得出你吗？
沈飞转头看她。什么？
他点名要见你，是因为孙国栋的事传到他耳朵里了。他以为你是个能让嫌疑人开口的中国警察。但你今天已经审过他一次了，明天再去，他会不会意识到你在打别的主意？
沈飞想了想。他今天见我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他以为我是来谈条件的，他把伊斯坦布尔那条线交出来之后情绪明显放松了。明天我继续以谈减刑条件的名义去，他不会有戒心。
那你用什么理由解释连续两天提审？
就说缅方正在走审批流程，需要补充一份更详细的供述材料作为上报依据。这种理由在跨国案件里很常见，他不会起疑。
林薇看了他几秒钟，没再追问。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些，外面的天光涌进来，把会议桌上摊开的材料照得白晃晃的。
沈飞把材料整理好交给老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坐了一个多小时，后背有些僵。他扭了扭脖子，余光扫到系统界面在意识深处浮了一下——进度条停在44%的位置，但旁边多了一行小字：
支线线索已激活。建议宿主对该线索进行独立验证，避免单一信息来源造成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