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医院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
住院部楼前亮着两盏门灯，蛾子围着灯罩打转，撞上去噼啪作响。顾明远站在台阶上，还是那身军装，腰背挺得笔直。可麦穗从车上下来，远远就看见他脚边落着一小堆烟灰。麦穗从来没见过他抽烟。这个当了一辈子兵的老头，平时连咳嗽都压着声音，此刻却站在夜风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头那点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一只熬红了的眼睛。
麦穗拎着包走过去。顾明远看见她，把烟头在鞋底碾灭，说了句：“饿不饿？”麦穗摇头。他说：“那上去。”然后转过身，迈上台阶。他的步子还是稳的，可麦穗跟在他后面，看见他的后颈上全是汗，军装的领子已经湿透了。这么凉快的夜，他流了这么多汗。
三楼。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消毒水味浓得呛人。顾明远走在前头，麦穗跟在后面。两个人都没说话，只有麦穗的布鞋跟和顾明远的皮鞋跟交替落在地砖上，一声轻，一声重。拐过弯，麦穗看见了那扇门。门上挂着块小牌子，“重症监护室”五个字端端正正。门口有个护士在写记录，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压低声音说：“刚换过药，还没醒。可以进去，别出声。”
麦穗把手里的包放在门口的长椅上。她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开了门。
病房里只开着床头一盏小灯。光线昏黄，落在顾长风身上，把他整个人都泡成了一种暖色。可麦穗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是假象。他的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窝陷下去，颧骨支棱着，像几天之间就瘦了一大圈。额角贴着一块纱布，左脸有几道结了痂的细口子，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他的左手打着石膏，从手腕一直固定到手肘，悬在身侧。右腿从膝盖到脚踝全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肿得比平时粗了不止一圈。他那么大的个子，此刻躺在那里，像一座被雷劈倒的山。
麦穗在床边站了很久。她没哭。眼睛干得发疼。她慢慢弯下腰，把他没受伤的那只手轻轻握住。那只手还带着温度，但比平时软，像连骨头的分量都被抽走了。她把他手指一根一根理直，然后把他的手掌摊开，把自己的手放进去。以前总是他握着她的手，他的手大，能把她的手整个包住。现在她反过来了，用两只手包住他的一只手，像护着一簇随时会灭掉的火。
“长风，我来了。”她低声说。
顾长风闭着眼，一动不动。他的呼吸很浅，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麦穗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闻到他皮肤上混着药水和汗味的味道。那味道很陌生，可她不怕。她只怕他的手慢慢凉下去。她把他的手捧到唇边，呵了一口热气，又搓了搓。他的指尖还是一动不动的，像一根枯枝。麦穗把他的手放回被子上，转身走了出去。
值班室里，主治医生已经等着了。姓刘，四十来岁，戴着副金边眼镜，白大褂上别着胸牌。见麦穗进来，站起来说：“是顾团长的爱人吧？请坐。”顾明远已经在椅子上坐下了，背靠着墙，两条胳膊抱在胸前，像一尊闭了眼的石像。
刘医生把几张片子推到麦穗面前。看片灯亮着，那几张黑白的片子上，骨头和组织的影子错杂交叠。刘医生指着一张片子，说：“顾团长的伤主要在右腿。弹片从外侧打进去，位置很深，伤到了坐骨神经。我们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把弹片取出来了，但神经损伤比较严重。”
麦穗听着，眼睛盯着片子。她学过一些解剖知识，沈大夫教的，秦老师也教过。她认得股骨、胫骨，也知道什么是坐骨神经。她把目光从片子上移到刘医生脸上，说：“您直接说，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刘医生看看她，又看看顾明远，像是有些犹豫。顾明远仍然闭着眼，只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说吧。”
刘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低了几分：“最坏的情况，是右腿功能无法恢复。也就是说，他可能以后都走不了路。”
麦穗的心口像被人打了一拳，又闷又沉。她没动，也没出声。倒是顾明远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红得吓人，像在血里浸过。他盯着刘医生，一字一顿地说：“你的意思是，我儿子要瘫？”
刘医生摇头，说：“顾老，我是说最坏的情况。神经损伤的恢复很难说，有些人三到六个月能恢复一部分，有些人需要更长时间，也有些人……恢复不了。目前他还没醒，昏迷本身也是脑部受到冲击。等他醒来之后，我们才能做进一步的神经评估。但家属要有思想准备——他的右腿，可能保不住正常功能。”
保不住正常功能。麦穗在心里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嚼了一遍。她想起顾长风开吉普车的样子，想起他弯着腰扶三个孩子学走路的样子，想起他每天早上在院子里练军姿，两条腿像两根钉子钉进地里。他的腿要是废了，他这个人就塌了一半。她闭上眼，把涌上来的那口酸涩生生咽了回去。
“最坏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麦穗再睁开眼时，声音已经稳了，“那最好的情况呢？”
刘医生说：“最好情况是神经自行修复，恢复部分行走能力，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康复训练，走路姿势可能会有些影响，跑步和剧烈运动基本不可能了。”
“能走就行。”麦穗说，“他能走，我就带他走。走不了，我背也把他背回去。”她说这话时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在铁板上钉钉子。刘医生点了点头，说：“有你这句话，顾团长这伤就好了一半。家属的支持，对他往后的恢复，比什么药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