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的日子，比上学的时候清闲多了。学校说等分配通知，让先歇着。贾东旭歇了两天就歇不住了，开始满延安城地转悠。上午去图书馆翻书，下午沿着延河边散步，偶尔拐进山沟里，看看老乡种的地。日子不紧不慢的，倒也自在。
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
上次帮那个伯伯拔草之后，他又去过两回。一回是路过，看见他在地里浇水，就过去帮忙提了两桶水。另一回是专门去的，蹲在地头帮他锄了一垄草。两个人话不多，一边干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伯伯问他学习怎么样、毕业了想干什么，他就照实说。伯伯听完了点点头，不夸也不批评，就那么点一下头。
贾东旭心里清楚那是谁。第一次见面叫了声“伯伯”，后来就一直叫伯伯。对方也没纠正过，每次听见他叫，就应一声，有时候还会笑一下，说“小同志，又来了”。
这天下午，他又溜达过去了。伯伯蹲在地里拔草，看见他来，抬了一下头：“来了？”
“嗯。”
贾东旭蹲下来，伸手就拔。两个人闷头干了一阵，拔完了一垄，坐在地头歇着。伯伯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贾东旭蹲在旁边，眼睛扫了一圈周围的山沟。
他心里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延安这地方，周围全是黄土坡和山沟，荒草灌木多得很，野兔这东西肯定有。他上辈子看过资料，陕北的野兔多得是，老乡们农闲的时候都下套子抓。他现在不缺吃不缺穿，空间里什么都有，但那位伯伯不一样。延安的日子苦，他老人家又节俭，平时就是小米饭、青菜、辣椒，偶尔有点肉还得省着分给别人。贾东旭看在眼里，心里一直记着。
当天晚上回到窑洞，他翻出来之前收进来的细铁丝，截了几段，搓成几个活套。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他背着个布袋子出了城，沿着延河往上游走。走了大半个时辰，拐进一条岔沟里。沟里荒草长得齐腰深，灌木丛一蓬一蓬的，正是野兔爱走的路。他蹲下来看了看地上的痕迹——有兔粪，有小爪印，还有被啃过的草根。他找了一条兔道，蹲下来把活套固定在道边的灌木根上，圈口离地一拳高，大小刚好够一个兔头钻过去。一连下了五六个套子，又拿枯草把套子周围的土面遮了遮，看不出痕迹。
弄完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蹲在沟口等了一会儿。天慢慢亮了，沟里的雾气散了，远处有鸟叫，近处有虫鸣。他没急着走，又等了小半个时辰，去看了第一遍套子——空的。他不急，把套子整理了一下，继续等。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去看第二遍。第一个套子还是空的，第二个套子也是空的。走到第三个套子跟前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只灰褐色的野兔被套住了后腿，正在地上挣扎，旁边的草被蹬得乱七八糟。他蹲下来把兔子拎起来掂了掂，肥得很，少说三四斤。他把兔子从套子上解下来，塞进布袋里，又把套子重新整理好。继续往后面走，第四个套子也套了一只，比第一只小一点，但也壮实。他把第二只也塞进布袋，把剩下的套子全收了。
两只兔子，一只肥一只壮。他蹲在沟里把兔子处理了——剥皮、开膛、清理内脏，手法利索，在空间里杀猪宰羊练出来的。弄干净之后，他从空间里摸出一块粗布把兔子包好，一手拎着一只，出了沟，往杨家岭那边走。
走到那块菜地的时候，伯伯果然在。这回不是在拔草，是在给白菜苗培土，拿锄头把土往苗根上拢。贾东旭拎着两只兔子走过去，蹲在地头，把兔子往地上一搁。
伯伯直起腰来，看见他手里的东西，愣了一下。
“哪儿来的？”
“套的。”贾东旭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沟里下的套子，套了两只。我吃不了，搁着也是搁着。”
伯伯看了看那两只兔子，又看了看他，摇头：“你拿回去吃，我不要。”
“伯伯，我吃不了。”贾东旭说得理直气壮，“我一个人，一顿能吃多少？搁着就坏了。您帮我吃一只，另一只您分给同志们，总行了吧？”
“你这孩子……”
“我不跟您说了，我还有事。”贾东旭把兔子往地头一搁，站起来就往后撤。伯伯伸手想拦他，他往后一蹦，躲开了，嘴里还在说：“您就别推辞了，我两只呢，真吃不了。您吃一只，另一只给大伙儿分着尝尝，也算我没白套。”
说完他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伯伯站在地头，一手拎着兔子，一手拿着锄头，脸上不知道是什么表情。贾东旭冲他摆了摆手，撒腿就跑，跑出沟口才停下来，喘了两口气。
他蹲在延河边，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嚼了两下，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两只兔子，一只给伯伯补身体，一只给大伙儿分。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搁着也是搁着。空间里养的兔子都快成群了，以后要是再套着，还送。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沿着延河往回走。天快黑了，宝塔山的塔尖上还亮着一层光。他把草棍吐了，换了一根新的叼上，步子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