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六，早上九点，山顶书房。
一连七日，中环收购部的灯夜夜亮到十点以后。李家港没过去，留在山顶，处理一件不用开会的事。
书桌上，爷爷那本笔记本摊开，翻在“下一个十年”那页。两行字，深圳，上海。第三行还空着。
他从笔记本后头抽出那张折成四折的便签，展开。三个名字，头一个一笔过，第二个停过一停。他把三个名字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
笔拿起来，悬在第三行上头。那件事的方向还在，日子没了，连年份都摸不准。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个点，一个字没落。便签折回四折，夹回原页。
第三行写不下去，他就在那页的最底下，先写十二个字。现金为王。专利为盾。人才为本。写完，看了一阵。六十年用剩的账，都在这十二个字里。
方洁瑛端茶进来，杯子放到手边，看了一眼笔记本。
“上礼拜你话，得一样嘢，迟啲讲。”她说，“今日讲唔讲？”
“讲一半。”
他把便签递过去。
方洁瑛展开，从头看到尾，照原样折好，递回来。
“一个管厂，一个管钱，一个管研。”她说，“名我唔问。净问一句，几时讲出口？”
“佢哋自己行到嗰步嗰日。”
“行唔到呢？”
“行唔到，就系我睇错人。”李家港把便签收进抽屉，“睇错人，账算我头上，唔关佢哋事。”
方洁瑛把茶推近半寸。“落昼出去，记得着外套。”走到门口，她回头补一句，“讲一半，好过唔讲。”
门带上。李家港食了两口茶。三十年，都是这只杯，都是这个人斟茶。
下昼三点，中环，港湾投资，收购部。
墙头钉着那张黄纸复印件，钉了一个礼拜，纸角起了毛。七行字底下，多出一叠新纸。
小周捧着一叠信进来，报数。
“开信箱七日，收到简历四千二百一十六封。德国来二千九百几，日本来一千一百几，剩低系北美同欧洲散数。”他抽出最顶一封，“今日朝早呢封，慕尼黑寄出，航空信。信封上手写中文，三个字，来东方。”
李家港接过信，就着窗光看。字写得工整，一笔一笔收得很紧。
“摆落人才嗰叠。”
小周又抽出一封信：“呢封唔系简历。德国一位工程师写嘅，话佢间厂停电两日，问东方系咪真系请人。”
“回佢。”李家港说，“请。仲要话畀佢听，几时请，请佢做乜。”
严先生翻着风控报告，抬头。“李生，请人容易养人难。四千人，一年人工连实验室，几十亿起跳。旧年头，成个集团先讲现金为王四个字。”
“而家都系。”李家港走到墙头，点着黄纸第七行。“十二个字。现金为王，专利为盾，人才为本。”
“点解多咗八个字？”
“没多。”他说，“后八个字，讲嘅系头四个字点样守住。现金为王，账上嗰一千一亿，一年零四个月，一分没蚀，呢个系守。专利为盾，七个行当，一个一个执，执落嘅每一样，两年之后都系挡箭牌。人才为本，盾要有人揸。专利摆喺柜度，系纸。摆落人脑度，先系盾。盾仲要有人日日摸，先算盾。”
沈嘉仪拿笔，把十二个字写到黄纸复印件顶头，一行六个字，写了两行。写完，把笔帽拧上，退后半步。
“集团行政会下个月开。”她说，“呢十二个字，摆头版？”
“摆头版。”
严先生低头，把十二个字抄进自己本子。抄完抬头：“李生，我仲有一句。呢三百人，摆边度？”
“分两处。”李家港说，“做屏、做电池嘅，落深圳，挨住产线。做存储、做光源嘅，上上海，挨住研究院。人跟事走，事跟路走。”
严先生笔快，把这半句也抄了。
沈嘉仪从文件夹里抽出一页纸，压低声音。“知远琴日交咗第一份功课。佢追边行，我提前漏畀你听，你唔好话畀佢知。”
半页纸，三行字。第一行，德国那间厂三万人，分几多批走，几时走完。第二行，日本两间厂的工程师，平均年龄四十一岁。第三行画了一条线，线尾一个数目：头一年三百人，够开一间研究院。
页尾另有一句，字比前头大：呢啲人唔系人工，系本钱。
李家港看完，把纸折好，递回去。
“问号除咗。”
“除咗。”沈嘉仪把纸收好，“仲有九个礼拜，先正式讲佢拣边行。”
李家港又问：“第一行嗰间，有消息吗？”
“清盘官前日放风，三月中公开招标。”沈嘉仪说，“价我画定咗，写喺台账第一页。”
“照画落嘅价。唔加一蚊。”
“话之佢哋标几高。”
小周临走前补一句：“沈小姐，伦敦柜台呢个礼拜静晒，特拉华冇新动作。”
沈嘉仪望向墙头那张便签，四个字还在原位。唔追价，等价。
“继续等。”她说。
傍晚六点，山顶。
阿姐捧住一只旧饼干盒进来，下昼专程去公司档案室拎的。盒盖上的字褪得快看不见，盒里一叠相，全是黑白的。
李家港一张一张翻。翻到中间，手停了。
相上是深水埗旧厂正门。铁闸半开，门口站着十几个人，前排蹲住三个，穿背心，手里举住扳手。招牌的油字是新油的，字边还挂着流痕。相角有铅笔字，小得要凑近看：戊午年六月，开厂第七日。
福伯行过饭厅，望了一眼，站定。
“呢张相我记得。”他说，“影相嗰日下昼，成厂人分一笼叉烧包，一人半只。影完相，机器声照开。”
“晒四十三张。”李家港把相摆上桌面，“晒大啲，晒到请柬背面睇得清每一块砖。”
阿姐问：“晒嚟做乜？”
“印请柬。”他说，“今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晚，创世纪大厦顶楼，摆一桌。一九七八年进厂嗰批人，一个都唔可以漏。一人一张，请柬一样，背面印同一样相。”
“请柬上写乜嘢字？”
“日期，时间，地方。”李家港说，“加一句。当年一齐开厂嘅人，年底一齐食餐饭。”
“边个算走过三十年？”阿姐又问。
“嗰日喺相入面嘅，算。电子培训班头一批，算。账房，算。你逐个名执，执完我睇。”
阿姐应了一声：“培训班头一批嘅名册，博物馆嗰边仲收住。三十七个名，听日我抄出嚟。”
福伯把手杖顿了顿。“四十三张？”
“四十三。”
“我那张，”福伯说，“唔使晒得咁靓。”
“要最靓嗰张。”
福伯的手指在相里那道铁闸上点了一下。“呢四十三个人，而家散喺边度，我都数得出。”
“数得出，就唔怕漏。”
福伯没再讲，捧起那只饼干盒，亲手把盒盖扣好，摆回柜顶最稳当的位置。
入夜，书房只开一盏灯。方洁瑛进来收茶杯，看见台面上压着那张相的样稿，背面朝上。
“十二月三十一号？”
“嗯。”
“四十三张请柬，四十三只信封。”她把样稿摆正，“封皮我来写。呢四十三个人，个个我都叫得出佢哋全名。”
“你只手，写得快过我？”
“阿强个强字，”她说，“你从来写漏三点水。”
李家港把名单纸推过去。纸上一列名字，第一个，福伯。第二个，阿强。第三个，林知夏。第四个，电子培训班头一个报名的后生。后面还有三十九个。
方洁瑛抽了一张白纸，拧开笔帽，就着台灯写头一只信封。两个字，笔画收得很慢。
李家港站在旁边看。窗外，渡轮靠岸，汽笛拖了一声。
方洁瑛收了最后一划，把信封摆到灯下。
福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