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莫斯科，云压得很低，风从河面上过来，带着一点凉，凉得人把领子竖了起来。
代表团驻地是一栋灰色的老楼，楼道里的地毯旧了，踩上去听不出声响。
这几天所有人都养成了同一个习惯，走路把脚步放轻，说话把声音压低，连开门关门，都是先扣住把手，再慢慢送回去。走廊尽头的挂钟走得很响，倒显得楼里的人格外静。
老主任六点半就起来了，挨个敲门，把每个人从头到脚再看一遍。西装是昨晚熨好的，他抬手替随团的年轻人把领带扶正，什么也没说，拍了拍人家的肩膀。
分胸牌的时候出了个小岔子，制证处把王井的井字排成了景字，拼音倒是一个字母没错。随行的小同志急了，要去讨说法，王井接过胸牌，自己别上了。
“拼音是对的，就将错就错呗。”
早饭没人多说话，碗筷收得很轻。花名册上，王井那一栏的头衔是宣传片导演，全团今天都不提票数，他也不提。七点半，车队出发，去会场。
会场设在河边，连廊两侧是四个城市的展台。
巴黎的人把铁塔模型擦了第三遍，多伦多的姑娘往人手里塞枫叶书签，笑容像培训过的，大阪的代表一起鞠躬，齐得像用尺子量过，伊斯坦布尔的展台煮着咖啡，香味飘出十几米。
老主任带队挨个拜会过去，跟巴黎聊天气，跟大阪聊茶叶，和多伦多约好，不管明天怎样，赛后都一起吃顿饭。
有个相熟多年的委员凑过来，咬着耳朵问他有几成，老主任摆摆手，没接这个话，只劝人把茶喝完。谁都不说必胜，谁的笑容都很好，笑容底下各自都在数数。
宣传片在会场外的小厅里循环放映，一场七分钟，场次表上印着导演的名字，括号里两个字，华夏。王井没进去，靠在门边的墙上看。
半个小时里，进去二十几个人，站着看完的有十一个，看完又回头去看片尾字幕的有四个，有位拄拐杖的老太太，放到长城那段，身子往前倾了倾。
两个学生进来，小声聊着天，聊着聊着就没了声。散出来的时候他想，看见什么都想数，这毛病看来是养成了。
大厅门口堆着记者，长镜头架在窗台上，卫星转播车在楼下一字排开，线缆用胶布贴着台阶走。有个华夏面孔的记者认出他，把话筒伸过来，问他明天有没有把握。
“片子会替我回答。”王井说。
台阶下有个黄牛，西装不大合身，掌心里摊着一把申奥纪念章，标价五十卢布的货，见了东方面孔，张口就是十美刀一个。
王井挑了一枚，没还价，黄牛竖起大拇指，把朋友两个字咬得极用力。他把纪念章揣进兜里，心想这份友情按枚计费，倒也童叟无欺。
电梯口的两个记者也直起身来，其中一个用生硬的中文问：“先生，您觉得明天，华夏有几成？”
“十成。”王井按了电梯，“输赢另说，我们自己这头，从来不打折。”
另一个记者笑着摇头，说这位先生的口气，比他们社长还足。王井说口气不值钱，值钱的是明天下午。
进了电梯，同团的翻译跟进来，小声问：“王导，刚才那两位是莫斯科台的，您真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王井看着楼层数字往上跳，“话说出去，明天的票就多一分成色。十成这个东西，从来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翻译笑了，说您这话他得原样翻给那两位听。王井说翻吧，一个字都别改。
电梯到了楼层，门一开，他又补了一句：“小刘，明天下午你坐我旁边。”
“我？”翻译愣了一下，“我就是个翻话的呀。”
“翻话的耳朵最灵。”王井说，“票出来那一秒，全场的动静，你替我听着。”
“朋友，再来一枚呀，这枚成色新，一枚顶三枚。”黄牛把掌心摊得更开。
“不要新的。”王井指了指最旧的那枚，“要这个，开幕式那天，能对上号的。”
黄牛眨了眨眼，说买纪念章还要验货的，头一回见。王井笑笑，把纪念章揣进兜里，没接这个话茬。
“朋友慢走。”黄牛冲他背影喊，“明年这时候，纪念章翻十倍，我给你留个大的！”
王井回头笑了笑：“不用留。明年用得上章的，是你们全城的人。”
电梯口，两个外国记者靠着窗台低声闲聊。王井经过时听见了半句，说老主席今天谁都没见，晚饭是在房间里吃的，明天的信封，会从他手里念出来。
两人说完便散了，像从来没站到一起过。
下午回驻地，前台转来一页传真，玛琪发的，q3简报的目录，申奥与入世的资产联动预案，列了三套。
第一套是成了怎么排，第二套是没成怎么守，第三套最厚，是两件事都赶在这一年怎么抢。结论栏空着一格，页脚一行小字，等您的信封。
王井把纸看了两遍，折好，塞进文件袋，给总机拨了京城。
电话通了，外公的声音混着电视声。
“酒我提前开了盖，让它先醒着，消息一到，正好入口。瓜子是今早炒的，给你装了罐。”
王秋雁抢过话筒。
“我买了三面小旗！一面挂窗户上，两面留着挥，挥断了还有替补！”
“给外公留一面，他手劲大。”
天黑下来的时候，雨来了，不大，绵绵地敲着窗。会议室在二楼，长桌铺着白布，每人面前一杯茶，烟灰缸是下午就收走的。
团长把明天的议程过了一遍，念到表决两个字，他停了半秒。上午是五个城市的最后陈述，华夏排第四，伊斯坦布尔收尾，下午表决，表决完，就是那个信封。
老主任补充细节，从坐车的顺序说到领带的颜色，末了说，明天都把嗓子省下来，该说的话，今天都拜会完了。
王井举手提了一句：“陈述片放完到发言，中间隔着几秒，这几秒谁把控？”
老主任一拍脑门，说这个还真没对过表：“放映员是人家奥委会的人，不归咱们使唤呀。”
“那就把片尾最后一帧做厚。”王井说，“黑场上多留两个字，音不落，灯不亮，话就接上了，谁也不用使唤。”
团长在桌子那头点了两下头，说明天一早，就照这个改。
散了会，老主任追出来两步：“小王，你这一手跟谁学的？拍片子的，怎么连人家放映机的脾气都摸得清？”
“摸不清机器，就得受制于机器。”王井把外套穿上，“明天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得自己攥着秒表。”
老主任咂了咂嘴，说回去就把秒表揣兜里，攥着睡。
散会前，团长只多说了一句。
“明天进会场，腰都挺直了。不管结果怎么样，腰，都要挺直。”
人陆续上楼，王井帮着把椅子归位，落在了最后。
路过楼梯间，他听见有人压着嗓子念稿子，翻译组的小蒋蹲在台阶上，手里捏着一张纸，念两句，停一停，再从头念，感谢两个字被她咬了一遍又一遍。
“怎么躲在这儿练？”
小蒋站起来，稿子往身后藏，藏了个空。
“俄语那几句我熟，就是致谢这几句，我想念得稳一点。”
“想家吗？”王井问。
小蒋想了想，点头。
“想。想我们楼下那个馄饨摊，皮薄，汤上飘着紫菜虾皮，老板娘认得我，我上学走那天，她多舀了一勺虾皮。就馋那口汤呗。”
“回去我请你，虾皮加两份。”
小姑娘笑了一下，把稿子折成小方块收进口袋。上楼的时候，她的脚步放得很轻，像是怕把明天吵醒。
回房间的路上，雨还在下，走廊的壁灯只开了一半。
王井想起前世这一夜，他在大学宿舍的水房里，把下铺借来的收音机架在窗台上，天线断了半截，举着的手换了四拨，谁也不敢松。
水房里挤了十几个人，地上全是肥皂沫，主持人的声音隔着一万公里过来，一群人跟着数秒。灯是没人敢关的，按水房的规矩，关灯的人得接手举天线。
那时他数得比谁都用力。此刻他离信封只隔一条走廊，倒学会了把心跳放慢。
进屋，手机在床头充着电，屏一亮，是艾米从漂亮国发来的短信。
“赢了别哭，输了回家吃饭。”
王井看了两遍，回了一个字，好。他把手机握在手里，过了半分钟，才放回床头。
刚放下，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林夕蕾。
“井哥哥，我明天坐第五排，庆功的位置给你留着呀，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替你吃两份。”
他回：留好，别让人占了。
睡前，他把明天要穿的西装挂好，摘下胸牌看了一眼，王景两个字在台灯底下有点反光，他又把它别了回去。
老主任那边给每人复印了一份议程表，他抽出来对折，压进护照夹，挨着那张旧票根。
议程表印得很清楚，表决排在午后。信封明天才拆，里面的字，要等老主席念出来，才算数。
关了灯。雨点一下一下敲着玻璃，不急，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替他数着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