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的北京，天亮得越来越晚了。
张德宁走进编辑部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她把围巾解下来搭在椅背上，从暖壶里倒了半杯热水，坐到自己的工位前。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几根干枯的手指。
“老张，早啊。”对面的老李端着搪瓷缸子晃悠过来，嘴里还嚼着半个馒头，“今天又有什么好稿子？”
“还没看呢。”张德宁叹气。
“昨天那堆来稿我还没翻完。”
“你说这来稿啊，”
老李也叹了口气。
“十篇里有八篇是知青诉苦的，看多了也腻。”
张德宁笑了笑，没接话。
她是深有同感啊！
他把那一沓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来稿搬到面前，拿起剪刀，一封一封地拆。
拆到第十几封信的时候，他的手顿了一下。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上面写着“燕京文学编辑部收”，字迹工整但不张扬。
寄信人落款是“燕京大学中文系 徐越”。
他随手拆开，抽出里面的稿纸。
稿纸是最便宜的那种，纸面粗糙，边角有些皱。
第一页的标题是三个字：《勿忘草》。
标题下面写着作者名字：徐越。
张德宁把稿纸在桌上铺平，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开始读。
“落了一场透实雨以后，天格外青，地格外绿。山洼里，平原上，到处是湿漉漉一片。
沟渠、小河，满盈盈的。从田里漫出来的水，自由自在地形成无数条细小的溪流，淌进小河，到处都响着悦耳的淙淙流水声。”
她的目光在纸面上停了一下。
这开头，不像那些知青稿子。那些人写景，多半是为了抒情，充斥着自己的情绪。
但这篇不一样，它的景就是景，干干净净的，像是用水洗过一遍。
他继续往下读。
“‘这景象，你看……’小伙子挥起粗壮的手臂向田野指画着说。
‘哪个相信这儿曾有过什么旱灾呢！’他笑着，露出两排雪白坚实的牙齿。
她也笑了，直起身子来，两手拢着后脑乌黑的长发，仰脸四望。夕阳在小溪里投下她修长的身影。
芳儿！小伙子忍不住叫起她的名字来。这是她的小名，只有妈妈才这样叫的
她听着，回头看他一眼，心就跳起来了。她脸红了。赤着一双脚板走过小桥去。
.......”
张德宁的嘴角微微笑了一下，恋爱的年轻人啊。
他翻到第二页。
母亲经过细心的观察，确实意识到女儿正处在初恋之中时，不由得心情忧郁起来。
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当娘的终于进行干涉了。她说得委婉，但听起来直截了当：
“不是妈不喜欢小余。他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来，国家早晚会叫他回去。……”
“我们商量过的，他不走，一辈子当农民。我信得过。他不是三心二意的人。”
“他说了‘一辈子’么?”
“是的，一辈子！”
母亲叹了一口气，没再往下说。但是她心里藏着深切的忧虑。
夜里睡不着，她向女儿讲起姑妈的事来：
芳儿的姑妈五十多岁了，是个沉默得像个影子似的老人。
可她年纪轻的时候，长得真漂亮，跟镇子上绸缎铺子一个青年伙计相好上了。
那个伙计是个远方人，光光的，房没一间，地没一块，在乡下来跟姑妈成亲，小夫妻恩恩爱爱过了一年。
他走了，说是回老家去看看双亲，可是一去不复返。
..........
这是解放前的事，芳儿不知道。芳儿觉得那已是很遥远的过去了，何必说，如今是新社会呢！
见女儿铁了心，母亲落下泪。芳儿心软，但二十三岁的爱情胜过了孝心。
..........
张德宁的眉头动了一下。不被祝福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有种走向悲剧的感觉。
悲剧向来是有预兆的。
这些都可以从过往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看出来。
专业的编辑就敢下专业的判断！
对面老李在跟旁边的编辑讨论什么，声音忽远忽近，像隔了一层棉花。张德宁什么也没听进去。
“小余和芳儿结婚了。
他们有一幢宽绰的小院落：一横四间坐北向南的瓦房，一道石头矮墙围成一个小院，屋前屋后竹木森森，院子里种着蔷薇和樱桃树。
猪圈、鸡舍样样俱全。”
..........
“日子过得飞快，不觉到了一九七九年春天。
小余的姐姐从城里发了电报来，老父亲因病治疗无效，不幸去世了。
这时候，他们结婚已经两年，芳儿刚生了孩子，是个女孩子，起名叫珍珍。
接到报丧的电报以后，芳儿不能同行。她忙忙地为小余收拾换洗衣服，催他早早上路，去和老人最后一别。
……行前，小余把芳儿十天内要吃的米面都准备齐全，抱着珍珍亲了又亲，嘱咐芳儿保重身体，生产队的工作他也作了安排，还特地去大队请了假。
他走了，芳儿抱着婴儿送他上路。小夫妻第一次远别。
芳儿听从他，含笑站在桥头望他，一直望不见影儿了，她才抱着珍珍回屋。
丈夫的锄头还在门口，她把锄头提进屋，挂在墙头，但她想了想，又放了下来。
她觉得把锄头像平常那样倚在墙边更合适些，因为他过几天就回来了。
她对自己说，这些天反正还不太忙，自己把屋里屋外收拾收拾，让他回来看着也高兴高兴！
他平时太忙了，成年累月忙着队里的生产和工作，科研组的事一刻也离不开他；以后，家务活儿，可别叫他沾手了！回家来先叫他休息两天吧！”
张德宁的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感觉。
张德宁的眼眶忽然有些发涩。她放下稿纸，深吸了一口气，又拿起来。
但是这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张德宁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小余走后，开初，芳儿并不挂念。
然儿，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到底还是想他，想得很！
第二天，她又自己取笑自己：真没名堂！
五天过去了，不见人回来；十天过去了，不见信回来。芳儿就开始盼望起来了。”
..........
这天，小余终于寄回来一封信！
小余告诉他的妻子：父亲的丧事已办完了，几天来他被一个新的问题苦恼着，这个问题将要决定他一生的前途……。
小余突然面临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由于父亲的去世，政策使他得到一个回城“顶替”父亲职业的机会。
然而，他又留恋着农村，特别是留恋着乡下小家庭的温暖。
耿直的小伙子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紧要关口徘徊着，新的问题使他异常的烦恼。
在给芳儿的信中竟然有点词不达意，也没有一句亲切的问候和安慰，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可爱的孩子。
夜里，珍珍闹床，不好好睡觉，年轻的妈妈更没有合上眼睛，泪水打湿了枕头。
母亲每天过来看芳儿，一次次探问小余有信来没有?这天，芳儿有些心慌了，说：“有了，小余的信回来啦。”
“没有说啥?”当娘的很不满意女儿的回答，她疑虑地望着芳儿。
芳儿忙补充说：“说是丧事已经办完了。
“办完了还不回来?”
芳儿垂下了眼皮。
“怎么啦?”
芳儿从来不撒谎，可这是第一回，她说：“他的姐姐、哥嫂们留他在城里耍几天呢，他们兄弟姐妹几年不见面了，不是应该多住些日子么！”
........
张德宁的心情随着文字也开始渐渐的落寞了起来。眼眶渐渐的沾染了些许湿气。
我的傻姑娘啊，真是在做傻事啊！
即便已经知道了后面的章节不会太好，张德宁也不得不继续咬着牙看下去。
接下来的情节也是果然如此：
几天后的夜晚，小余突然回来了。她正在擦拭那把锄头。久别重逢，她倒在他怀里哭了。
春夜漫漫。芳儿说起队里的新鲜事、科研组的杂交水稻。小余却打断她，说决定回城当工人。
“哥哥姐姐和厂里干部都说这是国家对知青的关怀。我想接过爸爸的事业……”
芳儿哭了，但没有劝阻。她爱他，就该支持他的理想。
他们在床上热烈谈论城市。小余说珍珍户口可以随他迁到城里，将来上学、工作，一辈子是城里人。至于芳儿，他慢慢想办法把她迁到近郊。
芳儿说：“我在这儿也一样过。”一半是赌气。
小余听不出来。
身为专业的编辑张德宁叹息一声开始快速的看起了后面的章节，后面的故事果然如她所料。
五天后的黎明，芳儿锁上门，送他上路。这次她一直送到四十里外的火车站。珍珍的户口已迁走，只因未断奶，暂时留在芳儿身边。
列车吼叫着远去。芳儿站在站台上，心里空落落的。
起初，小余信来得密，寄来照片，按月寄回一半工资。芳儿一分不舍得花，想攒钱做盘缠，给他做身好衣裳。
夏天珍珍得了脑膜炎，花光了积蓄。
芳儿没告诉他，自己省吃俭用，干最重的活，用那把大山锄挖地。
秋去冬来。她分到的粮食吃不完，又攒了钱，给小余寄去一件棉袄。
但小余的信渐渐稀少。
十月后整整两个月只来一封，说办她户口迁移的事处处碰壁，技术没长进，同志们批评他不安心工作。
字里行间，似乎对在农村结婚有些后悔。
芳儿回信写到天亮，说她不靠他养活，生产队分配提高了，叫他安心工作，别挂念她。
隔了几天，乡邮员送来一封信。笔迹不是小余的——是他姐姐写来的：
“我弟弟太不幸了……工作没搞好，学习没长进。
长久下去他将痛苦一辈子。我希望你能识大体，主动作出牺牲。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帮助我们。你们的孩子最好由你带着……”
芳儿没看完就昏倒在大路上。
她恨不起他来，因为她爱他。
张德宁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县知青办来了人，说知青住房要折价交还生产队。芳儿有着自己的骨气。
当天她搬回了娘家。
她没有答应他姐姐的要求。她等着小余的信息。
夜里，她常梦见那个晚霞满天的黄昏。
不久，家人发现她小屋的灯亮到深夜。她在读书。
社员们推选她当科研组组长。她学习农业科学，把力气投入劳动，把孩子养大。生活失去了什么，但还有希望。
妈妈劝她别再等，说新社会妇女有婚姻自由。她凄然一笑：“日子还长呢。”
一九八〇年春节，小余还是没有信。
大年初一，芳儿给珍珍穿上自己缝的花衣裳，戴上新买的风雪帽，教牙牙学语的孩子喊“爸爸”。
珍珍吃力地喊出这个词。芳儿含着热泪吻着小宝贝的脸蛋。
那个做爸爸的，在这新春时节，还记不记得远方有这个学语的小宝贝呢？
看到这最后一句话时，张德宁仰起了头努力的让眼眶里的眼泪不落下来。
多么感人的一句话啊！
张德宁的动作引起了周围编辑的注意。
“怎么老张？你怎么了？”同为编辑的老李询问了起来。
“哦没事，看到了一篇好文章而已。”
张德宁努力的平静答复，可是哭泣后的嗓音和鼻子不会骗人。
老李一下就知道了是张德宁看稿子看哭了！
“我看看是什么稿子！”
身为编辑，对于一篇好文章的追求那可是刻在骨子里的。
老李他也要见识见识这到底是什么好文章。
张德宁把稿纸传给老李，老李看完传给老王，老王看完叹息一声，仰头揉起了眼睛。
好几个人，转了一圈，中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翻页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擦过地面。
最后稿纸回到张德宁桌上，整整齐齐地摞着。
办公室里五个人坐在各自的工位上，谁也不开口。窗外的阳光从东边挪到了西边，在稿纸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最终还是老李先开了口。他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搁，发出一声闷响。
“好。”他说，就一个字。
但好就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