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调解室在二楼走廊尽头，门是浅灰色的防盗门，门上有一扇小小的玻璃窗，玻璃上贴着“调解室”三个字，红色的宋体，被太阳晒褪了色，红变成粉。孙倩坐在门外的长椅上，长椅是塑料的，蓝色，椅面上被人用圆珠笔写了字——“王某某是狗”。某某两个字被指甲抠掉了，只剩下一个坑。她坐在那个坑旁边，手放在膝盖上，超市工装的墨绿色袖口挽着，手腕上的水泡瘪痕在走廊的日光灯下反着光。她看着对面的墙。墙上贴着派出所的宣传栏，蓝底白字——“警民一家亲”“防范电信诈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宣传栏的玻璃上贴着一张A4纸，纸上印着调解室的使用规定，边角翘起来了，用透明胶粘过，透明胶也发黄了。
张伟坐在长椅的另一头。他们之间隔着三个塑料座位。空着的座位椅面上也有圆珠笔字——“李某某到此一游”“某某爱某某”。某某和某某的名字都被抠掉了，只剩下一颗被圆圈圈起来的心。张伟的皮夹克袖口还是短一截，手腕上的烟疤露在外面，新烫的那块手指间的水泡瘪了，结了一层淡黄色的痂。他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裤兜还是空的。脚边地上有一个烟头——不是他抽的，是之前坐在这里的人扔的。他用鞋底把烟头碾碎了，碾成粉末。烟灰嵌进地砖的防滑纹路里，灰白色的。
门开了。调解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民警，短发，没烫，用一枚黑色发夹别在耳后。她穿着警服，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文件夹，蓝色的，封面用记号笔写着日期和编号。“孙倩，张伟，进来。”
调解室很小。一张长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锦旗，红底黄字——“公正执法，热心为民”。锦旗的流苏缺了一缕。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显示器是老的，屏幕上有两道竖线，一道红的一道绿的。女民警坐在电脑后面，把文件夹打开，平铺在桌上。孙倩坐在她左手边，张伟坐在她右手边。他们之间隔着长桌的宽度。胡桃木贴面的桌面上，有一道被烟头烫过的痕迹，圆形的，边缘焦黑。
女民警把文件夹里的材料抽出来。报案回执，微博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张伟的个人信息页。她把材料一份一份摆在桌上，像摆一副牌。“张伟。”她叫他的名字，声音不高，不低。“你传播他人隐私照片，这件事，你承认吗。”
张伟的手从裤兜里抽出来，放在桌沿。指甲缝里嵌着灰。他点了点头。“承认。”
“照片删了吗。”
“删了。”
女民警把电脑屏幕转过来，对着他。屏幕上是一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最新一条是昨天晚上的，头像是一个黑色的剪影，昵称是一串系统自动生成的乱码。乱码下面，九张照片。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张伟看了一眼。不是他的号。他那个号已经被踢出群了，这个是他借别人的号重新加进去的。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他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把九张照片又发了一遍。发完就退了群。
女民警把屏幕转回去。她没有说“你不是说删了吗”。只是把那张截图打印出来，放在材料的最上面。打印纸是薄的，从打印机里刚吐出来的那种，边缘微微卷曲。张伟看着那张纸。纸上的九张照片缩小了，缩成邮票大小的方块。孙倩的脸在方块里更小了，小到看不清她嘴角的弧度。但他记得。她笑得那么蠢。
“孙倩。”女民警转向她。“你要求的赔偿金额是多少。”
孙倩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沿。和离婚那天签协议时一样的姿势。掌根的水泡痂贴在胡桃木贴面的桌面上，凉丝丝的。“五千。”
她报这个数字的时候没有犹豫。来的路上她想了很久，从月租六百的房间走到公交站，从公交站走到派出所门口。五千。不是随便说的。她问过郑国栋，精神损失赔偿的大致范围。他说“几千到几万不等”。她说“五千”。他说“偏低”。她说“五千够了”。够了的意思是——张伟拿得出来。不是怜悯他，是她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扯。五千块，一次付清，两清。从此他的名字从她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手机通讯录里彻底消失。像删除那个收藏夹一样，系统弹出确认框——“确定要删除吗？此操作不可恢复。”她按“确定”。五千块，是那声“确定”的回响。
女民警把五千写在调解笔录上。笔迹工整，数字后面加了元整，元整后面画了一个句号。她把笔录推到桌子中间。“张伟，同不同意。”
张伟看着那个数字。五千。他裤兜里的银行卡余额加起来不到两百。手机欠费停机，用的是出租屋的wiFi。wiFi密码是房东的生日，他把那个日期记在墙上，用指甲刻的。但他的头点下去了。不是被谁按着，是自己点的。下巴碰了一下锁骨，抬起来。“同意。”
女民警把笔放在笔录旁边。“什么时候给。”
张伟的手从桌沿移开，伸进皮夹克内袋。摸了很久，摸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揉得皱巴巴的，封口折了两道。他把信封放在桌上。女民警打开，把钱抽出来。五十张，一百元面额，新旧不一。有几张是新的，纸币边缘锋利得能割破手指。有几张是旧的，票面上有折痕有油渍有不知名的手指留下的灰印。她把钱放进验钞机。机器哗哗响，把钱吞进去又吐出来。五十张全部通过。她把钱重新装回信封，推到孙倩面前。
“点点。”
孙倩没有点。她把信封拿起来。牛皮纸是温的，被张伟的体温捂热的。贴着她掌根的水泡痂。她没有打开，直接放进帆布包里。包的内袋拉链拉上，拉链头是一颗小草莓，林小米送她的。那天在亲子农场，林小米从自己的发圈上摘下来递给她，说“阿姨，这个给你，可以挂在包上”。她接了。小草莓在她包上挂了几个星期，塑料的，红色，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白。
女民警把调解书打印出来，一式两份。她把两份都推到桌子中间。“签字。”张伟先签。他拿起笔，笔杆上缠着一圈透明胶，防止笔帽丢失。他在“被调解人”那一栏签了名。张伟。两个字，潦草的，急着签完的。和他在各种借条上签的名一模一样。他把笔放下，笔在桌上滚了一小段，被孙倩的掌心挡住。
孙倩拿起笔。笔杆上还有张伟的体温。她把笔握在手里，笔尖落在“调解申请人”那一栏。孙倩。两个字。比她签离婚协议时慢了一点点。不是犹豫，是笔尖出水不太流畅，她在纸上顿了一下。墨迹洇开极细的一小圈，像她在超市仓库里，蹲在货架前，用圆珠笔在标签卡上写“生抽”“老抽”时一样。笔迹压得很轻，纸面没有凹痕。她签完了。把笔帽盖上，发出“咔”的一声。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很蓝。不是夏天那种深蓝，是十一月的、被风洗过的、淡淡的蓝。像一件洗了很多遍的蓝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领口的拉链用别针别着。孙倩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天。阳光落在她脸上，把颧骨上那四道正在褪成褐色的血痂照成淡金色。她眯了一下眼睛。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十一月的空气是凉的，从鼻腔走进喉咙，走进胸腔。她把这口气在肺里留了一会儿，然后呼出来。白色的雾在嘴边凝了一瞬，散了。她第一次觉得，呼吸顺畅了一点。不是胸口那块石头被搬走了，是石头底下垫进了一层薄薄的棉花。石头还在，但硌得不那么疼了。
她往公交站走。帆布包挎在肩上，小草莓拉链头在阳光下一晃一晃。包里装着五千块。五十张，新旧不一。公交站牌底下站着几个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书包上挂着各种小挂件。有一个男孩的书包上挂着一只绿色的小青蛙，鼓着眼睛。和林小米送给安安的那个冰箱贴一模一样。她看着那只小青蛙。公交车来了，她上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这座城市的街道一段一段往后退。人民路，赵莉莉的美容院，玫瑰金的招牌还亮着，门口易拉宝换了新的，上面还是赵莉莉的照片，下巴扬着。她从那块招牌底下经过。没有转头。
她在超市那站下了车。不是回月租六百的房间。她走进超市，从员工通道进去的时候，保安看了她一眼。“今天不是轮休吗。”她说“买点东西”。保安点了一下头。她穿过员工通道，走进卖场。卖场的灯全亮着，白炽灯管一根接一根，把整个空间照得没有阴影。她推了一辆购物车，车轮是万向的，往左推往右偏，往右推往左偏。她推着那辆不听话的车，穿过粮油区，穿过调味品区——她每天蹲在那里搬酱油的地方。货架上，生抽的瓶盖是红的，老抽的瓶盖是黄的。标签全部朝外。她今天早上刚整理过。她从自己整理过的货架前面走过去。
走到图书区。超市的图书区很小，两排货架，挨着卖拖鞋和塑料盆的过道。货架上塞满了书——菜谱，养生大全，儿童绘本，青春小说。儿童绘本被翻得很旧，封面卷了边，内页上沾着不知道哪个孩子的手指印。她蹲下去，手指从一排一排书脊上划过去。《我爸爸》《我妈妈》《大卫不可以》《爷爷一定有办法》。她的手指在《猜猜我有多爱你》的书脊上停住了。绿色封面，一只大兔子和一只小兔子。小兔子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
她把书抽出来。封面上的小兔子仰着头，看着大兔子的脸。大兔子低下头，耳朵垂下来，垂到小兔子的手边。她以前给安安读过这本书。不是她读，是陈默读。她坐在沙发上刷手机，陈默抱着安安坐在地板上。她听见陈默的声音从手机屏幕上面传过来——“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它紧紧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安安问“它为什么抓耳朵”。陈默说“因为它要确定大兔子在听”。安安的手从绘本上抬起来，摸了摸陈默的耳朵。她没有抬头。手机屏幕上，赵莉莉发了一条新的朋友圈，九张下午茶照片，配文“女人要学会爱自己”。她点了个赞。陈默继续读。“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安安的手指指着画上的月亮。窗外的月亮正从对面楼的墙后面升起来。她没有看见。
她把书抱在胸口。绿色封面贴着她工装夹克的胸口。那上面印着超市的logo，被洗了很多次，logo的胶印裂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龟纹。她抱着书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左膝。她又蹲下去，从货架上又抽了一本。《我爸爸》。褐色封面，一个男人穿着黄色格子睡衣，做着鬼脸。她把两本书并排放在购物车里。继续往前走。货架的尽头堆着促销的纸巾和洗衣液。她从旁边走过去。
收银台。她把两本书放在传送带上。收银员是认识她的，上个月刚来的小姑娘，扎着马尾，刘海用一只粉色发夹别在头顶。她看到孙倩怀里的绘本，笑了一下。“孙姐，给家里孩子买的？”孙倩把书从传送带上拿起来，放在扫码枪旁边。“嗯。”收银员把书扫了。扫码枪发出“嘀”的一声，绿色的光从条形码上划过。《猜猜我有多爱你》，二十九块八。《我爸爸》，三十二块五。她把钱从信封里抽出来。五张一百的。收银员接过去，手指在钱币边缘捻了一下，验钞。然后找零。硬币落在孙倩掌心里，凉的，叮叮当当。她把硬币一枚一枚码进钱包的零钱袋里。拉链拉上。
她把两本书装进帆布包里。小草莓拉链头在包带上晃了一下。她走出超市。天还是蓝的，比刚才深了一点点，从淡蓝变成灰蓝。路灯还没亮。她站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台阶缺了角的那块红砖上，张伟那天碾灭的烟灰早就被风吹干净了。红砖表面被无数只脚踩过，磨出一层光滑的包浆。她从上面走过去，帆布鞋底踩在包浆上，没有声音。
她去了快递站。快递站在菜市场后面，一间临街的铺面，卷帘门拉上去一半。里面堆着纸箱、快递袋、电子秤。老板娘正蹲在地上打包，胶带拉开的“嘶啦”声断断续续。孙倩走进去，从帆布包里把两本书拿出来。“寄这个。”老板娘抬起头，从电子秤旁边抽出一张快递单，递给她。她把单子接过来，垫在柜台上填。收件人：陈默转安安。地址：念安资本。她写得很慢。不是不记得地址，是笔不太出水，她在快递单上顿了几次。电话：陈默的号码。她倒背如流。寄件人那一栏空着。不是忘了。她填完，把快递单递给老板娘。老板娘看了一眼。“寄件人不写？”她说“不写”。老板娘没有再问，把两本书装进防水快递袋里，撕掉背面胶条，封口。手掌在封口处用力按了一遍。“啪”的一声。她把快递单贴在袋子上，用扫码枪扫了一下。“嘀。”孙倩付了快递费。八块。硬币递过去，找零。
她走出快递站。卷帘门在身后拉下来一半，把老板娘打包的身影切成两半。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漫在人行道上。她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快递站门口那棵梧桐树。树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夜空。枝丫上挂着一片叶子，是所有叶子都掉光之后剩下的最后一片。褐色的，边缘卷着，在风里转。她看了它很久。它没有掉。她转身走了。
陈默收到快递的时候，是两天后的下午。秦岚把快递袋放在他桌上，封口已经拆了。“前台收到的。收件人写的是你转安安。寄件人没写。”她把快递袋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只有收件人那一面，孙倩的字。圆珠笔写的，压得很轻，纸面没有凹痕。她把袋子放下就走了。门轻轻合上。
陈默把快递袋打开。两本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我爸爸》。他把《猜猜我有多爱你》翻开。扉页上没有任何留言。干干净净的，只有印上去的书名和出版社。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手指在绿色封面上停了一下。他知道是谁寄的。没有寄件人。但字迹他认得。潦草的，急着写完的。和离婚协议上“孙倩”那两个字一样，和超市领款单上的签名一样，和派出所调解书上的签名一样。只是这次，她不是签自己的名字。她写的是“陈默转安安”。六个字。她签过很多次自己的名字，这一次她没有签。她只是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陈默。安安。中间一个“转”字。转。她把张伟赔的钱，转了。转成小兔子抓着的长耳朵，转成大兔子垂下来的耳朵，转成“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她把五千块里的六十二块三毛，转成了这两本书。剩下的钱——房租，水电，吃饭。她没有给自己留一页扉页写留言。留言写在快递单上，写在“寄件人”那一栏的空白里。那片空白比任何字都长。
窗外的江在流。他把两本书并排放在桌上。绿色封面，褐色封面。小兔子和大兔子。穿黄色格子睡衣的男人。安安放学回来会看到。他会把那本绿色封面的从书架上抽出来，放在陈默手里，说“爸爸读”。陈默会说“好”。然后翻开。读第一页，读最后一页。读“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安安的手指会指着画上的月亮，然后从月亮上移开，去摸陈默的耳朵。他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寄的。他只会问“它为什么抓耳朵”。陈默会告诉他——“因为它要确定大兔子在听”。安安会摸他的耳朵。然后他继续读。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安安会把书放回书架上。他不知道扉页上为什么没有留言。他只知道小兔子的耳朵很长，大兔子的耳朵更长。他把它们抓在手里，像抓着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窗外，月亮正从江对岸升起来。圆圆的，银白色的。照着江，照着江湾壹号十二层的落地窗，照着月租六百房间窗台上那盆从来没有开过花的绿萝，照着孙倩坐在床沿上，把信封里剩下的钱一张一张数好，压在红色棉袄底下。红色棉袄贴着出生证明，出生证明贴着离婚证。枣红色的，烫金的字在月光里看不见。但它们在那里。她睡在这些东西上面。枕头旁边，手机屏幕亮着。快递单号的物流信息更新了——“您的快件已由收件人本人签收。”她把那条信息看了很久。然后按灭屏幕。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蜷着的手指上。掌根的水泡痂在月光里是银白色的。她闭上眼睛。睫毛在颧骨的阴影里微微颤动。她睡着了。窗外那盏灯一直亮着。暖黄色的，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