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走回了办公桌后面，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烟斗放在了桌上的烟灰缸里——烟草已经燃尽了。
老者靠在椅背上。
我们的朋友，他说，是讲实惠的。
莫洛托夫没有接话。
他们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马克思的、列宁的——抱着表面尊敬、实则审视的态度。他们学了我们很多东西——但他们不是学生。他们在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因此——对他们和美国人之间的任何往来——我们要万分警惕。
他停了一下。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假如有一天——我们和他们翻了脸——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和美国人站在一起。
莫洛托夫扶了扶眼镜。
会吗？他的语气带着怀疑，他们现在和美国人打得昏天黑地。
那怎么会有情报上报告的这件事？老者反问，“问题不在什么船什么岛，而是通过这种往来，相互建立了信任，这才是最可怕的。”
桌子对面没有回答。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加强这方面的情报。老者说，看看他们暗中还有什么往来。
他从桌上拿起了一支铅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了莫洛托夫。
还有——那156个项目的工业援助计划。
莫洛托夫看了一眼便签。
可以和中国人谈了。老者说，让他们的工业体系——和我们深度绑定。钢铁厂、发电站、机床厂、化工厂——全部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建、用我们的设备、用我们的技术规范。这样的话，至少这十年之内，他们不会有背离盟约的想法——因为一旦离开我们，他们的整个工业就瘫了。
他站了起来。走到了窗边。窗外是莫斯科十二月的下午——灰白色的天空，克里姆林宫红墙外面的莫斯科河已经结了冰，冰面上覆着一层薄雪。
东边那些人打赢了。他的背影对着来客，声音很慢，名声大振。风头——盖过我们了。
这句话里有一种微妙的不愉快——不是嫉妒——是一个老棋手看到棋盘上出现了一个他没有预料到的新棋子时的警惕。
如果将来他们手里再有了那个东西——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迟早会自己另起炉灶。
对方在椅子上坐直了一些。
但至少现在——老者转过身来，还用得上他们。让他们在那边顶着，替我们分担一些压力。有些事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让他们去做。
他走回了办公桌，拿起了桌上那一摞等着签字的文件——今天已经耽搁了半个小时了。
去办吧。他对莫洛托夫说。
莫洛托夫站起来，拿着便签纸走向了门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老者一眼。
老者已经低下头开始签文件了。右手拿着笔，左手习惯性地拿起了烟斗——发现烟草灭了——放下了。
莫洛托夫走出了办公室。门在身后无声地关上了。
走廊很长。很安静。
他把便签纸打开又看了一遍——上面是老者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只有几个词。
156个项目。加速。
莫洛托夫把便签纸折好，放进了西装内兜。
克里姆林宫外面，莫斯科的冬天灰蒙蒙的。
远处，红场上列宁墓的花岗岩在阴天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沉重。
世界的棋局——正在悄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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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早上七点。
火车一声停了。方天朔在晃动中睁开眼睛。
到了。安东。李福远站在卧铺旁边，手里端着一缸子热水，鼻尖冻得通红。
方天朔撑起身子朝窗外看——站台上的木牌写着，远处是鸭绿江大桥的钢梁，雾蒙蒙的，像一条灰色的蜈蚣趴在江面上。
车厢隔壁已经静悄悄了，这让方天朔有些疑惑。
十分钟前走的。李福远把水递过来,走之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好好谈,不要冲动。
方天朔把热水喝完,把缸子还给李福远。
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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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栋日式小楼是日据时代海关关长的宅子。两层木结构，外墙的白漆剥了大半，露出底下发灰的木板。院子里两棵柿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上还挂着几颗干瘪的柿子，冻成了深褐色，在风里轻轻晃。铁丝网是新拉的，亮闪闪的。门口两个警卫持枪站着，呼出的白气在头顶上方飘散。
方天朔上了二楼。木质楼梯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日式建筑的楼梯就是这样，木头薄，踩哪里都响。
走廊尽头。推拉门。方天朔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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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不大。榻榻米地面上铺了一层军用毛毯。靠窗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墙角的小书架上有几本英文书——一本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封面卷了角；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书脊上沾着咖啡渍；一张翻译成英文的《战报》；还有一本摊开的杂志。书页间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只猫,笑得很温柔。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想你。等你回来。
照片的主人大概是某个军官。行李箱里的东西被翻出来给了这里的住客。人现在也许在北边的某个营地里，排队领饭——不知道他的妻子还在不在等。
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