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镇上那个粮站，这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的地方。
小时候，每到夏天收粮的季节，我爹就会把我从睡梦中拽起来。
天还没亮，露水还挂在草叶上，生产队的晒坝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板车、箩筐、麻袋，一溜儿摆开，像一条灰扑扑的长龙。空气里弥漫着新粮的香气，混着汗味和牛粪味，说不上好闻，但有一种踏实的、属于土地的味道。
我爹把板车往队伍里一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交粮的数目。
他看了又看，生怕看错了。
我娘在旁边嘀咕：
“少交点吧，咱家也不宽裕。”
我爹瞪了她一眼：
“少交？上面有数呢，少了去补？”
那时候交公粮，是有指标的。
每家每户按人头、按田地，算出该交多少。
多了不退，少了要补。
补的不是钱，是粮。
粮从哪儿来？
从嘴里省。
所以我们家每年都要交两次粮。
一次是夏粮，小麦；其次是秋粮，稻谷。
每次交粮，我爹都要提前几天把粮食晒了又晒，扬了又扬，恨不得一粒一粒地拣过。
可到了粮站，还是免不了一顿折腾。
粮站的人，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是“官老爷”。
他们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拿着一根铁签子，往麻袋里一插，拔出来看看上面的粮食，又放在嘴里嚼一嚼，然后面无表情地说：
“潮了，拿回去晒。”
“潮了”两个字，轻飘飘的，可对种地的人来说，重得像一座山。
晒了一整天的粮食，他们说潮就是潮。
你跟他理论？
没用的。
他们手里有权力，你要是不服气，嘿，他一句话：不收。
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爹有一次急了，说：
“我这粮食晒了三天了，太阳毒得很，怎么还潮？”
那个收粮的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我爹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手捏着麻袋口，指节都白了。
我娘拉了他一下，低声说：
“算了算了，拿回去再晒晒。”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粮站门口的晒场上，把几百斤小麦重新摊开，在烈日下晒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爹蹲在粮站门口的大槐树下抽烟，一口接一口，烟头明灭，像他心里的火。
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爹一直让我们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农村的动力了吧！
后来，粮站更是引进了新设备——一台大功率风簸箕。
这是我从小对于电气化时代的恐惧。
那设备，风一吹，瘪的、轻的、夹杂的草屑，统统吹出去，只留下饱满的粮食。
风太大了，好粮瘪粮一起吹，吹出去的比留下的还多。
我爹心疼得直跺脚，可又不敢发作。
粮站站长站在旁边，背着手，面无表情。我爹扛着空麻袋出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麻袋往板车上一扔，闷头往回走。
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的后背被汗水湿透了，肩膀上的皮晒得通红，一层一层地掉。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别种地了。
可我爹说：
“一辈子农民，不种地？我们吃啥？”
“你不是有技术吗？出门打工挣钱比种地强啊？”
我说道。
“是，但是我走了，这些庄稼你娘一个人弄不过来，还有你们两姐弟，以后咋整，我一走就是一年，那你们在家有个什么事儿？都没有人撑腰不是。”
“您在家，也不一样，只是换个人来欺负咱而已。”
“唉，这好歹剩下的，还能吃，还能喂鸡喂猪不是。”
粮站的位置，在镇子东头，离清水河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为了不被洪水淹着了。
院子很大，足有四五亩，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
大门是铁栏杆焊的，刷着绿漆，门楣上写着“xx镇粮站”四个大字，红漆已经斑驳了。
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比进士村桥头那棵还粗，三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老人们说，那棵树是清朝时候种的，几百年了。
槐树下有一口井，井水冰凉爽口。
交粮的人排队排累了，就去井边打水喝。
粮站的人不让，说井水是他们的。可排队的人不管，你一瓶我一壶，打了就走。后来粮站的人索性把井口用铁皮封了，只留一个小口，够抽水机管子伸进去。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喝过那口井的水。
粮站的仓库是一排青砖大瓦房，屋顶很高，窗户开在接近房顶的地方，里面堆满了麻袋，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堵墙。
仓库里常年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味和粮食混合的特殊气息，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闷得慌。
每到收粮的季节，仓库外面的晒场上就挤满了人。
板车、牛车、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停着。
晒场边上搭了一个凉棚，棚子里有几条长凳，供排队的人休息。
可凳子太少，大部分人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自己的箩筐上。
孩子们在晒场上追逐打闹，被大人们呵斥。
那时候，粮站就是小镇的中心。
它的地位，比现在的超市、商场还要高。因为它是公家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收粮的人穿戴整齐，胸前别着徽章，说话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而交粮的农民，灰头土脸，低声下气。
这种不对等，在那个年代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爹每年交完粮回来，都要坐在堂屋里喝闷酒，拍着桌子骂：
“老子种地种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看他们的脸色！”
骂完了，第二天照样早起，照样把粮食拉到粮站，照样赔着笑脸递烟。
这就是日子。
那场大火，发生在九几年的秋天。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那年我刚上初中，秋收已经结束了，交粮的忙碌也过去了，粮站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留守的工作人员。可那天夜里，那场火，烧得整个镇子都亮了。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写作业。
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我娘在屋里缝补衣服。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吵嚷声，接着有人拍我家大门：
“快起来！粮站着火了！”
我爹扔下斧头，拉开门就往外跑。
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扣扣子。
到了镇上，看到粮站方向冲天的火光，红彤彤的一片，把半边天都烧透了。空气里飘着一股焦糊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等我们跑到粮站门口，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
火舌从仓库的窗户里往外蹿，舔着屋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屋顶的瓦片被烤得炸裂，一块一块往下掉，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院子里那棵大槐树，树枝被烤得卷曲了，叶子在高温里打蔫，有几根小的枝条已经着了火，像一根根点燃的蜡烛。
粮站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工作人员正在往外搬东西——不是粮食，是账本和办公用品。
粮食太大了，搬不动，也来不及搬。
站长站在门口，脸色煞白，对着救火的人喊：
“别靠近仓库！里面全是粮食，烧起来就完了！”
可火已经烧起来了。
最先着火的是西边那间仓库，紧挨着配电室。
后来听说是电线老化，短路打了火，引燃了堆在墙角的一堆麻袋。麻袋是黄麻的，干燥易燃，一点就着。等值班的人发现时，火已经烧上了房梁。
镇上的消防队来了。
说是消防队，其实就是一辆老旧的消防车，十几个消防员，加上一些编外人员。
水管接上了，可水压不够，水柱只能打到仓库的外墙，够不着房顶的火。
站长急得直跺脚：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
有人提议从井里抽水。
可井口被封了，只有一个小口，抽水机的管子伸不进去。几个年轻人找了锤子、钢钎，几下把铁皮砸开了。井口露出来，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消防员把水管直接插进井里，启动水泵，水终于能打上去了。
可火太大了。
火苗从仓库的天窗里蹿出来，在半空中跳着舞，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魔鬼。
热浪滚滚，逼得人不敢靠近二十米以内。烧焦的粮食味越来越浓，夹着一股说不出的刺鼻味——有人说是粮食受热后产生的气体，吸多了会中毒。
站长让围观的人退远些，不要靠近。
可没人听他的。
大家都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何帮起。
有人提着桶去接水，一桶一桶地往火里泼，那点水浇上去，连个响动都没有，就被蒸发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火没救了的时候，粮站的张会计忽然冲了进去。
张会计叫张德贵，四十来岁，瘦高个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平时文文静静的，说话慢条斯理。
他在粮站干了快二十年，对仓库里的每一袋粮食都清清楚楚。
可谁也没想到，他今天会做这么冲动的事。
他冲进去的时候，头上顶着一床湿棉被，手里还提着一桶水。
他猫着腰，沿着仓库的墙根往里面跑。
有人在后面喊：
“张会计！你不要命了！”
他头也没回。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救人的。
仓库里面，还困着一个人——粮站的临时工，姓李，外号“老李头”。
老李头是个孤寡老人，六十多岁，腿脚不好，平时就在粮站看门、打扫卫生。
着火的时候，他正在仓库里面睡觉。
也许是被烟呛醒了，也许是根本没醒，反正等大家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
张德贵跟老李头关系好，两人常在一起下棋。
火着起来的时候，张德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李头。有人说老李头可能回去了，有人说他没出来。张德贵不管，他要去看看。
他顶着湿棉被，在浓烟和烈火里摸索着往前走。
火光照亮了半边仓库，里面全是烟，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
他大声喊着老李头的名字，嗓子都喊哑了。
终于，在仓库的角落里，他听见了一声微弱的回应。
老李头蜷缩在一堆空麻袋后面，被烟熏得迷迷糊糊，已经快不行了。
张德贵把湿棉被往老李头身上一披，背起他就往外跑。
跑出去的时候，一根烧断的木椽子从头顶落下来，砸在他肩膀上，他闷哼一声，脚步都没停，硬是冲了出来。
他们出来不到两分钟，仓库的房顶就塌了。
后来张德贵被送到卫生院，肩膀上的烧伤挺严重的，住了大半个月。
老李头吸了一肚子烟尘，在医院躺了两天，也慢慢好了。
有人问张德贵：
“你当时不怕吗？”
他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怕。可人就在里面，不救，我心里过不去。”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心里一热。
那场火烧到天亮才被扑灭。
西边那间仓库几乎烧成了空壳，里面存放的三十多万斤稻谷，全毁了。
紧挨着的两间仓库也受了损失，但不是太严重。
院里的那棵大槐树，被烧秃了一大片，原本浓密的树冠，现在像被狗啃了一样，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可两间主要仓库保住了。
附近的村民都来帮忙，有的帮着搬粮食，有的帮着抬水，有的帮着清理烧塌的砖瓦。
天亮的时候，粮站院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烧焦的粮食、碎瓦片、黑乎乎的水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又焦又潮的怪味，久久不散。
站长站在废墟前，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交代。”
后来上面来了调查组，结论是电线老化短路，加上值班人员巡查不到位，属于责任事故。
站长被撤了职，那个值班的人也受了处分。
张德贵因为救人，受到了表彰，可他自己并不在意，说：
“我这辈子就这一回。”
说完，又低头看他的账本去了。
老李头后来被安排到了敬老院，不用再看门了。
可他还是隔三差五跑到粮站来，坐在大槐树底下，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人问他来干嘛，他说：
“看看。”
看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也许他是在看那棵被烧秃了的槐树，慢慢地又长出了新枝。
粮站后来还是继续收粮，可风气慢慢变了。
九十年代末，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不用再交公粮了。
种地的农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我爹高兴得喝了两顿酒，逢人就说：
“这回好了，不用看人脸色了。”
后来，粮站改制了，从那以后，粮食买卖变成了市场行为。
你可以卖给粮站，也可以卖给私人粮贩子。
价格差不多，但粮贩子上门来拉，不用自己送。
我爹说：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再后来，粮站彻底关门了。
院子里长满了草，大槐树还在，井口封上了铁皮，铁门生锈了，锁也打不开了。
偶尔有小孩子趴在门缝里往里看，说里面闹鬼。
我告诉他们，那里面没鬼，只有一堆旧回忆。
可惜他们听不懂。
前年我回老家，路过粮站，发现大门上贴了一张“危房请勿靠近”的告示。
院墙塌了一角，从豁口往里看，仓库的屋顶已经塌了，露出几根烧黑的房梁。
那棵大槐树居然还活着，比从前更粗了，树冠遮住了小半个院子。只是树干上有一大片焦黑的痕迹，是当年那场火留下的伤疤。
我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老人从豁口里钻了进去。
仔细一看，是老李头。
他的背更驼了，走路颤颤巍巍的，可还是坚持要进来看看。
他在大槐树下站定，仰头看着树冠，看了很久。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
“李爷爷。”
他转过头，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你是谁家的？”
我说了名字，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
“哦，老黄家的。”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爹那时候交粮，老是跟收粮的吵架。”
我笑了笑，没接话。
他在槐树底下的石墩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抽了一口，又掐灭了。
看着废墟，忽然说了一句：
“那年要不是张会计，我就烧死在里头了。”
我知道他说的张会计是谁。
张德贵前年去世了，肝癌，发现就是晚期。
他走的时候，老李头去送了，在医院门口站了一整天，没进去。
他说：
“他不认识我了，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把老骨头。”
“那你还记得他？”
老李头没回答。
风从围墙的豁口里灌进来，吹得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颤颤巍巍地往外走。
走到豁口处，他忽然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
“记得。到死都记得。”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烧焦的房梁上，落在那口被封死了的井上，落在锈迹斑斑的铁门上。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后来，我家把一部分地租给了邻村一个种菜的。
那人姓周，种番茄是一把好手。
他承包的那几亩地，番茄结得又大又红，咬一口，沙瓤的，甜得很。
我爹跟他学了不少技术，后来自己种的番茄也不差。
可市场上的番茄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种一季下来，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再后来，我爹也不种番茄了。
种水稻、种玉米，够自己吃就行。
多余的时间，去镇上打打零工，一天也能挣个几十块。
去年过年，我跟我爹聊起粮站的事。
他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说：
“那时候，我恨透了粮站那些人。”
我说：
“现在呢？”
他想了想，说：
“现在？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个收粮的年轻人，后来听说调到县里去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你原谅他了？”
我爹把酒杯放下，笑了一下：
“原谅不原谅的，就那么回事了。人家也是混口饭吃。”
窗外，“噼里啪啦”的，像是在跟旧年告别。
也是跟那个时代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