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警察局里，听着我妈在电话那头说：“颖颖，你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那是我的弟弟。
准确地说，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年才七岁。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后背发凉。她说：“我跟你叔商量过了，这孩子我们养不了，也不想要了。你把他送福利院也好，送谁家也好，反正——别让他回来。”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不是冷的，是气的。
“妈——你说什么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了调，“那是你亲生的儿子啊！”
“亲生的？”我妈在电话里冷笑了一声，那笑声像刀子似的刮在我耳朵里，“他爹都不认他，我凭什么要养？颖颖，你知道我为这孩子遭了多少罪吗？你知道村里人怎么戳我脊梁骨吗？你知道你叔为这事跟我闹了多少回吗？够了——真的够了——”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派出所走廊里，身边是刚做完笔录的民警小周。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把一杯热水塞到我手里。
“你弟弟在里面睡着了。”小周说，“手上的伤处理过了，医生说幸好送来得及时，要不然——”
他没说下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
小宝的右手，是被人活生生打骨折的。
打他的人，是他叫了三年“爸爸”的男人。
我叫田颖，今年二十六，在省城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打杂的，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了。每个月到手六千出头，租着城中村一室一厅的老房子，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吃着外卖凑单满减的午餐。
这样的我，在省城混了五年，存款没超过三万块。
但我从没想过要回去。
回去那个叫柳河村的地方。
那个藏着我所有不堪记忆的地方。
我妈叫周秀兰，年轻时是柳河村出了名的美人。我爸是隔壁村的，当年骑着二八大杠来提亲，风光得不得了。可我爸命短，我三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
我妈守寡三年，后来改嫁给了村里的刘德厚。
刘德厚就是我继父。
说实话，刘德厚对我还行。不是亲生的，也没短过我吃穿。但他跟我妈结婚后一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我妈怀了三次，流了三次，后来医生说不能再要了，再要命都保不住。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可我妈不认命。
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回家，发现我妈的肚子大了。
村里的闲话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嗡地往耳朵里钻。有人说我妈跟镇上开五金店的孙老板好上了，有人说孩子是村东头张老三的，还有人说我妈去县城打工那半年，跟一个外地人搞在一起。
我妈什么都不说。
刘德厚也什么都不说。
只是从那以后，刘德厚开始喝酒。喝了酒就摔东西，摔完了就坐在院子里哭，哭完了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
日子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嘎吱嘎吱地往前挪。
我妈生下了一个男孩。
那就是小宝。
小宝出生那天，下了好大的雨。我站在卫生院走廊里，听见我妈在产房里喊得撕心裂肺。刘德厚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把他整张脸都罩住了。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刘德厚站起来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镇上孙老板的五金店，把人家店门砸了个稀烂。
小宝满月那天，孙老板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男人。四十出头，秃顶，挺着个啤酒肚，脖子上挂着根粗金链子。他站在我家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窗台上。
“秀兰，”他朝屋里喊了一声，“这是我给孩子的。”
我妈在屋里没出声。
孙老板站了一会儿，又说：“我跟你说过了，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这事儿我担不起。这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他就走了。
红包被风吹到地上，刘德厚捡起来，撕成两半，扔进了灶膛里。
火舌卷起来，把那几张红票子烧成了灰。
我妈抱着小宝坐在床上，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就是这样的人。
越是难受，越不哭。
哭给谁看呢？
村里人的嘴，比刀子还利。他们说小宝是野种，说我家门风不正，说刘德厚窝囊，说我妈不要脸。那些话像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躲都躲不开。
小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了三岁。
他长得不像孙老板，也不像我妈。他长得很白，眼睛很大，见了人就笑。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他就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他都会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脸叫我“姐姐”。
那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糖糕。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揉他的头发，从书包里掏出两颗大白兔。他接过去，先剥开一颗踮着脚往我嘴里塞，然后再剥另一颗自己吃。
那时候我觉得，这孩子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
可刘德厚不这么想。
他开始打小宝。
一开始是喝醉了酒才打，后来不喝酒也打。用巴掌，用笤帚，用皮带。小宝身上常年带着伤，青一块紫一块。我去拉，刘德厚连我一起打。
我妈站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吭。
有一回我拦住刘德厚，他一把推开我，红着眼睛吼：“你问问他！问问他妈！这孩子是谁的？是谁的？！”
我回头看我妈妈。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围裙，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说啊——”刘德厚冲她吼，“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妈开口了。
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打死他吧。”她说，“打死他，我也清静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小宝躲在柴房里，他缩在我怀里，小声问我：“姐姐，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想说那不是你爸爸。
我想说他不是不喜欢你，他只是——
只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
后来我去省城上了大学，又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打电话回去，问起小宝，我妈都说“挺好的”。
可我知道一点都不好。
去年过年我回去，看见小宝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棉袄，袖子长得把手都盖住了。他瘦了很多，脸上的婴儿肥全没了，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
他看见我，还是跑过来抱我的腿。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他慌了，用那双瘦巴巴的小手给我擦眼泪：“姐姐不哭，小宝不要糖了，小宝不要了——”
我抱住他，感觉到他肩膀上的骨头硌得我生疼。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你就看着他挨打？你就这么看着？！”我的声音大得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了。
我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针线，在补一件衣裳。她头也不抬地说：“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女人，带着个没爹的孩子，我能怎么办？”
“你可以走！你可以带着小宝走！”
“走？”她抬起头看我，眼神空洞洞的，“往哪儿走？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带着个拖油瓶，谁要我？我拿什么养他？”
“我养！”我说，“你把小宝给我，我带回省城！”
我妈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缝那件衣裳。
“你一个姑娘家，带着个孩子怎么嫁人？别傻了。”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
我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多攒点钱，就能把小宝接出来。
可我没等到那一天。
三天前，我接到村卫生所张医生的电话。
“颖颖，你赶紧回来一趟吧，你弟弟——”
电话里张医生的声音在发抖。
“你弟弟的手——怕是保不住了。”
我连夜赶回柳河村。
在村口碰见三婶，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造孽啊——那孩子被德厚用铁锹把打的，手都打变形了，秀兰就在旁边看着，也不拦——你说这当娘的，心咋这么狠哪——”
我跑到卫生所的时候，小宝躺在床上，右手肿得像个发面馒头，青紫色，手指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歪着。
他看见我，没哭。
他只是用左手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姐姐，我不疼。”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心碎”。
不是形容词。
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掉了，碎得稀烂，再也拼不回去的那种。
我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刘德厚坐在院子里喝酒。看见警车，他把酒瓶子往地上一摔，站起来就骂：“抓我？你们抓我？我打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了？老子养他三年，打他几下怎么了？！”
“他不是你儿子。”我说。
刘德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对，他不是我儿子。”他指着屋里，指着我妈，“你去问问那个贱人，这孩子是谁的？她要是说得出来，我刘德厚跪下来给这孩子磕三个响头！”
所有人都看着我妈。
我妈坐在门槛上，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嘴唇在发抖。
“你说啊！”刘德厚吼。
我妈站起来。
她走到刘德厚面前，抬起手，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
“你打他三年，我忍了三年。”我妈的声音在抖，整个人都在抖，“刘德厚，从今往后，我周秀兰不欠你的了。”
然后她转身走进屋里，把小宝抱出来。
小宝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搂着我妈的脖子，脸埋在她肩膀上。
我妈抱着他，一步一步往外走。
刘德厚在身后喊：“你走——你走啊——走了就别回来——”
我妈没回头。
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忽然发现她的头发白了好多。
她才四十五岁。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带着小宝去了县医院。
医生说小宝的右手骨折很严重，需要手术，否则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至少要五万块。
我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妈——”
“颖颖。”她放下手，眼睛红红的，却没有眼泪，“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坏妈妈？”
我没说话。
“你知道小宝是谁的孩子吗？”她问。
我摇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了。
然后她开口了。
“是你爸的。”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小宝——是你爸的孩子。”我妈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你爸出事那年，我已经怀上了。他走后两个月我才发现。那时候你还小，我一个人养不活两个孩子，刘德厚愿意娶我，条件是——我不能带别人的孩子进门。”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像被人拿锤子敲了一下，嗡嗡作响。
“所以你把小宝——送人了？”
“我把他送给了镇上一户不能生养的人家。”我妈说，“可他们养了两年，自己怀上了，就把小宝送了回来。那时候村里人都以为小宝是我跟别人生的，刘德厚也以为是这样。他以为我给他戴了绿帽子，所以他恨我，也恨小宝。”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什么？”我妈苦笑，“我说这孩子是我死去的前夫留下的，他信吗？就算他信，他会愿意养吗？颖颖，你爸走的时候，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我一个寡妇，拿什么证明这孩子是他的？”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想，”我妈低下头，“就这样吧。让他恨我，总比让他赶小宝走强。至少小宝还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可我没想到——他会把孩子打成这样。”
她的声音终于带上了哭腔。
“我不是不心疼小宝，颖颖，我每天晚上听见他在被窝里偷偷哭，我心都碎了。可是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农村女人，没文化，没本事，离了刘德厚我拿什么养两个孩子？我把你供到大学已经是拼了命了，我真的——真的没办法了——”
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哭得像个小姑娘。
我抱住她。
像小时候她抱住我那样。
“妈，不怕。”我说，“有我呢。以后我来养小宝，我来养你。”
手术很成功。
小宝的右手保住了。
住院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在医院陪着。我妈也住在医院里，晚上就睡在走廊的折叠床上。我们母女两个轮着班，白天她看着，晚上我看着。
小宝很乖。
打针不哭，吃药不闹，护士姐姐都喜欢他。只是他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问我：“姐姐，我还能回家吗？”
我正给他削苹果，手一顿。
“你想回去吗？”我问他。
他想了很久，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小声说：“我想——可是我怕。”
苹果皮断了。
我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着喂他。
“小宝，”我说，“等你好了，姐姐带你去省城。以后你跟姐姐住，好不好？”
他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了。
“可是——妈妈呢？”
“妈妈也去。”
“真的吗？”
“真的。”
他忽然用左手抓住我的手指，攥得紧紧的。
“姐姐，”他仰着脸看我，眼睛亮晶晶的，“我以后一定听话，一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少吃一点，我不吃糖了，我——”
“你吃。”我打断他，声音有点哑，“你想吃多少糖姐姐都给你买。大白兔，金丝猴，喔喔佳佳，你想吃什么姐姐给你买什么。”
他笑了。
那是我记忆中，小宝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出院那天，我给我妈买了回省城的车票。
她站在车站门口不肯进去。
“我就不去了，”她说，“我在村里住惯了，去城里也待不惯。你带着小宝好好过，妈在家里没事的。”
“妈——”
“颖颖。”她握住我的手，“妈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最错的，就是让你和小宝受了这么多苦。你别怪妈，好不好？”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怪你——妈，我不怪你——”
她伸手帮我擦眼泪，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把小宝带好。”她说，“你爸在地下看着呢。他最疼你，你要替他好好照顾弟弟。”
我使劲点头。
我妈蹲下来，抱住小宝。
“宝啊，妈对不住你。”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妈没本事保护你，让你遭了那么多罪。你别恨妈，好不好？”
小宝用左手搂住我妈的脖子。
“妈妈不哭。”他奶声奶气地说，“小宝不疼了，真的不疼了。”
我妈抱了他很久很久。
最后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得很快，像怕自己反悔似的。
我牵着小宝的左手，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风很大。
吹得人眼睛发酸。
回到省城以后，我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个一室一厅。房子不大，但收拾干净了也还过得去。小宝睡房间，我睡客厅沙发。
同事们知道我接弟弟来城里住，都挺照顾我的。行政部主管周姐给我介绍了她儿子的学校，说可以接收转学生，学费也不贵。
小周——就是那个在派出所做民警的朋友——帮我跑了好几趟，把小宝的户口问题解决了。
“以后这孩子就跟着你户口了。”他把新户口本递给我的时候说，“你是他法定监护人。”
我翻开户口本，看见“与户主关系”那一栏写着“姐弟”。
手指在那两个字上摩挲了很久。
小周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忽然说：“田颖，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我抬起头看他。
他挠了挠后脑勺，耳朵有点红。
“我是说——我们都是朋友嘛，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我笑了。
“谢谢你，小周。”
“周明远。”他说，“我叫周明远。别老小周小周地叫，我比你大两岁呢。”
“好，周明远同志。”我说，“改天请你吃饭。”
“改天是哪天？”
“发工资那天。”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行，我等那一天。”
小宝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
他每天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漱，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放学回来就在我公司楼下等我，坐在花坛边上写作业。
有一回我加班到八点多才下来，看见他趴在花坛边上睡着了，作业本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蹲下来看他。
月光照在他脸上，睫毛长长的，嘴巴微微张着。
他长得越来越像我爸了。
我爸的照片我只有一张，是他和我妈的结婚照。黑白的老照片，边缘都泛黄了。照片上的我爸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小宝笑起来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
我把小宝叫醒，他揉着眼睛说：“姐姐你下班啦？我今天作业都写完了，老师还表扬我了。”
“表扬你什么？”
“表扬我字写得好。”他仰着脸，骄傲得不行，“全班只有三个人被表扬了，我是其中一个。”
我牵着他的手往回走。
路过便利店，他看了一眼门口的冰柜，又低下头继续走。
“想吃什么？”
“不想吃。”他摇摇头，“姐姐赚钱不容易，我不吃。”
我蹲下来。
“田小宝，”我看着他的眼睛，“姐姐赚钱就是为了让你吃好吃的、穿好看的。你想吃什么就跟姐姐说，姐姐买得起。”
他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那——我想吃那个绿色的雪糕。”
我给他买了一支绿豆沙的。
他举着雪糕，先递到我嘴边：“姐姐先吃。”
我咬了一小口。
他这才自己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晃着脑袋，嘴里含含糊糊地哼着不知道什么歌。
路灯把我们姐弟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那两个影子，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我爸也这样牵着我的手，走在柳河村的小路上。
那时候我还很小。
小到记不清他的脸。
但我记得他的手，很大，很暖，把我整个手都包在掌心里。
爸。
你放心。
我会把小宝带好的。
一定。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我妈偶尔会打电话来，问问小宝的情况。我告诉她小宝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他，他手上的伤也完全好了。
她在电话那头听着，半天不说话。
末了总是那一句：“那就好。你照顾好他。”
“妈，你什么时候过来？”
“再说吧。”她每次都是这句话，“再说吧。”
我知道她不会来。
她在柳河村住了一辈子，那里有她的地，她的鸡，她的三婶六婆。把她连根拔起来挪到城里，她活不了。
况且刘德厚还在那里。
我妈跟他没离婚。
不是不想离。
是离不起。
刘德厚说了，离婚可以，房子归他，地归他，我妈净身出户。我妈去镇上司法所问过，人家说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都是按户分的，她一个女人，离了婚确实什么都分不到。
“算了。”我妈在电话里说，“都过了大半辈子了，凑合着过吧。”
我没再劝。
有些人，有些事，劝不动的。
半年后的一天，周明远忽然来找我。
他穿着一身警服，看样子是刚从单位过来的，脸色不太好。
“田颖，”他说，“你妈出事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刘德厚喝了酒，把你妈打了。”周明远说，“镇派出所的同事刚给我打的电话。人送医院了，据说伤得不轻。”
我连夜赶回柳河县。
在县医院看见我妈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左眼肿成一条缝，嘴角缝了四针。
她看见我进来，第一个反应是抬手挡住自己的脸。
“别——别让小宝看见——”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都在往头顶涌。
“刘德厚呢？”我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被派出所带走了。”旁边一个护士说，“打得这么狠，不抓他抓谁？”
我走到床边，轻轻握住我妈的手。
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手背上还有输液留下的淤青。
“妈——”
“颖颖，别哭。”她反而安慰我，“妈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养几天就好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让我想起那天在派出所，她在电话里说“让他自生自灭吧”时的语气。
原来一个人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不疼。
是疼习惯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病房里。
我妈睡着以后，我在走廊里给公司打电话辞职。
周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行，我给你办离职手续。田颖，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位置我给你留着。”
“谢谢周姐。”
“谢什么。”她说，“照顾好你妈。”
挂掉电话，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月亮又圆又亮。
我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我妈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我趴在她腿上数星星。她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哼歌，哼的是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她的声音很好听。
村里办红白喜事，都会请她去唱两段。
后来她就不唱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唱的呢？
大概是从我爸走后。
又大概是从小宝回来后。
我说不清。
我妈出院那天，周明远开车来接我们。
他把后座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放了一个靠枕。
“阿姨，您坐后面，舒服点。”他扶着我妈上车，动作小心翼翼的。
我妈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
车开到半路，我妈忽然问：“小周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我跟我妈。”周明远说，“我爸走得早。”
“哦。”我妈点点头，没再问了。
但她的眼神我看得懂。
回到省城以后，我妈住了下来。
我把房间让给她和小宝睡，自己睡客厅。周明远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一张折叠床，说反正他一个人住用不上。
我妈在城里住了一个月，开始闲不住了。
她跑去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帮忙，不要工钱，就图有个事做。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王，跟我妈聊得挺来，两人没几天就成了朋友。
王阿姨跟我妈说，她也是年轻时候被男人打过，后来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来省城闯。摆过地摊，卖过盒饭，洗过盘子，什么苦都吃过。
“后来孩子大了，成家了，我就在这儿支个早点摊，挣点养老钱。”王阿姨一边炸油条一边说，“秀兰啊，我跟你说，女人离了男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全看自己。”
我妈听着，没说话。
但那天晚上她回来以后，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我走过去，递给她一杯水。
“妈，你想什么呢？”
她接过水杯，没喝，两只手捧着。
“颖颖，”她说，“我想离婚。”
我愣住了。
“我想好了。”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已经很多年没在她眼里看见过了，“前半辈子我替别人活，后半辈子我想替自己活一回。”
“刘德厚不同意怎么办？”
“不同意就打官司。”她说，“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地，全给他。我就要一个自由身。”
她说“自由身”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
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离婚官司打了三个月。
刘德厚果然不同意，在法庭上又哭又闹，说我妈外面有了人，说他养了我们母女这么多年，说他是被逼的。
我妈坐在原告席上，一句话都不说。
直到法官问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她站起来。
“法官，”她的声音很稳，“我今年四十七了。十七岁嫁人，十九岁守寡，二十一岁改嫁。这辈子我没为自己活过一天。我现在就想跟他离婚，一个人过几年安生日子。这个要求，过分吗？”
法庭安静了几秒钟。
刘德厚在对面嚷嚷起来：“你装什么可怜？！你——”
“肃静！”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最后法院判了离婚。
房子归刘德厚，地归刘德厚。我妈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一张我爸的黑白结婚照。
拿到离婚判决书那天，我妈请我们下馆子。
周明远也来了。
点菜的时候，我妈破天荒地点了一瓶酒。
“今天高兴，”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颖颖，小周，妈敬你们。”
“妈——”我想拦。
她摆了摆手，一仰头，把整杯酒干了。
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但她一直在笑。
“好辣。”她用手扇着风，“这酒——真辣。”
笑着笑着，她忽然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哭得浑身发抖。
小宝吓坏了，拽着我妈的袖子喊妈妈。
周明远轻轻拉了他一下，把他抱起来，说：“小宝乖，让妈妈哭一会儿。哭完就好了。”
我坐在我妈旁边，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
像她小时候拍我那样。
窗外的路灯亮起来了。
橘黄色的光照进来，照在我妈花白的头发上，照在桌上的离婚判决书上，照在小宝懵懂的脸上。
外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故事。
可这一刻，我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只剩下我妈的哭声。
和窗外的风声。
风在吹。
心在碎。
可天总会亮的。
一定会亮的。
那年秋天，我妈在小区门口支了个煎饼摊。
王阿姨教她的手艺，周明远帮她办的手续，小宝每天放学去帮她收摊。
我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比之前高一些，离家也近。
日子像一条慢慢流淌的小河，没有大起大落，但稳稳当当。
有一回周末，周明远来家里吃饭。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他爱吃的。吃完饭他抢着洗碗，我妈不让，两个人在厨房里推让了半天。
小宝拉着我的衣角，仰着脸问我：“姐姐，周叔叔是不是喜欢我妈妈？”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我当然懂。”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班王小萌她妈妈就找了个叔叔，王小萌说他叔叔每次来都抢着洗碗。”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厨房里，我妈和周明远还在为谁洗碗的事推来让去。
水龙头哗哗响着。
窗外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
小宝趴在桌上画画，画的是一个大人牵着两个小孩，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姐姐，妈妈，我，还有周叔叔”。
他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厨房，然后在画上又加了一个小人。
那个小人圆圆的，站在最边上，手里举着一支糖葫芦。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柳河村的那个夏天。
我妈坐在院子里，一边扇扇子一边哼歌。
我趴在她腿上数星星。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会一直那么苦下去。
可你看。
天真的会亮。
后来的事，说起来很长很长。
长到我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讲。
可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我们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
至于周明远跟我妈的事？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个关于“洗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