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大伯疯了。
八十多岁的人了，抱着个破木盒子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死活不肯走。三月的风还带着刀子似的寒意，他就那么坐着，佝偻的背影像一截枯树桩子，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也不理，只管死死搂着那个盒子，像是搂着什么命根子。
我接到我妈电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开季度总结会。
电话震了三遍我才敢接，捂着话筒侧身溜出会议室，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那头炸过来：“颖颖，你快回来！你大伯让老三把房子给封了，人给撵出来了，现在坐在村口吹风呢！你爸腿脚不好走不过去，你赶紧的！”
我妈说话向来干脆，噼里啪啦像炒豆子，可那天我听出她声音里压着的东西——那种又气又急又不忍的颤。
我说：“妈，我开会呢，请不了假。”
“请不了也得请！”我妈难得这么硬气，“你大伯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忘了？你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凑不齐，是谁把养老棺材本儿掏出来给你的？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
我没再争辩，挂了电话，站在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愣了好一会儿。
窗外是这座城市三月的阴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楼下车水马龙的声音像是隔了一层什么，闷闷的。我脑子里全是那年夏天，大伯从那个蓝布手帕里一张一张往外数钱的样子，他的手很糙，指节粗大，每一张钱都捻得很慢，好像那沓钱黏在他手上似的。
可他还是给了。
当时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妮儿，好好念，念出来就别回来了。咱这村子，没什么好回来的。”
那时候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现在我站在公司二十楼的落地窗前，忽然觉得那话里藏了太多东西。
我跟部门主管请了假，主管姓陈，三十出头，是个精干的女人，她看着我欲言又止的表情，只说了句：“家里有事就先回吧，季度报告我替你顶着。”
说这话的时候她头都没抬，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什么，语速很快，像是不想让我太尴尬。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六年，从普通文员做到部门副主管，陈姐算是我半个师父，她知道我家里的事多，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动不动就请假的人。
开车回去的路上，我给老公打了个电话。他在外地出差，接了电话就说：“你开车慢点，别着急，我这边完事就赶回去。”男人的话总是这样，听着在理，可就是少点什么。
从市区到村里，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出了绕城高速，路越来越窄，两边的高楼慢慢矮下去，变成了一排排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再后来，连小楼都没了，只剩下田埂和麦地。这个季节麦子刚返青，绿得发黑，一望无际地铺开去，像是谁在地上铺了块巨大的绿绒布。
快进村的时候，我看见村口围了一圈人。
老槐树还在那儿，比我小时候更粗更老了，树冠遮了半边天。树下密密匝匝站着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都伸着脖子往中间看，像一群围观什么稀罕事儿的看客。
我找了个空地停好车，拎着包跑过去。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有人喊：“田颖回来了！老田家侄女回来了！”
我挤进去，一眼就看见了大伯。
他坐在一把破藤椅上，那椅子不知道是谁从家里搬出来的，扶手上缠着铁丝，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发黑的竹条。他就那么直挺挺坐着，腰板挺得很硬，怀里抱着个暗红色的木盒子，盒子上的铜锁已经锈成了铜绿色，像个固执的孩子抱着唯一的玩具。
他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顶起来，眼窝深深凹进去，皮肤像是风干的橘子皮，一层层叠着褶子。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有点瘆人，像是烧着两簇看不见的火。
“大伯。”我蹲下去，把手搭在他膝盖上。
他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粗得像老树根，青筋在手背上鼓着，像蚯蚓似的。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
“颖颖来了。”我妈从人群里挤出来，眼眶红红的，声音发哽，“你大伯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谁劝都不走。老三那畜生把房子门给焊死了，窗也给封了，你大伯连件厚衣服都没拿出来。”
我妈说着，把手里一件军大衣披在大伯身上。大伯没反抗，也没说谢谢，就那么直愣愣看着前方，像是什么都看不见，又像是什么都看得太清楚了。
我问：“我爸呢？”
“在家呢，腿疼得走不动，我让他别来了。”我妈抹了把眼睛，“你三婶刚才还在这儿骂呢，说让你大伯死在外面算了，死了也没人管。”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攥紧的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发麻。
二堂哥田磊从人群里走出来，递给我一瓶水，脸色很难看：“颖颖，别在这儿站着了，先把我爸弄到你家去吧。老三那个王八蛋，油盐不进，我跟他打了一架——”
“别说了。”我打断他，站起身，深吸了口气。
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我转身快走了几步，穿过人群，直直朝老三家的方向去。
老三家在村东头，新盖的二层小楼，白墙红瓦，大门贴着瓷砖，门楣上“家和万事兴”五个烫金大字在昏黄的光线里闪得刺眼。门是关着的，我从门外就听见里面电视开着，声音很大，像是在故意盖住什么声音。
我拍门，拍了很久，老三媳妇才来开门。
她看见是我，脸上堆起一层假笑：“哟，颖颖回来了？城里大忙人，怎么有空——”
“三婶，我大伯的事，咱好好说，行吗？”我压着火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三婶的笑收了回去，换成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跟你说不着，找你三叔去。”说完就要关门。
我伸手撑住门板：“那就叫三叔出来。”
“喊什么喊！”老三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紧接着人就出现在了堂屋门口。他穿着一件旧毛衣，头发乱糟糟的，脸涨得通红，一看就知道喝了酒。他站在门槛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不耐烦和挑衅。
“你来干啥？”他问，舌头有点大，说话含混不清。
我问：“三叔，你为什么把我大伯的房子封了？”
“为什么？”老三冷笑了一声，打了个酒嗝，那味道酸臭酸臭的，熏得我往后退了半步，“你问他去！问他干了什么好事！说好了谁养老钱给谁，我伺候了他三年！三年！结果呢？他倒好，转头要把房子给老大！凭什么？凭什么！”
老三吼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像一条条青色的蛇在皮肤底下扭动。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我大伯的房子，他想给谁就给谁——”
“你闭嘴！”老三打断我，手指差点戳到我脸上，“你一个嫁出去的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滚回你城里去！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管！”
他的手挥过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脚底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身后有人扶住了我，是田磊，他黑着脸挡在我前面，冲老三吼：“你动她一下试试！”
兄弟两个对峙着，眼里的火像是要把对方烧穿。
人群议论纷纷，我听见有人在说：“老三家这也太过了。”“可不是嘛，把老人撵出去，天打雷劈的事儿。”“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知道怎么回事呢。”
村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爱围观，什么事都爱评两句，可真要让他们插手管，又都缩回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田磊拉到一边，对老三说：“三叔，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就问你一句，我大伯今晚怎么办？外面这么冷，你让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风口上？”
老三嘴硬：“爱怎么办怎么办，跟我没关系。给钱我就养，不给钱，他的事我不管。”
这话说得太绝了，绝到我身后的村民们都安静了那么几秒。
我妈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老三说：“你爹当年怎么对你的？你上技校的钱是谁出的？你娶媳妇的房子是谁给你盖的？你都忘了？你都忘了！”
老三不说话了，转身回了屋，“砰”的一声关了门。
那声门响像是砸在我心口上，震得我耳膜嗡嗡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得死死的门，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是那种你明知道对错却无能为力的累。
回到村口的时候，天快黑了。
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流淌在村道上。大伯还坐在那把破藤椅上，还抱着那个木盒子，姿势跟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像是从来没有动过。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比刚才更凉了，像是握着一块冰。
“大伯，去我家。”
他摇头。
“那去村委会，我去跟他们说，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他还是摇头，嘴唇动了几下，发出含混的声音。我凑近了才听清，他反复说着三个字：“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大伯这个人，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奶奶走得早，我爷爷走得也早，他十几岁就开始拉扯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又当哥又当爹，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了，到老了，却被自己的儿子说赶就赶出来了。
“大伯，不麻烦，咱是一家人。”我声音发哽。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点光，像是深潭里被风吹皱的水面，映着碎碎的光。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那动作很慢，很轻，像小时候那样。
可他还是摇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正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从人群后面传过来：“田叔，要不，先去我那住两天？”
我转头看过去，是村里的孙婶。
孙婶五十多岁，是个寡妇，儿子在外地打工，就她一个人住着三间大瓦房。她挤出人群，脸上带着那种同情的表情，说：“我一个人住着也冷清，田叔来了还能说说话。”
我妈赶紧说：“孙姐，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孙婶摆摆手，“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没个难处。”
大伯还是摇头。
孙婶也不急，蹲下来，笑着说：“田叔，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那个盒子想想啊，风吹雨淋的，里头的东西坏了怎么办？”
这话像是戳中了大伯的哪根筋，他的手在木盒子上摩挲了几下，指腹划过那些斑驳的木纹，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记忆。
半晌，他终于点了点头。
我们七手八脚把大伯扶起来，他的腿坐麻了，站不稳，整个人靠在我身上，轻得不像是个人，像是一捆干柴。我扶着他往孙婶家走，他的步子很小，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
走了几步，我听见后面有人喊：“颖颖。”
我回头，是老三媳妇，她站在自家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隔了几步远把袋子递过来，也不走近，就伸着手，像递什么烫手山芋：“你大伯的几件衣裳，从窗户缝里塞出来的。”
我接过袋子，里面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还有一双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后跟都快磨穿了，针脚歪歪扭扭的，是我奶奶当年做的鞋。
我没说话，转身去追大伯。
孙婶家收拾得挺干净，堂屋不大，但拾掇得利利索索的，墙上贴着年画，电视柜上摆着一盆塑料花，红红绿绿的，俗气但热闹。她腾出东屋，铺了干净的被褥，被子是新棉花絮的，蓬松蓬松的，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我扶大伯在床上坐下，他坐了没一会儿，又开始摸那个木盒子，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
我问他：“大伯，盒子里装的啥？”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东西让我心里一惊——有警惕，有不安，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愧疚。
他摇摇头，没说话。
我也不好再问。
我妈跟孙婶在外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堵墙，我还是听见了一些。
“老三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谁说不是呢。”“田叔当年多疼他啊，白疼了。”“唉，都是钱闹的，听说田叔存了十几万呢，还有那个盒子，老三说里头有值钱的东西。”
“盒子？”我妈的声音忽然高了半度，“什么盒子？”
“就是那个木盒子啊，田叔成天不离手的那个。老三说里头有金条，有存折，田叔的养老钱都在里头。他伺候了三年，一分钱没见着，结果他爹要把东西都给老大，他急了。”
“不可能，”我妈说，“我大哥不是那种人。”
“谁知道呢。”孙婶叹了口气，“两口子打架，被子遭殃。这一大家子的事，外人哪里看得明白。”
我站在门口，听着这些话，脑子里乱哄哄的。
金条？存折？我大伯？不可能。我大伯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哪来的金条？他要真有金条，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棺材本儿都掏出来给我。
可是不对。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很多年前了，我还小，大概七八岁的光景。有一年夏天，半夜我被雷声惊醒，起来喝水，看见大伯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门没关严，我从门缝里看见他坐在床边，腿上放着那个木盒子，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
灯光昏黄，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像是在看一件值钱的东西，更像是看一个人，一个他想见又见不到的人。
第二天我问他，你半夜不睡觉在看什么？
他说，没看什么，妮儿你看错了。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起来，那盒子里装的，也许真的不是什么金条存折，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些他藏了大半辈子的，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东西。
安顿好大伯，我开车回城。
高速上车不多，两旁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光晕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
手机响了好几遍，都是陈姐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有点急：“田颖，季度报告的数据你上传了吗？财务那边催着要。”
我说：“在车里，我回去就发。”
“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
“还没。”
她沉默了两秒，说：“那你把数据发我就行，别的我来弄。”
挂了电话，我想起陈姐这个人，她三十四岁，没结婚，没孩子，在这个城市独来独往。公司里有人背地里说她太强势，不好相处，可我知道她是那种把工作当命的人。去年年底，她胃出血住院，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回来上班了，脸色白得像纸，还在坚持开会。
她也从来不跟我说她的私事，我只知道她跟家里的关系不好，有一年过年，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三天，就吃泡面。
我们这些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树，栽到了水泥城市里。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可骨子里那点东西，总是在某些时刻不合时宜地冒出来。
就像我现在，明明应该在办公室加班，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报表和报告，可我脑子里全是那棵老槐树，那个破木盒子，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的执拗和哀伤。
回到公寓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打开电脑，把该发的文件发给了陈姐。屏幕的光照在脸上，冷冷的，我盯着屏幕发了很久的呆，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又删掉，再敲，再删。
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上不去下不来。
我拿起手机，给老公发了条消息：“睡了吗？”
他很快回了：“还没，刚应酬完。”
“我大伯的事，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怎么了？”
“他说他那个盒子里，装的不是钱。”
隔了很久，他才回了一句：“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看着这句话，想了很久，打了好几遍字，都删了。最后我回：“我不知道。但我得把它弄清楚。”
他没再回。也许睡着了，也许觉得我小题大做。
不怪他，他不了解这些。他是城里长大的孩子，独生子，父母都是老师，家里亲戚关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他理解不了我们这种村子里长大的人，那种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那种恩恩怨怨的纠缠，那种明明是一家人却互相防备、明明恨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凑在一起过日子的复杂。
我也不了解。
或者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了解。
这些年，我从村里走出来，考上大学，留在这座城市，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所有的标签都在告诉别人：我过得很好，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摆脱了那个小地方的一切。
可大伯那个眼神，那种在绝望中又不肯熄灭的倔强，让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给什么东西涂脂抹粉，底子里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
第二天一早，我又请了假。
陈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田颖，你这个月的全勤没了。”
我说：“我知道。”
“你到底在折腾什么？”她的语气有点不耐烦。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又觉得解释不清楚。最后我只说了一句：“陈姐，有个老人八十多岁了，被儿子赶出来了，没人管。”
她那边安静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去吧。”
开车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弄明白什么？大伯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老三为什么那么笃定盒子里有值钱的东西？大伯又为什么宁愿被赶出来也不把盒子打开给他们看看？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理不清，剪不断。
到村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我先去了孙婶家，大伯不在，孙婶说他一早起来就去村口了，带着那个盒子，谁也拦不住。
我赶到村口，大伯果然还在那棵老槐树下，还坐在那把破藤椅上，还是那个姿势，抱着盒子，目视前方，像一尊泥塑。
我蹲下来看着他，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差了，嘴唇发紫，眼窝乌青，像是整夜没睡。
“大伯，咱去医院看看，行吗？你脸色不好。”
他摇头，像是自动回复一样，还是那个动作，还是不说话。
我叹了口气，在旁边蹲下来，陪他坐着。
早上的村子很安静，偶尔有几声鸡叫狗吠，远处有人在田里干活，弯腰的姿势像一张拉开的弓。有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麦苗的气息，那种味道很熟悉，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镇上，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四十分钟。大伯每天早上骑自行车送我去，冬天的时候天不亮就出发，他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眼睛，他的后背很宽，挡着风，我在后面靠着他的背，暖和得直犯困。
有一次下大雨，路泥泞得没法骑车，他就背着我走，一路上也没怎么说话，就那么闷着头走，我打着伞，伞太小，他整个后背都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我说大伯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他不吭声，就那么一步一步往前走，步子又大又稳。
到了学校门口，他把我放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头包着我的午饭，还热乎着。他蹲下来，替我擦脸上的雨水，他的手很大很糙，擦在脸上有点疼，可我没躲。
他说：“妮儿，好好学。”
然后转身走了，走进雨里，很快就被雨幕遮住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那时候我觉得大伯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大的人，可现在我看着他缩在这把破藤椅里，瘦得像一堆枯柴，觉得时间这种东西真是太刻薄了，它把一个人拆成这个模样，还不肯放过他。
“大伯。”我轻声叫他。
他没看我，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木盒子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一个节奏，两短一长，像是在敲什么暗号。
“盒子里到底装的啥？”我问，“他们都说是金条。”
他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那表情说不清是笑还是苦。
“妮儿，”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信不信，有的事，比金条值钱多了。”
我问：“什么事？”
他又不说话了，转过头去，继续看着前方。
我在村口陪大伯坐了一上午。
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暖洋洋地晒着，老槐树的影子从西边慢慢转到了东边。村里人来来往往，有的看了两眼就走了，有的停下来站一会儿，叹口气，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
十点多的时候，三婶从村东头过来，手里拿着几根葱，应该是去谁家串门。她经过村口，脚步顿了一下，看了我们这边一眼，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上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但又很快别过头去，加快了脚步。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老三一家，也许并不是单纯为了钱，他们那么在意那个盒子，在意那些不存在的金条，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这个念头毫无根据，但就是盘踞在我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
中午的时候，我妈来送饭，小米粥，炒鸡蛋，几个馒头。大伯吃了小半碗粥，喝了两口水，就不肯再吃了。他把那个木盒子放在腿上，手搭在上面，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你回去吧，”我妈小声跟我说，“上班要紧，你大伯这儿有我呢。”
我想了想，说：“妈，我先去趟镇上。”
“去镇上干啥？”
“查点东西。”
我开车去镇上，十几分钟就到了。
小镇跟十几年前没什么太大变化，街道还是那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换了几茬招牌，但格局没变。我凭着记忆找到了镇上的老邮局，还是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门口的邮筒已经锈得不像样了。
邮局里没什么人，一个工作人员趴在柜台上打盹，我咳了一声她才抬起头来。
“你好，我想查一下，我大伯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信，或者包裹。”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那种小地方的人特有的警惕：“叫什么名字？”
“田德厚。”
她打了个哈欠，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屏幕上跳出什么，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说：“没有。”
“那以前呢？”我追问，“很多年以前的呢？”
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很多年以前？那得到档案室查，不是随便能查的。”
我知道问不出什么了，道了谢出来，站在邮局门口，有点茫然。
旁边是一家卖五金杂货的铺子，门口坐着个晒太阳的老头，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解放帽，正在剥花生吃。我看了他一眼，觉得有点面熟，就是叫不上名字。
他倒是先认出了我：“你不是老田家那丫头吗？田颖？”
我说：“是啊，大爷您是？”
“我你都不认识了？我是你张大爷，以前跟你大伯一块儿在窑上干活的。”
我赶紧叫了声张大爷，他乐呵呵地笑，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
“你大伯咋样了？”他问，“听说让老三撵出来了？”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
张大爷叹了口气，把手里剥好的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嚼，吧唧着嘴，像是在品味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
“你大伯那个人哪，一辈子心里头藏着事儿，谁都不知道。我跟他一块儿在窑上干了快二十年，算是跟他最熟的人了，可有些事儿，他连我都没说过。”
“什么事？”我赶紧问。
张大爷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东西很复杂，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
“你大伯年轻的时候，去过东北。”他慢悠悠地开了口，“五几年吧，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在东北待了好些年才回来。回来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怎么说话了，也不怎么跟人来往了，后来经人介绍娶了你大娘，可你大娘走得早，他就一个人把你们一大家子拉扯起来了。”
“他去东北干啥？”
张大爷摇摇头：“他从来没说过。我们也问过，他不说，问急了就翻脸。但有一回他喝多了，跟我提了一句——”
他又停住了，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
“他说，‘老张，我这辈子，欠了一个人的，还不上了。’我问他是谁，他不说，眼里头全是泪。”
张大爷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把那顶解放帽摘下来，摸摸光头，又戴上。
“后来我想了想，他说的那个人，八成是在东北碰上的。至于是男是女，是啥关系，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那个木盒子，那些深夜里反复端详的东西，那句“比金条值钱多了”的话——它们忽然之间连成了一条线，一条我隐约能看见却还模糊不清的线。
我谢过张大爷，开车回了村子。
下午的阳光有点西斜了，老槐树的影子拉得更长，大伯还在那儿坐着，姿势都没怎么变。我忽然觉得他不是在等谁，而是在守着什么，守着一段没人知道的过去，守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轻声说：“大伯，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他的手指在那个木盒子上猛地停住了，整个人僵了那么一瞬间，然后缓缓转过头来看着我。
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亮了。
他的嘴唇哆嗦了很久，才挤出几个字：“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张大爷告诉我的。他说你去过东北。”
大伯的眼睛慢慢闭上了，两行浊泪从那干涸的眼窝里滚出来，沿着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最后滴在了那个暗红色的木盒子上，一滴，两滴，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
他没有再说话。
我也没再问。
风从远处吹过来，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像是很多人在小声说话。我陪他坐着，从下午坐到黄昏，看着他抱着那个盒子的手越来越紧，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会从他怀里飞走。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妈又来了，这回送了条厚毛毯，给大伯披上。
“颖颖，你回去吧，”我妈说，“明天还上班呢。”
我看了看大伯，他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我把我妈拉到一边，小声问：“妈，你知道大伯年轻的时候，去过东北吗？”
我妈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好像听你爸提过一回，说是在那边待了好些年，回来的时候带了个木盒子，谁都不让碰。”
“那后来呢？”
“后来？”我妈摇摇头，“你爸也没细说，我也没多问。你爸那个人你也知道，不爱说家里的事，尤其是老一辈的事，问他也不说。”
我爸就是这样，沉默寡言，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我以前觉得这是性格，现在想想，也许不是性格，是那些事太沉了，沉到说不出口。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先不走。
“妈，你先回去，我再陪大伯一会儿。”
我妈欲言又止，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远处有人家亮起了灯，星星一颗一颗地冒出来，在厚厚的夜幕上闪着微光。大伯睁开眼，看了看天，忽然说了一句：“今天的星星，跟她走那天一样。”
我心里一动，轻声问：“她是谁？”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风把老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像是在替他说什么。
“一个，我等了六十多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