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章惇＃】
【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或者通过这本书被动了解苏轼与章惇故事的人，大多喜欢苏轼，讨厌章惇。
因为苏轼晚年被贬岭南、海南，都是拜章惇所赐。
在与苏轼的有关书籍、电视剧、电影中，章惇基本是一个后期大boss的形象。
当然，也有人通过翻阅史书、典籍，了解历史后，又提出一种观点，即：苏轼对不起章惇。
苏轼和章惇本是好友，王安石变法后，苏轼成了旧党，章惇成了新党。
二人政见不合，但不妨碍他们私下里依旧是朋友。
新党得势，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诬陷，锒铛入狱。
章惇身为新党，却为救好友，不惜在朝堂上公然顶撞宰相王珪，给苏轼求情，说好。
苏轼出狱被贬黄州后，其他人都在避嫌。
只有两个人大大方方的给苏轼寄钱、寄药，还苦口婆心的劝他少写点诗、少说点话。
其中一个是他弟弟苏辙，另外一个就是章惇。
作为朋友，章惇在政治立场相左的情况下，对苏轼已然仁至义尽。
但是，元佑更化，旧党得势，旧党众人围攻弹劾章惇，苏轼却一言不发，而他的弟弟苏辙也加入到了弹劾张敦的行列中。
苏轼对此，却装起了鸵鸟，没有阻止，最终导致章惇从枢相的位子上落马，被贬汝州。
从此，章惇觉得自己被辜负，八年后，新党得势、卷土重来，对苏轼、苏辙疯狂报复，将他们贬到了天涯海角。
很多人就是据此指责苏轼忘恩负义，对好友见死不救，认为章惇报复他纯属人之常情。
于是原本骂章惇、夸苏轼的那拨人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骂苏轼、夸章惇了。
很好奇，很离谱，很奇幻。
但现实就是如此奇幻，网络上网暴导致某人身亡，和某人身亡之后悼念tA、呼吁国家治理网暴，其中绝大多数，往往是同一批人。
乌台诗案和元佑更化，完全是两种情况，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乌台诗案，并不是新党众人达成一致，要搞苏轼。
是李定、张璪、舒亶、王珪、何正臣等人自作主张收拾苏轼，甚至要弄死苏轼，要将苏轼斩首示众。
这几个人的评价，大家可以翻翻历朝史书，也可以看看教科书，都算不上太好，甚至有几个直接被定为奸臣。
新党中人，多是借支持变法之名争权夺利之辈，王安石变法失败，其实一开始从新党众人的构成，就已经埋下祸根。
任何制度、政策，归根到底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人不行，再好的制度，也没用。
有人会说，漏了一个人，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沈括。
但这件事，极大可能是诬陷。
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王铚的《元佑补录》，本书将沈括描绘成口蜜腹剑、告密陷害、见风使舵的小人。
但同时期的文人，南宋的文人，都认为此事为假。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虽然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但他仍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
甚至元、明、清的文人，都抨击过这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因为王铚此人，虽然文学造诣尚可，但却是一个造伪高手。
这可不是现代人随便说的，而是从王铚在世时，就有人抨击他写的书，胡编乱造历史。
宋、元、明、清，无数代文人士子考证，王铚书中为了阐述道理，写的历史故事，大多皆是他自己伪造。
冯梦龙和他一比，简直是正人君子。
因为冯梦龙明明白白告诉你，他写的是小说，你愿意信就不信，不愿意信就看了乐子，若能从中学些道理，是你的本事。
而王铚则是告诉你，他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话题扯远了，继续讲苏轼。
因为是极个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诬陷苏轼，所以乌台诗案爆发后，新党中很多人都觉得李定等人干得过分了，给苏轼求情的人不在少数。
连新党领袖王安石本人都给苏轼求情了，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这种大背景下，章惇当然可以大大方方的给自己的好友苏轼求情，并不会被本党派视作是一种背叛。
但是元佑更化时期就不一样了，当时旧党取代新党大势已定，而章惇还占着枢密院，这能行吗？
失势的时候，新党占据高位，得势的时候，新党还占据高位，岂不是白得势了？
所以把章惇拱下去，腾笼换鸟，是当时整个旧党的共识。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跳出来给张敦求情，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大家了。
乌台诗案，是冲着要苏轼命去的。
章惇求情，求得是保住苏轼一条命，贬官是可以接受的。
但元佑更化时期，旧党只是要把章惇从枢相的位置拉下来，不是要弄死他。
章惇并没有生命危险，苏轼怎么求情？
说章惇没有错，就应该继续在枢相的位置待着？
假如当时旧党众人不只是要拉章惇下马，还想要他命的话，那么我相信苏轼也一定会和当年章惇对他一样，站出来为好友求情。
乌台诗案的结果属于薛定谔，如今看来，我们当然可以说神宗就没想过杀苏轼。
但对于当年的当事人而言，他们不知道，所以大伙才拼命施救，因为救人属于变量，结果也是变局。
而元佑更化旧党取代新党已经是大势所趋，章惇下马已是定局。
当年章惇求情，是因为求情是有用的，是真有可能能够保住好友性命的。
苏轼不求情，则是知道自己求情是没用的。
他如果求情，反而会引火烧身。
政治人物，最怕两点：站错队和不站队。
而两者之中，最严重的不是站错队，反而是不站队。
苏轼身为旧党，在新党失势，旧党想将章惇从枢相的位置赶下来的节骨眼上，上书为章惇求情，只会发生一种情况。
旧党会齐心协力，先弄死苏轼。
因为叛徒比敌人更可恨。
旧党的诉求并不是弄死章惇。
如果是，苏轼当然可以求情，说贬官是可以的，但杀人不行。
旧党不会认为苏轼背叛，反而会认为他有情有义。
但现在，又没说要弄死章惇，你求情，那你就是叛徒。
博主虽然没当过官，但上过班。
好比有个几十个人的公司，有个销售部，里面有两个主管。
你要么选择甲，要么选择乙。
或者你是销冠，两个都不选择，就像古代的孤臣一样，只忠于皇帝。
但有选择的情况，大多数人是不会选择做孤臣的。
别看如今大多数视频描述销冠，仿佛目中无人，公司里谁都看不上，老板都要端茶送水。
但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九的销冠，都不会这样做，能做销冠的情商能低？
没有私人恩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公司里的人，销冠即便对他感觉一般，话都懒的说，至少也会维持点头之交，见面会招呼一声。
感觉你可交，那销冠也是会和你以诚相待，交个朋友。
目中无人的销冠，很少见。
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销冠，只是甲主管或者乙主管手下的一个普通销售员而已。
你在甲手下，但乙手下有你一个朋友。
甲主管说要想办法将你这个朋友弄出公司，让老板开除他，你当然可以求情。
但甲主管与乙主管和你的朋友争抢业绩，你难道对甲主管说“咱们可不可以不抢，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苏轼既没有上书给好友说话，也没有以旧党的身份落井下石，而是选择了沉默。
至于苏轼放任弟弟苏辙攻击章惇，建议看看苏辙奏章的原文。
他岂止是攻击了章惇？他是把满朝大臣都阴阳怪气了一通！
蔡确是奸佞，韩缜才疏，张璪、李清臣、安焘是屑人，司马光、吕公着，虽有忧国之志，但无治国之才。
然而他说章惇却是：“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
迫于大势所趋，弹劾章惇等于交投名状，但苏轼下不了这个决断，不想背刺好友，所以一直无动于衷。
所以苏辙就选择主动当恶人，但看在他哥的面子上，依旧对张敦手下留情。
虽然同样是弹劾，让他从枢相的位子下来。
但相比于其他旧党直接搞人身攻击，他在措辞上已然是无比温和。
一没提道德，二没说能力，只是说章惇性格有问题，已然是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
苏轼没有落井下石，苏辙上书避重就轻，二人已经尽了自己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政治斗争，历来如此，别说朋友、兄弟，亲父子又如何？
无非看在情分上，可以好吃好喝的养着失败者。
常说不要和政治人物谈感情，并不是说政治人物就没有感情，而是指在政治斗争中，感情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站在苏轼的角度，不上书是正确的。
站在章惇的角度，你我数十年的交情，当初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你求情，而我落难之时，你一声不吭，换谁谁能接受？
章惇是政治人物，他当然能理解苏轼为何不上书求情。
但章惇也是人，政治逻辑能理解，不代表情感能接受。
当然，章惇后来贬苏轼、苏辙等人，并不仅仅是因为苏轼没求情的缘故。
或许有，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新党得势，需要占据朝堂位置，就像当年旧党要将章惇从枢密院的位置拉下来一样。
因为和苏家兄弟一同被贬的，不是旧党，就是反对章惇政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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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
〖利益上理解，情感上不接受。〗
〖如果代入苏轼，我能理解，如果代入章惇，我也能理解，但不会接受。〗
〖结论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
大唐，贞观二年。
“朕就是那个政斗失败，胜利者看在情分上，好吃好喝养着朕的失败者。”李渊幽幽道。
孙思邈连忙拉着徒弟，退的远远的。
李世民起身拱手行礼，多谢孙思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李渊治腰，又用眼神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孙思邈回礼，转身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小声叮嘱徒弟：“今天，你什么都没听到。”
徒弟轻轻拍着胸口，不禁有些后怕。
早知道，就不陪师傅来皇宫，太吓人了。
李渊见李世民不答复，叹息道：“当初若是让你理政，让你大哥领兵，是不是就不会……”
“阿耶，大哥有我能打吗？”
“大哥能压住骄兵悍将吗？”
“大哥领兵，儿臣理政？”
一连三问，李渊一时默然。
李渊也知道这种设想是不可能的。
若让二郎理政，群臣只会以为自己心里属意二郎继位。
因为历来如此，凡打天下，若开国之君的儿子已经成年，那么谁理政，谁就是太子。
并不是说太子就只能理政，他也能打仗，但并不需要太能打，只要能处理好政务就行。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
开国之君只要能定鼎天下，或占据天下大半，很少发生连着两代君王都打仗的。
逐鹿九州之时，继承人理政，儿子中若有能打的，知兵事，则会派出领兵。
因为军事天才，多少年才出一个，派儿子在军中的目的也很简单，掌握部分军权。
否则开国之君亲自上场，败上一两场，威望大损，手下将领就会来一句：“彼可取而代之”。
隋朝时，杨广领军打江南，杨勇理政、处理后勤。
南北朝、两晋、三国、东汉，皆是如此。
李渊也能打仗，虽然技术一般，但也要看和谁相比。
然而，李渊没想到，李世民能打，而且很能打，不仅能压服骄兵悍将，还极具个人魅力，广纳贤才。
不仅武力出众，还能治国理政。
若真如自己所想，当初将二人位置调换，毗沙门能撑到大唐建立吗？
李建成的军事能力，遗传了李渊。
能打，但又不是太能打，不上不下。
叹了口气，李渊不再去想这些糟心事。
因为越想，心里越烦，尤其是想到李元吉。
自己这儿子，还不如不生。
大哥不喜，二哥厌恶。
想着想着，李渊又想到了李智云，他才十四岁……
“天家当真无亲情乎？”
李渊似在自问，又像是在问李世民。
李世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未来自己逼反儿子，两个最钟爱的儿子，都因为自己一念之差而死。
这算是有亲情还是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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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年间。
“原来如此。”
王安石终于理解了，为何二十日前，自己在评论区邀沈括入京，称他君子，却被有个后人嘲笑沈括或许是个科学家，但君子有待商榷。
原来是有人将他说成是乌台诗案的元凶，当真是不要脸！
酸枣王氏，太过分了！
乐道，呸！王莘怎会有这样一个儿子？
王铚父亲王莘，少从欧阳修学文。
十七日前，苏轼抢到评论机会，王安石便让他问问后人对自己变法得失总结，还有为何沈括称不上君子。
不过，除了元明清有人回复一下，往后的后人则是忙着和他们口中的老师、先生、太阳聊天，劝他照顾身体，和他诉说委屈。
那人倒是评价了一下自己，他说：“你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失败的原因，他也总结了，他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许是怕自己不理解后世文字所代表的含义，产生歧义，他又翻译了一下，“吏不得人，则法不得行。”
随后，他便没回复自己，转而和后人聊天。
王安石能明显感觉到后人对他的喜爱、怀念、崇拜之情。
往上翻阅史书，唯有唐人对李世民，有过如此情绪。
然唐人对李世民之崇拜，不及后人崇拜他的千分之一。
因为没抢到评论机会，所以王安石仔细观察他和后人的聊天，想从文字中了解他。
然而，他不像许多人一样，问政策、问评价、问矿产、问王朝如何败亡。
他问的最多的便是：能不能吃饱、多久能吃一次肉、粮食和肉贵不贵、穿不穿的暖、冬天会不会有人冻死、有没有住的地方。
那时，王安石评价他：古之圣君，不外如是。
后人在评论区向他诉说委屈，加班没有加班费、老板克扣工资、遭受冤屈、被官吏欺负等等。
王安石以为他会以开国之君的无上威望，下令给后世之君，让他们平反冤案、处理为富不仁的商贾。
因为，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让王朝后人换君、换帝，不准做什么，他们不一定会听的。
但让他们帮老百姓申冤，他们是很乐意的。
既得了孝顺之名，又得了清正的美名。
发令者和听令者，都各有所得，两全其美。
然而，他没有。
他说：历史是由你们创造的，你们的事情只有你们能解决，县里不行，还有市里、省里、京城里，如果都不行，那说明这个国家烂了，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他们。
那一刻，王安石看不透，也分不清，更不知该如何评价他。
从古至今，从未见过有君主告诉百姓，如果我建立的王朝对你们不好，那你们就起来造反，推翻他。
那一天，王安石、苏轼、张怀民沉默许久。
尧、舜、禹，不及也。
三皇五帝至后世，无人可与他的胸怀并列。
三人想，若是有机会能和他见一面，聊聊天，该多好。
苏轼：“后人说他爱吃红烧肉，我会做。”
张怀民：“他爱吃辣，我也爱吃。”
王安石：“不知他酒量如何，若能与他煮酒论古今，一醉方休，当是人生一大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