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寒乐于处于被遗忘的状态，这样他就能按计划打造自己的队伍，手中粮草充足，无需担忧温饱。
在他看来，男女皆可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一旦组织起来，这些女子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短时间内制作大量御寒衣物便是明证。
他知道训练时间紧迫，仅剩一个多月，若按常规发展，一个多月后袁崇焕等人的去留结果将揭晓。
届时，恐怕不会再如现在这般轻松，且年后建奴将进攻宁远，觉华岛亦会遭袭。
虽时间短暂，但若善加利用，仍能有所成效，毕竟黄埔军校最初的学制不过半年，后来甚至缩短至三个月。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杜寒决定实行封闭训练，所有人不得离营半步，包括水手亦然，所有战船均拖上海岸，全员登岸进行队列操练。
同时，他要求所有军官必须与士兵同吃同住，自己也以身作则，融入训练之中。
仅有恩不足以服众，威严同样不可或缺。
对于立功者，杜寒慷慨奖励；而对于违纪者，则绝不姑息。
短短一个多月间，几乎天天有人挨板子，男女皆有。
一些严重违纪者受到严厉惩罚，无论是步兵、骑兵、海军、技术人员，甚至那些女子，都有因违反规定而被处决的，某日竟一次性处决了十几人。
就队列训练而言，已达新兵联结业水平，但遗憾的是，训练中多名士兵受伤，多数为脚伤。
对步兵而言，脚的重要性有时胜过手，却常被忽视，长久以来对脚部缺乏足够保护。
不分左右的布鞋并不适合训练，高强度训练下，不少士兵脚踝受损，还有人脚底被扎伤。
某日，杜寒得知张斌良那边运来一批熟牛皮，心中顿时起了念头。
这熟牛皮岂能错过？他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打造牛皮战靴！
杜寒说到做到，手上刚好有些熟牛皮存货，他先绘出靴子的样式图，又请许铁匠召集擅长制鞋的匠人开始练习。
之前闲置的手摇缝纫机此刻派上了用场。
这个时代仍以步行作战为主，杜寒打算制作一种高筒靴，既能代替绑腿，又能有效避免小腿静脉曲张的问题。
这种靴子分为靴筒与鞋身两部分。
鞋底由七层牛皮叠加而成，全为真皮制作，包括前掌和鞋跟两部分。
前掌鞋底镶嵌30枚鞋钉，脚趾部位嵌入半月形铁片，鞋跟处则安装马蹄形铁片，这样不仅增强了鞋底的坚固性，还能大幅提升耐磨性，延长使用寿命。
靴尖设计成类似鲨鱼头的造型，但更圆润、钝厚且方正，显得更为美观。
鞋筒部分由整块皮革裁制，接口处未完全缝死，而是用可调节松紧的帆布连接。
考虑到各人小腿粗细差异，靴筒设计了三根调节皮带，最宽处在顶部，整靴高约四十厘米。
有了靴样及手摇缝纫机，对这些匠人而言制作靴子并不困难。
仅仅一天时间，第一双样品靴便完成。
这双高筒靴自然归杜寒所有，他将王俏亲手缝制的鞋垫放入后穿上，调试好靴筒皮带，站起身用力跺了几脚，满意地长吁一口气。
这种分左右脚的鞋子确实令人感到舒适无比！对骑兵而言，鞋跟有着至关重要的功能，它能让脚稳稳卡住马镫，配合马刺使用时可轻松驾驭战马，从而解放双手，不再依赖马鞭。
这一改进显着提升了驾驭战马的能力，并为近代骑兵训练奠定了物质基础。
骑兵由此完成了从古典到近代的转变，在面对古典骑兵时，即便再勇猛的敌军也无法匹敌，八里桥之战便是明证，对方仅付出一人伤亡便击杀了数千敌军。
这是一个看似平凡却意义深远的发明。
经过一个多月严格的训练，杜寒发现自己的部下虽无法与未来相比，但总算有了几分兵的模样。
他们头戴狗皮帽，身穿灰色棉衣，腿部缠绕绑腿，腰系带Y型背带的皮带，上面有两个大弹匣袋挂在右侧，左侧悬挂着装有皮质刀鞘的武器。
一站到那里，乍一看与二十世纪初期东北军士兵无异，单兵装备甚至比那个时代士兵更加精良，直到脱下狗皮帽，头顶的发髻才泄露了他们的年代。
至于杜寒及其几位夜不收出身的手下，就难以辨认了。
几个月前，建奴贴身割去了他们的发髻，如今虽已长了些许，但仍不足以扎成发髻，只好任其披头散发。
这副模样倒像是后世的东北土匪。
来自未来的杜寒本来就对发髻没什么好感，如今扎不成正好，索性让杨林青将自己的杂乱头发剪短，打算弄个平头。
剪发时，杨林青颤抖着不敢下手，众人也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杜寒，总觉得这一剪就变成建奴了。
“寒子，要不别剪了吧，过几个月就能扎发髻了。”李政以长辈的身份劝道。
“没事李叔，我只是剪短发，并非剃辫子，没什么不妥。
本朝太祖不也曾剃光头吗？谁又能指责？留不留发不重要，关键是有无足够的权势！”杜寒说着指向自己的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杨林青：“剪了！”
众人听罢皆惊，都被杜寒的话吓到了，倒不是因为剪发，而是他竟敢自比朱元璋。
话语间毫无敬意……
杜寒加紧训练之时，时光步入天启五年末，辽东局势亦发生剧变。
十二月初一，袁崇焕等人的辞呈终有回音。
被视为孙承宗心腹的袁崇焕，辞呈意外遭拒，反而升任辽东按察使，继续担任宁远兵备道。
金启综的辞呈同样未获准，仍为右屯屯督，反倒是孙元化的辞呈获批，其兵科给事中由李鲁生接替，炮队统领由金启保接管。
如此一来，孙元化成了闲人。
他在宁远关系不佳，想回嘉定老家，又想研究几何，一番思量后，还是搬到了觉华岛居住。
刚入十二月，沉寂已久的建奴开始活动，大批建奴聚集于沈阳附近，虽无立即出兵之意，但努尔哈赤的动作还是引起高第的警觉。
高第乃万历十七年进士，身为东林党对手，自然属阉党，但东林党并非全是善类，阉党也不是尽是恶徒，双方不过是不同派系罢了，为官方面各有优劣。
高第这个人口碑一向不错，无论是在临颍县令还是大同巡抚任上，都深得军民赞誉。
对于此次出任辽东经略，他实在提不起兴趣，那些关于他陷害孙承宗的传闻更是无稽之谈。
若非魏忠贤反复劝说，他根本不会答应到山海关任职。
不仅高第不愿来，朝中也没几个人愿意接手辽东事务。
当时辽东局势因耀州之战而动荡不安，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士兵大量逃亡，士气降至谷底。
一旦建奴入侵，很可能不战而败。
当高第得知建奴集结兵力的消息后，一时无措。
后来还是新任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提议，鉴于兵力不足且士气低迷，应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力量于山海关，并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对抗建奴。
高第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初三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前线将领加快向宁远集结，无法撤走的物资就地焚毁以防被建奴利用。
直到此时，金启综才意识到自己听从杜寒建议提前转移粮食的明智之举。
然而，当高第的命令传至宁远时，却遭遇袁崇焕强烈抵制。
刚升职的袁崇焕依旧以“军法有进无退”为由，拒绝执行命令，坚决反对将各地军民及钱粮转移到宁远或后方，强调领土不容放弃，锦州、右屯、松山、杏山等地必须固守，绝不示弱于建奴。
最终，在袁崇焕坚持下，宁远以东地区堡垒维持原状，仅右屯提前疏散了粮食储备。
回顾孙承宗任内，虽然没有太多大事，但粮食储备却十分充足，数量之巨令人惊叹。
辽东驻军从不缺粮，也不缺各类物资，每年六百多万两的辽饷并非虚言。
天启年间的米价并不高昂，明末米价飞涨是在另一时期的事。
在天启年间，一两银子约可换三百五十斤大米，按每斤大米三元计算，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一千零五十元人民币。
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建奴的首级确实价值不菲，赏银五十两足以购买一万七千多斤大米，换算成现在便是五万多元。
正如杜寒呈上的八十多颗首级所获奖励可达四百多万，即便放到当下，拥有四百万现金也绝非贫穷。
同样依据米价换算，每年六百多万两的辽饷折合现金金额约为每年七十亿元以上。
如此看来，似乎财力雄厚者如不知妻美与马粑粑都能负担几场辽东战事，但实际上天启年间平均年收入仅为一亿两白银，扣除各项开支后已是捉襟见肘，更谈不上盈余了。
没有足够的资金却仍要作战，朝廷只得额外征收辽饷以解燃眉之急。
万历年间开征辽饷时，每亩仅定三厘五毫银，但如此微薄的数额刚实行便难以为继，因按此比例全国只能征得一百六十五万两，实在杯水车薪。
不久，辽饷增至每亩七厘，至天启元年又升至九厘，户部还为此设立了新饷司，辽饷遂改称为新饷，旧饷则依旧称正税。
自九厘起征后，全国每年定额征收辽饷五百二十万两，然而孙承宗镇守辽东期间，辽饷年支出竟超六百万两，“无底洞”之说由此而来。
更为棘手的是，尽管名义上辽饷定额为五百二十万两，但经地方层层截留及买粮运粮各项开支后，最终运抵京师的辽饷不过区区百万两左右，捉襟见肘之势愈发明显，于是不得不绞尽脑汁搜刮额外款项，这些杂项统合起来形成了一项庞大名目。
因此，辽饷之下始终包含两大项：其一是加派的一亩九厘银；另一项便是杂项，涵盖原有搜刮项目并持续扩充。
杂项内容庞杂多样，包括榷关关税、典铺税契、觐费杂支、民佃屯田、生员优免、督抚军饷、抚按公费、铸息、捐助、盐引、芦课、役扣、平粜银、马夫银等。
其中榷关关税看似是税收，实则是设立收费站收取过路费，各处官道均设有类似关卡，各省几乎无一例外。
这些关卡俗称钞关，着名的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扬州、北新、浒墅等，各钞关年收入不尽相同，如河西务额定五千两，而浒墅关则高达四万两。
实际征收数额往往与额定值不符，具体流向显而易见。
典铺税契才是真正的商业税，相当于现代的印花税，只要加盖印章即可收费，商家盈亏均与收税无关。
最怪异的当属铸息。
所谓铸，即铸币，铸造铜钱后折算成银子，扣除购买铜锡成本和人工费用后的剩余利润被称为铸息，这部分全部计入辽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一朝，朱家历代皆以铸币谋利为目标，从未考虑过促进货币流通，或许因为出身贫寒，即使登基后仍保留了穷困时期的思维模式。
天启年间的所谓魏忠贤增收商税之说是无稽之谈。
实际上，那些新增加的杂税并非来自商业，而是由于辽饷不足而逐步增加的各种名目。
这些杂税的出现是一步步累积起来的，直到天启后期，数目变得庞大，但这笔钱最终流入了户部，与魏忠贤毫无关系。
有人幻想依靠魏忠贤解决财政问题，简直痴心妄想。
明朝末期的叛乱频发，究其根源在于朱家自身的问题，而这些叛乱的直接诱因则是辽饷的征收。
历史上的每个王朝衰亡时，类似的情况都会发生——各种额外税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每到王朝末期，局势总是如此。
当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时，他留下\"朕非亡国之君\"的遗诏，却终究没能掩盖辽饷体系早已将帝国拖入万劫不复的事实。从万历朝九厘银的试探性加派，到天启年间杂项税收的疯狂膨胀，明末财政体系早已异化为吞噬民力的怪兽。那些被刻在黄册上的榷关关税、铸息银钱，最终都化作陕北驿卒的起义大旗、江南织工的怒吼，以及山海关外八旗铁骑的号角。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明廷为解决辽东边患而创设的辽饷，反而成为撬动王朝根基的支点。当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说出\"愿卿早平外患，以纾内忧\"时，他不会想到辽东战事未竟，西北已烽火燎原。那些被计入户部账册的杂税银两分厘必较，却算不清民心向背的天平早已倾斜——当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从皇亲国戚府中抄出的白银，比崇祯朝十年辽饷总和还要惊人。
或许真正值得深思的，是传统王朝在财政危机面前的路径依赖：当正常税收难以支撑统治成本时，统治者总是习惯于在既有体制上做加法，用新的盘剥掩盖旧的漏洞，却始终不敢触碰土地兼并、官僚腐败等核心病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逻辑，使得明末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沦为新的剥削工具，最终让\"明实亡于万历\"的论断成为历史铁律。
站在十七世纪的时间节点回望，辽饷体系不仅是明王朝的催命符，更是传统帝国治理模式的墓志铭。当清朝入关后宣布\"永不加赋\"时，未必是多么高明的仁政智慧，不过是对前朝覆亡教训的被动吸取。而那些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钞关吏员、典铺商人、铸币工匠，他们在苛政下的挣扎与叹息，早已为所有试图用苛捐杂税维系统治的政权，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