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某县城。
王德彪的修理铺开在城乡结合部，门口堆着报废的摩托车零件，油污把水泥地染得黑一块黄一块。
铺子里，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正蹲在地上修车，左手只有三根手指，右手手背上烫伤疤痕像蜈蚣一样爬着。
林国栋和小陈站在门口看了会儿，才走进去。
“老板，修车吗？”王德彪头也没抬。
“王德彪同志？”林国栋开口。
男人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王德彪慢慢站起来，眼神警惕：“你们是谁？”
“我是冷军的战友。”林国栋用上了同样的开场白。
王德彪盯着林国栋看了十几秒，突然笑了：“又来一个。怎么，冷军那小子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人记得？”
“记得，王德彪同志，我们想跟你聊聊。”
王德彪用抹布擦擦手，指了指里间：“进来吧，别影响我做生意。”
里间是住的地方，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气灶。墙上挂着张泛黄的奖状——“优秀爆破手”，落款是“1985部队”，没有公章，只有手写的签名。
“坐床上吧，没凳子。”王德彪自己拉了把破椅子坐下，掏出烟，“抽不抽？”
林国栋摆摆手：“王德彪同志，你在1985部队待过？”
“待过三年。”王德彪点上烟，“怎么了？冷军是我带出来的兵，他出事那年，我早就退伍了。”
“我们知道。”小陈说，“我们想了解下1985部队的情况，还有……”
“还想找其他人？”王德彪打断，“陆建国那小子告诉你们的吧？我就知道，他那张嘴关不住。”
林国栋没否认：“王德彪同志，冷军是被人害死的，害他的人现在还在台上。我们需要你们这些老战友站出来，为冷军说句话。”
“说句话？说什么？说冷军是1985部队的卧底？说他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林厅长，你知道1985部队解散时，我们签的保密协议怎么写吗？”
“怎么写？”
“泄密者，以叛国罪论处，白纸黑字，按手印的。我们这些人，这辈子都不能提1985的事。”
林国栋沉默了。
“再说了，站出来有什么用？”王德彪指着自己残缺的左手。
“我这手，在边境排雷时炸的。任务完成了，雷排了，毒贩抓住了。结果呢？伤残补助一个月三百二，够干嘛？我开这个修理铺，工商税务三天两头来找茬，说我这手续不全那证件不齐。我说我是伤残军人，人家说‘谁证明？’”
小陈忍不住问：“部队没给你开证明吗？”
“开了，有什么用？”王德彪从抽屉里翻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文件。
“看，这是我的退伍证、伤残证明、立功证书。可上面写的是‘因公负伤’，没写具体任务。我去民政局，人家说‘你这伤是不是在部队打架打的？’我他妈……”
王德彪说不下去了，狠狠吸了口烟。
林国栋看着那些证书，心里发堵。
他来之前想的是利用这些老兵给老领导施压，可现在看着王德彪的处境，那点算计突然显得很卑鄙。
“王德彪同志，你的生活……”
“凑合过呗。”王德彪把证书收起来，“饿不死，也富不了。就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摸着这手，想想当年那些事，心里憋得慌。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图什么？”
没人能回答。
临走时，林国栋从钱包里掏出两千块钱，放在桌上。
王德彪看了一眼，没动：“林厅长，我不要钱。你要是真有心，帮我办件事。”
“你说。”
“我有个战友，叫刘卫国，在省城当保安，他老婆得了尿毒症，没钱治。你要是能帮帮他，比给我钱强。”
林国栋记下了。
省城城中村。
刘卫国在保安亭里打瞌睡，身上保安服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边。这个曾经的1985部队狙击手，现在守着一个月薪两千八的岗位。
林国栋和小陈找到他时，刘卫国刚下班。
“刘卫国同志？”
刘卫国转过身，眼神还保留着狙击手特有的锐利：“你们是？”
“王德彪让我们来的。”
刘卫国脸色变了变，把两人带到旁边的大排档，点了三份炒粉。
“彪哥还好吗？”
“开修理铺，日子还过得去，刘卫国同志，你爱人的病……”
刘卫国摆摆手：“老毛病了，透析着，死不了。”
小陈忍不住问：“部队没给补助吗？”
“有，一个月五百，透析一次四百，一周三次。你说够吗？”
炒粉上来了，刘卫国埋头吃，吃得很急，像是饿坏了。林国栋看着这个曾经能在千米外一枪毙敌的狙击手，现在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刘卫国同志，你当年在部队……”
“别提当年，提了难受。林厅长，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冷军的事，我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冷军那小子，是条汉子。他要不是被自己人出卖，十个黑帮也弄不死他。”
“你觉得是谁出卖了他？”
刘卫国放下筷子，眼神变得很冷：“1985部队的卧底，只有两种情况下会暴露。第一，他自己叛变。第二，内部有人泄密。冷军不可能叛变，那就只有第二种。”
“你有怀疑对象吗？”
“有，但我没证据。林厅长，你要是真想查，去找赵红旗。他在深圳开出租车，消息灵通。当年冷军出事前，跟赵红旗联系过。”
又是一个名字。
林国栋记下了。
临走时，林国栋给了刘卫国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千块钱。
刘卫国推辞：“林厅长，这……”
“不是给你的，给你爱人治病。算我借你的，以后有钱了再还。”
刘卫国眼圈红了，接过信封，朝林国栋敬了个礼——虽然穿着保安服，但那个军礼，依然标准。
深圳。
赵红旗的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正靠在车边吃盒饭。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但眼睛很亮，一看就是那种经历过事的人。
“赵红旗同志？”
赵红旗抬头，上下打量林国栋：“林厅长吧？彪哥和卫国都给我打电话了。上车说吧。”
出租车里，赵红旗开着车在市区转悠，这样说话不引人注意。
“林厅长，冷军的事，我知道一些，那会儿，冷军给我打过电话，说他在东莞卧底，发现了一条大鱼。”
“什么大鱼？”
“一个教授，姓赵，冷军说，这个教授表面上教书育人，背地里跟黑帮勾结，还牵扯境外资金。他让我帮忙查这个教授的背景。”
“你查到了？”
“查到了一部分。”赵红旗在一个红灯前停下。
“这个教授叫赵育良，省城师范大学的，门生遍天下。冷军说，这个人很危险，要是动了他，会牵扯很多人。”
绿灯亮了，车子继续往前开。
“后来呢？”小陈追问。
“后来冷军就出事了，我听说他暴露了，被黑帮处决了。再后来，赵育良还是那个赵教授，现在好像退休了，但影响力还在。”
林国栋心里翻江倒海。果然，冷军早就盯上赵育良了。
“赵红旗同志，你有证据吗？”
“没有。”赵红旗摇头，“我就是个开出租的，能有什么证据？但林厅长，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冷军死之前，给1985部队的老领导寄过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不知道，但我猜，应该是关于赵育良的。冷军那小子做事认真，肯定会留后手。”
林国栋精神一振：“那位老领导收到材料了吗？”
“应该收到，但我听说，材料被人截了。冷军死后没多久，1985部队的档案就被封存了，老领导也退了。”
又是一个死胡同。
车子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停下：“林厅长，到了。我就住这儿，要不要上去坐坐？”
林国栋跟着上楼。
赵红旗的家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张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雪山。
“这是在西藏拍的。”赵红旗指着照片，“我们去执行任务，抓一个跨境走私团伙。零下二十度，在雪地里趴了三天三夜。”
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清澈，笑容灿烂。
“现在这些人呢？”小陈问。
“死的死，散的散，有的转业进了国企，后来下岗了。有的自己做生意，赔了。有的像我一样，开出租、当保安、打零工。林厅长，不怕你笑话，我们1985部队出来的人，混得最好的，是个开火锅店的。”
林国栋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我们要求不高，能吃饱穿暖，有病能治，就行。可有时候连这些都难。就说我吧，开车十几年，腰椎间盘突出，坐久了疼得睡不着。去医院看，医生说要做手术，三万块。我哪有？”
小陈脱口而出：“医保呢？”
“医保报销一部分，自己还得掏一万多，我儿子在上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两万。我哪敢做手术？忍着呗。”
林国栋看着这个曾经在雪地里趴三天三夜都不喊苦的硬汉，现在被生活压弯了腰，心里那股火越烧越旺。
他来的时候，带着功利心——找这些人，是为了给老领导施压，为了扳倒赵育良。
可现在，看着王德彪的修理铺、刘卫国的保安亭、赵红旗的出租车，林国栋突然觉得，扳倒赵育良很重要，但让这些英雄过上好日子，同样重要。
不，更重要。
“赵红旗同志，你放心。”林国栋站起来，“你们的事，我管定了。不光是为了冷军，也为了你们这些还在喘气的人。”
赵红旗愣住了：“林厅长，你……”
“我也是军人的儿子，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转业后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临死前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说，活着的人，得替死去的人活好。”
赵红旗眼圈红了。
离开深圳时，林国栋在车上沉默了很长时间。
小陈小心翼翼地问：“林厅，还继续找吗？名单上还有九个人。”
“找，一个一个找，一个不漏。找到后，做两件事：第一，收集赵育良的线索；第二，整理这些老兵的生活现状。”
“整理这些干什么？”
“向上反映。”
林国栋看着窗外飞逝的城市，“两个小人物的案子扳不倒赵育良。但如果我们手里有十几个、几十个被遗忘的英雄，有他们的血泪控诉，那就不一样了。”
“可是林厅，上面会管吗？”
“不管也得管，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如果连保护过人民的人都保护不了，我们还穿这身警服干什么？”
小陈不说话了，只是用力点头。
回到省城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林国栋没回家，直接回了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报告——不是关于赵育良的，而是关于1985部队老兵的。
标题是：《关于部分退役军人生活困难情况的调研报告》。
第一段，林国栋写道：“他们在最好的年纪为国戍边、出生入死，却在中年时被生活压垮了脊梁。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
写到凌晨三点，林国栋才停笔。
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国栋啊，当官要凭良心。良心这东西，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林国栋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点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