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六月，桂西的雨季来得又早又猛。连续半个月的阴雨把靖西县胡润镇泡得发潮，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钻出霉斑，出租屋的土墙沁着水痕，连夜里的虫鸣都带着黏腻的湿气。凌晨两点十七分，靖西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炸响，尖锐的铃声刺破值班室的寂静，把趴在桌上打盹的年轻民警李建军惊得一哆嗦，手里的搪瓷缸“哐当”撞在桌角，茶水溅出半杯。
“喂！公安局吗？杀人了！快来人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个中年男人的嗓音，混着雨丝被风吹得忽远忽近，“在胡润镇老街的出租屋，三楼，女的，流了好多血……”
李建军瞬间清醒，抓起笔飞快记录：“地址再说清楚点！具体哪栋出租屋？受害人情况怎么样？”
“就是菜市场后面那片红砖墙的，最里面那栋！叫邓桂芬，云南来的，在鞋厂上班的……她敲我家门的时候，脖子上全是血，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已经打120了，你们快点！”
挂了电话，李建军抓起对讲机吼得嗓子发紧：“胡润镇老街出租屋命案，全体备勤人员立即集合！带好勘察设备，五分钟内出发！”
警笛声划破雨夜的瞬间，邓桂芬正被抬上救护车。她蜷缩在担架上，浅蓝色的工装被血浸透，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下摆滴着的血珠砸在泥地上，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邻居张大叔跟在旁边，手里攥着邓桂芬掉在门口的塑料凉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是被砸门声惊醒的，凌晨一点多，他正睡得沉，突然听见“砰砰砰”的巨响，像是有人用尽全力在撞门。披衣开门时，邓桂芬就瘫在他门口，脖子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气管被割断大半，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手指指着自己的出租屋，眼睛里全是惊恐。
“她平时可文静了，”张大叔跟救护车护士念叨，声音里带着哭腔，“一个人来这边快两年了，天天早出晚归在鞋厂踩机器，房租从来都是提前交。昨天傍晚还跟我借酱油，说煮腊肉吃，怎么就遇上这种事……”
救护车的红蓝灯光在雨幕中穿梭时，李建军带着勘察组已经赶到了案发现场。这是一栋典型的桂西老式出租屋，三层红砖小楼，墙皮因为常年潮湿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楼梯是外置的铁架结构，踩上去“咯吱”作响，锈迹斑斑的扶手在雨夜里泛着冷光。
“保护好现场！”李建军扯着嗓子喊，雨水顺着他的警帽檐往下淌，模糊了视线。他示意技术人员先拍照固定，自己则站在出租屋门口观察，房门是老式的木门，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门闩是从里面插上的；门外的铁楼梯上积着雨水，除了医护人员和张大叔的脚印，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痕迹。
“李队，你来看这个！”技术组的小王突然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正蹲在三楼的窗台下，手里举着强光灯，光束照在粗糙的墙面上，一个暗红色的手印清晰地印在那里。手印不大，五指张开，指尖朝向窗户内侧，边缘还残留着未完全干涸的血迹，在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李建军赶紧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凑到跟前。这扇窗户是老式的推拉窗，玻璃上沾着泥点，窗框已经有些变形。他伸手推了推窗户，很轻松就推开了，窗外是一片陡峭的土坡，距离窗户不到半米的地方，立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排水管，管子一直通到地面。窗户下方，是一条近两米宽的深沟，沟里积满了雨水，水面上漂浮着落叶和垃圾。
“提取指纹！”李建军下令。小王立刻拿出指纹刷和取证纸，小心翼翼地在血手印上操作。但试了好几次，取证纸上始终只有模糊的印记。“李队，不行啊，这墙面太粗糙了，血渗进了砖缝里，指纹特征根本提取不出来。”小王的声音带着沮丧，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雨水，脸上满是无奈。
现场勘察工作陷入了僵局。技术人员把出租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床单上满是血迹；床边放着一个掉漆的木桌，桌上摆着半碗没吃完的腊肉，一双筷子横放在碗上；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邓桂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财物丢失的明显迹象，木桌的抽屉是打开的，里面放着几十块零钱和一张身份证，都完好无损。
“难道是熟人作案？”侦查员老周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从事刑侦工作快二十年了，经验丰富，“门窗完好，没有撬锁痕迹，要么是受害人开门让进来的，要么就是从窗户进来的。但从窗户进来，得越过两米宽的深沟，再顺着排水管爬上三楼，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李建军没说话，他走到窗边，探出头往下看。雨夜的风带着湿气吹过来，刮得脸生疼。排水管距离窗户大约三十厘米，表面因为生锈变得很滑，想要从下面爬上来，必须先用手抓住排水管，双脚蹬着墙面，一点点往上挪，到三楼的时候再侧身翻进窗户，这个动作不仅需要极大的力气，还得有很好的平衡感，稍微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下面的深沟里，非死即伤。
“会不会是受害人自己的手印？”有年轻民警提出疑问。李建军立刻摇头：“不可能。受害人颈部受伤，出血量极大，根本没有力气爬到窗台上留下这样完整的手印。而且这个手印的朝向是内侧，更像是有人从外面进来后，扶着墙面留下的。”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建军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他赶紧接起电话，脸上的表情随着通话内容慢慢缓和下来。挂了电话，他对着众人喊道：“好消息！邓桂芬抢救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
现场的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连日的疲惫似乎都减轻了不少。但李建军接下来的话又让大家的心沉了下去：“坏消息是，她颈部的气管和声带都受了重伤，现在还不能说话，没法给我们提供线索。”
希望刚刚燃起，又被浇了一盆冷水。李建军皱着眉头，走到出租屋的走廊上，点燃一支烟。雨水打湿了烟卷，抽起来又苦又涩。他看着雨幕中模糊的村庄轮廓，心里盘算着：凶手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是熟人作案，还是流窜作案？窗台上的血手印，到底是谁留下的？
“李队，要不我们试试？”年轻民警赵勇突然开口，他指了指窗外的排水管，“我来模拟一下凶手的攀爬过程，看看能不能上去。”赵勇身高一米八，是队里的体能标兵，平时训练最刻苦。
李建军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注意安全，下面铺好气垫。”
很快，队员们在楼下的深沟旁铺好了救生气垫。赵勇脱掉警服，只穿了一件短袖，深吸一口气，抓住了排水管。他先是双脚蹬在墙上，一点点往上挪动，刚开始还比较顺利，但爬到二楼的时候，因为排水管太滑，他的手突然一松，身体往下滑了一截，吓得下面的人都惊呼起来。赵勇赶紧用膝盖顶住墙面，稳住身体，又继续往上爬。终于，他爬到了三楼的窗户旁，侧身翻进了屋里，落地时差点摔倒。
“怎么样？”李建军赶紧问。赵勇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喘着粗气说：“太费劲了，这排水管太滑，而且墙面全是青苔，脚下根本使不上力。我一米八的身高，爬到这里都费劲，要是身高不够，根本够不着窗户。”
为了确保准确，李建军又让队里几个不同身高的民警都试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能够完成这个攀爬动作的，必须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身体健壮的青壮年男性，而且要有一定的攀爬经验，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个结论让侦查范围缩小了不少。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出租屋后面的小山坡进行全面搜查，重点排查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青壮年男性；同时，对胡润镇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村民进行摸排，特别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
天蒙蒙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给湿漉漉的村庄镀上了一层微光。侦查队员们分成几组，开始对后山的小山坡进行搜查。山坡上全是土路，因为刚下过雨，变得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面，鞋子上沾满了泥巴，重得像灌了铅。
“李队，这边有情况！”侦查员小张的声音从山坡深处传来。李建军赶紧跑过去，只见小张蹲在一片草丛旁，草丛被人踩倒了一片，地面上留下了几个模糊的脚印。“你看，这脚印是朝着后山方向的，而且鞋底的花纹很特别，像是工地用的劳保鞋。”小张指着脚印说。
李建军仔细观察着脚印。因为雨水的冲刷，脚印已经有些变形，但还是能看出大致的轮廓，尺码在四十二码左右，符合之前推断的嫌疑人特征。他顺着脚印的方向望去，草丛后面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一直通向山深处的村庄。“这条路上住的是什么人？”李建军问旁边的村干部。
“是咱们村的农户，还有几个外来的矿工，在山那边的矿山上班。”村干部赶紧回答，“这一片住的人不多，也就十几户。”
“立刻对这一片的住户进行逐一摸排，重点关注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穿四十二码劳保鞋的男性！”李建军当机立断。
摸排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后山的村庄不大，住户之间都互相认识，很快就有两个符合条件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一个叫农宏胜，一个叫黄基卡，都是咱们村的，今年都二十岁，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而且都在山那边的矿山打零工，平时穿的都是劳保鞋。”村干部向李建军汇报，“农宏胜已经结婚了，媳妇是邻村的；黄基卡还是单身，跟父母住在一起。”
“先把这两个人带回去问话。”李建军下令。
当天下午，农宏胜和黄基卡被带到了公安局。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两个人脸上，显得格外严肃。李建军先审的是黄基卡。这个年轻人身材瘦高，留着一头平头，眼神有些躲闪，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
“6月2号凌晨一点到三点，你在哪里？”李建军开门见山。
黄基卡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声音有些含糊：“我……我在单位值班啊，矿山的值班室。”
“有人能证明吗？”
“有……有啊，我的同事都能证明。”黄基卡的头埋得更低了。
李建军立刻让人去矿山核实情况。很快，反馈结果就回来了：黄基卡6月2号确实应该值班，但值班记录上显示他中途离岗了两个小时，从凌晨一点到三点，他的同事根本没在值班室见过他。而且，据黄基卡的同事反映，黄基卡这个人有个很变态的癖好，喜欢偷看女人洗澡，之前在矿山的宿舍里，就因为偷看女工洗澡被人揍过一顿，还差点被开除。
这个消息让黄基卡的嫌疑瞬间上升。李建军再次提审黄基卡，把同事的证词摆在他面前。黄基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说！这两个小时你到底去哪了？”李建军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洪亮。
黄基卡被吓得一哆嗦，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是咬紧牙关：“我……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没去哪……”
“溜达？在凌晨一点的雨夜里溜达？”李建军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去了胡润镇的出租屋？是不是你伤害了邓桂芬？”
“不是我！我没有！”黄基卡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喊着，“我就是……我就是怕被单位开除，才不敢说的，我真的没杀人！”
审讯陷入了僵局。黄基卡一口咬定自己没杀人，但又不肯说清楚那两个小时的去向，这让李建军很是头疼。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探进头来：“警官，我找你们反映个情况，关于黄基卡的。”
这个男子是黄基卡的同事，叫王磊。他告诉李建军，6月2号凌晨，黄基卡其实是躲在他的宿舍里睡觉了。“那天晚上雨太大，矿山的活也干完了，黄基卡说他不想在值班室待着，就来我宿舍了，从一点多睡到三点多，然后就回值班室了。”王磊说，“他就是怕被领导知道扣工资，才不敢说的，真的跟杀人案没关系。”
为了核实王磊的证词，李建军立刻派人去矿山的宿舍调查。宿舍的其他工友也证实，那天凌晨确实看到黄基卡在王磊的宿舍里睡觉。这样一来，黄基卡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难道凶手是农宏胜？”李建军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嫌疑人。农宏胜和黄基卡完全不同，他看起来很沉稳，坐在审讯室里，腰背挺直，眼神平静，面对民警的提问，回答得条理清晰，没有丝毫慌乱。
“6月2号凌晨，你在干什么？”李建军问。
“我在家里喝酒，喝多了就睡了，一直到天亮。”农宏胜的声音很平静，“我媳妇可以证明，她那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
李建军立刻找来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很胆小，说话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家喝酒，喝了好几瓶啤酒，然后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一直没敢叫醒他。”她的证词和农宏胜的完全一致。
线索再次中断。李建军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的案件资料，眉头紧锁。两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一个有了不在场证明，另一个的证词也无懈可击。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可后山的村庄里，再也没有其他符合身高和体能条件的人了。
“李队，会不会是我们漏了什么？”老周走进来，递给他一杯热茶，“农宏胜的证词太完美了，完美得有点不正常。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能这么冷静，一点都不紧张，这本身就很可疑。”
老周的话提醒了李建军。他重新翻阅了农宏胜的审讯记录，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农宏胜说他案发当晚喝的啤酒，是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去查查这个小卖部。”李建军立刻下令。
侦查员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小卖部的老板说，6月2号那天，他根本就没见过农宏胜，更别说卖啤酒给他了。“我那天晚上八点多就关门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在我这买啤酒。”老板肯定地说。
“看来，他的妻子在说谎。”李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农宏胜很可能是用威胁的手段，让他妻子做了伪证。”
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不能贸然再次提审。李建军决定先等一等，等邓桂芬恢复说话能力，或许能从她那里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都去医院看望邓桂芬，给她带去水果和营养品，陪她说话，鼓励她早日康复。邓桂芬虽然不能说话，但每次看到民警，都会用眼神表达感谢。她的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一丝坚定，她一定要找出伤害自己的凶手。
2008年7月5号，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医院传来了好消息：邓桂芬的颈部修复手术非常成功，她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李建军立刻带着侦查员赶到了医院。病房里，邓桂芬靠在床头，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了很多。看到民警进来，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声音，虽然还很沙哑，但足够清晰。
“谢谢你，警官。”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我终于能说出那天晚上的事了。”
李建军示意她慢慢说，给她递过一杯水。邓桂芬喝了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那个恐怖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煮了点腊肉，吃完就洗漱睡觉了。因为天热，我就开着窗户，没拉窗帘。大概凌晨一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爬到了我的床上。”邓桂芬的身体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吓得想喊，可是他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还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要是敢出声就杀了我。”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征？”李建军轻声问。
“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脸。”邓桂芬摇了摇头，“但我记得他的头发不长，很短，眼睛很大。他对我实施了侵犯，然后就用刀割我的脖子，说要杀我灭口。我感觉脖子上一疼，血就流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要是再反抗，肯定活不成了，就故意屏住呼吸，倒在地上装死。”
“他没发现你是装死吗？”
“没有。”邓桂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庆幸，“他在我身上摸了摸，见我没反应，就以为我死了。然后他在屋里翻了翻，好像是在找钱，但我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从窗户爬出去了。等他走了，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敲响了邻居的门。”
邓桂芬的讲述，让案件的脉络更加清晰了。凶手是从窗户进入现场，实施性侵后杀人灭口，然后再从窗户逃离。而根据她描述的“头发很短”这个特征，黄基卡留的是平头，农宏胜的头发也不长，两个人都符合条件。
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和黄基卡的家进行再次搜查。这一次，侦查员在黄基卡的家里找到了一堆还没来得及洗的衣物，其中有一个蓝色的口罩。“这个口罩很可疑，立刻送去化验！”李建军说。
然而，化验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技术人员没有在口罩和衣物上检测出任何可疑的血迹和dNA信息。“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有民警开始怀疑，“黄基卡本来就在矿山上班，矿山灰尘大，戴口罩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口罩可能就是他平时用的。”
李建军也有些困惑。如果黄基卡不是凶手，那农宏胜的嫌疑就更大了。他再次提审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追问，而是跟她聊起了家常。
“你跟农宏胜结婚多久了？”李建军问。
“一年多了。”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怯生生的。
“他平时对你好吗？”
女人的身体顿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李建军捕捉到了。
“你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会保护你的。”李建军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是不是农宏胜威胁你了？你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在李建军的耐心劝说下，女人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威胁我……”她哽咽着说，“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手里还拿着一把刀。他对我说，要是警察问起来，就说他一直在家里喝酒，要是敢说漏一个字，就杀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害怕，就只能听他的。”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进行第三次提审。这一次，他没有再跟农宏胜绕圈子，直接把他妻子的证词摆在了他面前。
农宏胜的脸色瞬间变了，原本平静的眼神里充满了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她在撒谎，她是因为跟我吵架，才故意污蔑我的。”
“撒谎？”李建军冷笑一声，“那你说说，6月2号晚上，你声称在小卖部买的啤酒，老板为什么说没见过你？你根本就没在家喝酒，对不对？”
农宏胜的额头开始冒汗，尽管审讯室里开着空调，温度并不高。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
“你每天下班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是不是？”李建军继续追问，“你是不是因为看到邓桂芬忘记关窗帘，看到她换衣服，才起了歹心？”
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农宏胜的心理防线。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过了很久，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声音沙哑地说：“是我……是我干的。”
农宏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邓桂芬忘记拉窗帘，正在屋里换衣服，年轻貌美的身影让他动了邪念。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躲在山坡上，偷偷观察邓桂芬的一举一动，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6月2号那天晚上，农宏胜喝了点酒，邪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知道邓桂芬一个人住，而且晚上习惯开着窗户，就决定从窗户爬进去。他凭借着在矿山干活练出的力气，很轻松就爬上了三楼，翻进了邓桂芬的屋里。看到邓桂芬睡得正香，他就扑了上去，实施了性侵。事后，他害怕邓桂芬报警，就想杀人灭口，用随身携带的刀割伤了邓桂芬的脖子。以为邓桂芬死了之后，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回到了家里。为了掩盖罪行，他威胁妻子做了伪证，编造了在家喝酒的谎言。
“我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农宏胜的脸上满是悔恨，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根据农宏胜的交代，民警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找到了那把作案用的刀。刀上的血迹经过化验，正是邓桂芬的。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伤人案终于告破。
当邓桂芬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时，激动得哭了起来。她拉着李建军的手，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警官，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2008年8月，农宏胜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未遂）被靖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