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的灯火彻夜通明，应对东西两线潜在危机的文书指令如雪片般飞向各地。沙州事，钦差裴明远已携旨出发，轻车简从，直奔河西；北疆需的火器箭簇，在工部与将作监的连夜赶工及后勤司的全力协调下，首批已装车启运。林风像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弓弦，在巨大的压力下强行支撑着枢密院的运转，处理着不断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然而，在应对眼前烽烟的同时，一个更深层、更关乎长远的问题，如同冰山潜藏在水面下的庞大部分，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他的案头，也萦绕在皇帝黄巢的心头——兵源。
大齐的军队构成，是开国过程中复杂现实的产物，堪称一锅“大杂烩”：核心是当年跟随黄巢转战南北的“老营”骨干，这些是绝对可靠但数量有限且日渐衰老的力量；其次是大量收编的前朝官军、藩镇兵、地方团练以及各路降兵，这部分人数最多，但忠诚度、纪律性、战斗力参差不齐，是军纪涣散和潜在动荡的主要来源；再次是占领各地后新募的兵勇，多因饥荒或求活路而从军，缺乏训练，凝聚力弱；还有就是正在尝试建立的、完全由朝廷掌控的“新军实验部队”及军校体系培养的军官种子，这是未来的希望，但眼下规模尚小，不成气候。
这种混乱的兵源结构，严重制约了“军队国家化”的深度推进。将领容易与旧部形成利益捆绑；兵员素质无法保证统一训练和作战效能；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忠诚对象模糊，极易被野心家利用。赵石北疆精锐之所以能战，除了赵石本人的统御，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其核心部队是早期跟随他征战、关系相对紧密的旧部。然而，这种模式不可复制，更不符合“兵将分离”、“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
开平三年六月，沙州事在裴明远的斡旋与当地驻军（包括军校毕业生带领的教导队）的威慑下初步平息，冲突双方暂时罢兵，外部煽动的证据被锦衣卫坐实，涉事人员遭到清洗。北疆方面，赵石在获得火器支援后，对沙陀前出的小股游骑进行了几次成功的伏击和驱逐，暂时遏制了其南窥的势头。东西两线的警报暂时解除，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间歇的平静。
趁着这段喘息之机，黄巢在宫中召见了林风、杜谦、新任户部尚书（原尚书因淮南清田不力被贬）以及几位核心参谋。议题直指根本：如何建立一套稳定、可靠、且能真正服务于“军队国家化”目标的兵役制度？
御书房内，气氛凝重。窗外夏蝉嘶鸣，更衬得室内沉默压抑。
“前唐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初时确为良法。”杜谦首先开口，打破了沉寂，“然均田制败坏后，府兵逃散，难以为继，遂以募兵代之。募兵之弊，诸位皆知，安史之后，藩镇坐大，皆赖募兵为私器。此乃前车之鉴。”
新任户部尚书愁眉苦脸：“募兵耗费巨大。一名职业募兵，除战时赏赐，平日亦需粮饷供养，且往往拖家带口，成为军户，朝廷负担日重。如今北疆用兵，各地镇戍、京营开支已占国库岁入近半，若再扩募……”
林风沉声道：“募兵之弊，不仅在耗费，更在其易成将帅私兵，兵不知有国，只知有将。且招募来源混杂，良莠不齐，难以管束。刘七之案，军中积弊，多与此有关。”
一位参谋提出：“或可效仿前周‘寓兵于农’遗意，结合如今均田新政，试行‘府兵’之制？授田军户，闲时耕作，战时征发，自备部分衣粮器械？”
另一人立刻反驳：“此议不妥。均田令方推行，尚未稳固，遽然将田土与兵役强行捆绑，易生扰民，恐阻碍田制改革。且自备衣粮器械，贫富不均，装备必劣，战力堪忧。如今沙陀骑兵来去如风，战机稍纵即逝，临时征发、缺乏训练的农夫，如何应对？”
争论陷入僵局。募兵不行，恢复古制府兵也不现实。黄巢一直沉默倾听，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
“诸位所言皆有道理。”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募兵之弊，在于‘私’与‘费’；古制府兵之难，在于‘田’与‘训’。然则，兵源乃建军之本，制度不可不立。朕思之，或可采二者之长，避其之短，试行一种新的‘征兵制’。”
“征兵制？”众人皆是一怔。
“不错。”黄巢站起身，走到悬挂的舆图前，“此‘征’，非前朝拉夫抓丁之‘征’，而是‘义务’与‘选拔’结合之‘征’。”
他详细阐述构想：
一、义务兵役基础。 依托正在推行的户籍改革与人口普查，划定适龄男子（如十八至二十二岁）有服兵役之义务。此为“义务”，体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根本上将军队与国民身份绑定，淡化私人色彩。
二、选拔与轮换机制。 并非所有适龄者皆需入伍。朝廷根据每年防务需要，确定征兵员额（例如初期每年两万至三万人）。由各县、乡依据户籍，按一定比例（如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二）进行“初选”，主要选拔身体健康、家世清白（非罪户、非游惰）、有一定体力者。此为“选拔”，保证兵员基本素质。
三、服役期限与待遇。 入伍者服役期限固定，如三年（或视情况调整）。服役期间，完全脱离生产，由朝廷统一供给衣食住行，发放固定“军饷”（低于职业募兵，但足以养活自身）。服役期满，除自愿转为职业军士（士官）或考入军校者，大部分退役返乡，回归民籍。退役时，根据表现给予一定赏赐或免除部分家庭赋役作为优待。此设计旨在控制常备军规模，减轻长期财政负担，同时使军队保持一定流动性，避免僵化。
四、训练与归属。 新征士兵不直接补充到各地旧有部队。而是由朝廷在各战略要地（如长安、洛阳、汴州、江陵等）设立“新兵训练大营”。所有新兵入伍后，首先集中至这些大营，接受为期半年至一年的统一、严格的基础军事训练与思想教化（忠君爱国、军纪律法）。训练合格后，再打散编制，统一分配至北疆、京营、内地各镇戍部队服役。此过程旨在打破地域、宗族联系，塑造统一的“大齐军人”认同，并确保基本军事技能。
五、与现有军队的融合。 征兵制主要解决兵员“增量”与“换血”问题。对于现有庞大的旧军队，原则是“消化存量，控制增量”。逐步减少甚至停止招募新的职业募兵，转而以经过训练的义务兵进行补充、轮换。对于旧军中年龄偏大、伤病或不适应新要求者，可参照“澄心堂之约”精神，给予优待后逐步裁汰或转岗。最终目标是，经过数年过渡，使义务兵役制成为军队兵员的主要来源，彻底改变兵源结构。
六、配套措施。 建立完善的军籍管理与退役安置体系。设立“兵役司”隶属枢密院（或兵部），专司征兵、训练、退役事宜。与地方州县紧密配合，确保选拔公平，防止豪强舞弊。退役士兵可作为地方治安（捕快、团练）或基层吏员的优先人选，给予出路。
黄巢的构想，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局限，融合了后世义务兵役制的核心理念，又结合了现实条件。它试图在财政可承受、社会能接受的范围内，建立一种兵役义务普遍化、训练标准化、服役短期化、人员流动化的新型兵役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忠诚度、战斗力与可持续性问题。
御书房内一片寂静，众人都在消化这前所未有的设想。好处显而易见：能稳定获得较高质量兵源，强化国家认同，控制军费，削弱将领私兵基础。但困难也同样巨大。
杜谦率先提出疑虑：“陛下，此制立意高远。然则，强迫适龄男子离家服役数年，虽给予钱粮，恐民间仍有抵触，尤其农忙时节，或影响生产。‘三丁抽一’之例，若严格执行，地方豪强必设法使自家子弟规避，负担转嫁贫民，易生不公，激起民怨。”
户部尚书更关心财政：“即便军饷低于募兵，然每年数万新兵之衣食、训练耗费、退役赏赐，加上维持训练大营之开支，合计恐亦是一笔巨款。且旧军裁汰安置，亦需钱粮。国库目前……”
林风则从军事角度考虑：“集中训练后再分配，确能打破地域隔阂。然半年至一年训练，仅得基础，分配到各军后，仍需时间熟悉具体战法、环境，方能形成战斗力。此过渡期内，部队整体战力可能 temporarily 下降。且如何确保训练大营的教习质量？教材、教官皆需统一，此事极难。”
黄巢耐心听完所有质疑，点了点头：“诸卿所虑，皆在情理。此非一蹴而就之事，乃长久之策。可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他做出决断：
1. 试点先行： 暂不在全国推行。首批选择关中京畿地区（控制力强）、河东部分地区（临近北疆，兵源有传统）及江淮个别新政推行较好的州县作为试点。今秋开始首次征选，规模控制在五千人以内。
2. 设立机构： 即刻于枢密院下成立“兵役司”（暂由林风兼管），负责制定《征兵制试行条例》、选拔标准、训练大纲、饷章细则等。同时在长安、太原、扬州三地，筹建首批“新兵训练大营”，营官、教习从军校优秀毕业生、忠诚老卒及讲武堂教官中选拔。
3. 财政保障： 户部单独划拨一笔“兵役革新专项经费”，并允许地方州县以“免役钱”形式（富户可缴纳一定钱财免除子弟本次抽选，但有名额限制，且所缴钱财用于补贴贫苦应征家庭或训练开支）进行适度变通，缓解初期矛盾。旧军裁汰则与“澄心堂之约”的安置政策结合，分批缓慢进行。
4. 宣传与安抚： 由政事堂牵头，通过邸报、地方官宣讲等方式，宣扬“保卫大齐，人人有责”、“服役光荣”的理念，并明确优待政策。严令地方官，选拔务必公正，严禁豪强舞弊，锦衣卫与都察院加强监督。
“此事关乎国本，必须稳妥，但方向既定，便需坚定推行。”黄巢最后定调，“林卿，枢密院总揽其责。杜卿，政事堂协调各部、地方予以支持。今秋试点，务必成功，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
圣意已决，众人再无异议，领命而去。
随后的几个月，枢密院在应对日常军务和东西线潜在威胁的同时，又增添了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筹建“兵役司”和训练大营。林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从军校、讲武堂抽调精干人员，参考黄巢提出的原则和后世的一些模糊记忆（他隐约觉得陛下此策似有深意，仿佛来自更遥远的智慧），结合当前实际，艰难地起草着各项章程。
《征兵制试行条例》的制定过程充满了争论。关于服役年限（三年还是两年）、抽选比例、免役钱数额、军饷标准、训练内容、退役待遇……每一条都涉及巨大的利益调整和理念冲突。旧派官员认为标准太高，朝廷负担不起；新派则认为标准还不够，难以吸引优质兵员。林风不得不在其中反复权衡、妥协。
与此同时，在长安南郊，一片新的营地开始动工修建，这便是未来的“长安新兵训练大营”。营地的规划便体现了新思路：整齐划一的营房、宽阔的训练场、专门的讲堂、甚至规划了简单的文化娱乐设施。营官是周禹推荐的一位同期军校毕业、以严格着称的同学，教习则从北疆伤退的老兵、禁军中选拔的标兵以及军校教官中调配。训练大纲由林风亲自审定，强调纪律、体能、基础阵型、兵器操练以及不可或缺的“忠义课”。
开平三年九月，秋高气爽。关中试点州县的征选工作，在地方官、新任“兵役司”官员以及锦衣卫、都察院人员的监督下，正式开始。乡间敲响了锣鼓，贴出了告示。反应如同预料般复杂。有的贫苦之家觉得儿子能去吃皇粮、拿饷钱，是条出路；有的中等之家则忧心忡忡，担心影响农活家计；豪富之家则开始打听“免役钱”的数额和操作空间。地方胥吏趁机索贿、豪强设法隐匿丁口的情况在个别地方确有发生，但在朝廷严令和监督下，大多被及时纠正或惩处。
最终，关中地区首次征选出了约两千名适龄青年。他们怀着忐忑、好奇、乃至几分被迫的无奈，在父母妻儿的泪眼注视下，被集中送往长安南郊那座刚刚建成的、尚弥漫着新鲜木料和泥土气息的训练大营。
当第一批穿着崭新但粗糙的土黄色军服、剃短了头发、脸上还带着稚气或乡土气的年轻面孔，在教官粗犷的口令声中，开始学习站队列、走正步、背诵《军人守则》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属于“大齐征兵制”时代的气息，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弥漫。
它还很微弱，很稚嫩，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性。财政的压力、训练的困难、旧体系的抵触、民间的适应，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它的出现本身，便意味着黄巢和他的新朝，在“军队国家化”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颠覆性的一步。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兵源，更是为了重塑军队的灵魂，将这个暴力机器，从私人权贵的爪牙，逐步改造为真正属于国家、服务于新政权的工具。开平三年的秋天，见证的不仅是大地的丰收，更是一项可能决定帝国未来百年命运的军事制度的艰难萌芽。南郊大营中那些略显凌乱却异常响亮的操练口号声，正穿透秋日的薄雾，传向远方，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