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缓缓站起来。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整理了一下面前的笔记本，然后抬起头，看着沙瑞金。
“沙书记，”他的声音很温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政法系统效率有待提高，作风有待改进，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他顿了顿：
“但是，缩短30%的办结周期——我认为，不现实。”
会场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沙瑞金的脸色沉了下来。
“为什么不现实？”他问。
“因为司法程序，有法定时限。”高育良不疾不徐，“侦查、起诉、审判，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律规定的最短时间。我们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高效率，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他拿起一份文件：
“这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期限，最短两个月。如果我们要缩短30%，就意味着侦查时间要压缩到42天。这还不包括补充侦查、技术鉴定、证人询问的时间。”
他看着沙瑞金：
“沙书记，您是要我们——违法办案吗？”
这话，太重了。
重到沙瑞金的脸色，彻底铁青。
“高育良同志，”他声音低沉，“我不是要你们违法办案。我是要你们提高效率！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有的地方两个月能办结，有的地方要半年？这就是惰政！就是积弊！”
“效率可以提，”高育良寸步不让，“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提。如果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程序正义，那办出来的案子，还能叫案子吗？还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激烈碰撞。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面交锋。
会议不欢而散。
沙瑞金的“缩短30%”提议，被高育良以“司法程序不可压缩”为由顶了回去。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没完。
当天下午，高育良回到省政法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沙瑞金这是在逼宫。”省高院院长沉声道，“缩短30%？他怎么不说缩短50%？干脆不要办案算了！”
“他是要政绩，”省检察院检察长冷笑，“政法系统案件办结率上去了，他的工作报告就好看了。至于案子办得怎么样，程序对不对，他不在乎。”
高育良听着众人的议论，一直没有说话。
直到所有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
“沙书记要效率，我们就给他效率。”
所有人都愣住了。
“高书记，”有人试探着问，“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开始，”高育良站起来，“全省政法系统开展‘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所有积压案件，全部梳理，能结的尽快结，不能结的说明原因。全员加班，周末不休。”
他顿了顿：
“我们要用事实告诉沙书记——不是我们不干，是有些案子，真的快不了。”
散会后，高育良把祁同伟留了下来。
“同伟，”他低声说，“公安厅那边，你盯着点。沙瑞金要数据，我们就给数据。但要记住——关键案件，程序上务必完美，不能给他留下任何把柄。”
祁同伟点头：“我明白。”
第二天，省公安厅会议室。
祁同伟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份文件——是沙瑞金要求“缩短30%”的会议纪要。
他看了很久，然后“啪”地一声把文件摔在桌上。
“都看到了？”他扫视全场，“沙书记要数据，我们就给数据！”
会议室里，几十名处级以上干部，鸦雀无声。
“从今天开始，”祁同伟一字一句，“所有案件，办结周期压缩25%。不是30%，是25%——因为我们还要留出5%的余地，应付突发情况。”
有人忍不住开口：“祁厅长，25%也太……”
“太什么？”祁同伟打断他，“太狠？还是太难？我告诉你们——在战场上，敌人给你留余地吗？在办案上，犯罪分子给你留余地吗？”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沙书记说得对，政法系统确实存在惰政积弊。有些人，一个案子能拖半年，为什么？因为拖得越久，越安全。不出错，就不会被问责。”
他转过身，盯着所有人：
“但这种日子，到头了。从今天起，我要看到效率。看到数据。看到——”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凌厉：
“结果。”
散会后，祁同伟把几个核心处长留了下来。
“刚才在会上说的25%，是给外人听的。”他低声说，“但有几类案子，不能快。重大刑事案件、涉黑涉恶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这些案子，程序一步不能少，证据一份不能缺。宁可慢，不能错。”
他顿了顿：
“尤其是涉及到……某些人的案子。”
处长们心领神会，纷纷点头。
一周后。
沙瑞金坐在省委书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报告——是省政法委报送的“自查自纠”阶段性成果。
数据显示，这一周，全省政法系统案件办结率提高了18%，积压案件减少了23%。
但他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因为他知道，这些数据，是“做”出来的。
是加班加点、牺牲程序、甚至可能牺牲案件质量，“做”出来的。
“高育良……”沙瑞金冷笑，“你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你‘尽力了’？”
他放下报告，拿起另一份文件。
这是省委组织部调取的——京州市近三年政法系统考勤记录、会议记录、审批流程记录。
他翻到易学习那一页。
易学习，京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分管信访和维稳。这个人，是高育良的老部下，也是政法系统的“老黄牛”——踏实肯干，但墨守成规。
沙瑞金的手指，在“会议时长超标”“审批环节冗余”这两行字上，轻轻敲了敲。
然后，他拿起电话：
“通知下去——明天上午，开常委会。”
周三上午十点，省委常委会。
议题原本是讨论经济工作，但会议进行到一半，沙瑞金突然话锋一转：
“同志们，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干部，嘴上喊着改革，实际上一动不动。会议开了无数，文件批了一堆，但真正的问题，一个没解决。”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
“比如京州市政法委的易学习同志。近三年，他主持召开各类会议278场，平均每场会议时长3.5小时——超出规定时长1.5小时。他经手的审批事项，平均流转环节7.8个——超出标准3个环节。”
他看着高育良：
“育良同志，你是政法委书记，你说说——这算不算‘惰政’？算不算‘不作为’？”
高育良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