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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平的调查组,便到了那封以“河野孝雄少佐”名义发来,但措辞严厉、意图明显的电报。

桥本隆一和中岛康介读完电文,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了然与一丝无奈。

“这明显是杉山元阁下亲自指示的口吻。”中岛康介叹了口气,“‘必须有结果’……我明白了。”

桥本隆一将电文凑近蜡烛点燃,看着纸张化为灰烬,冷冷道:

“既然杉山元阁下需要‘团伙’,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团伙’。一木清直少佐……看来需要更努力地‘回忆’一下,是哪些同僚经常与他一起抨击军部‘软弱’,畅谈惩戒民国的必要性了。”

“去,把一木清直那本写着激进言论的私人笔记‘找’出来,再让他‘供认’几个平时走得近的、同样对现状不满的中队长名字。不用多,三五个即可,形成一个‘受到激进思想蛊惑的小圈子’。”

中岛康介点头,“这样一来,我们调查组‘查出’了一个存在于驻屯军内部、受激进思想蛊惑、意图擅自扩大事态和无意中泄露行动计划的‘小圈子’。

这个结果既向东京交代了‘内部调查’有发现,不至于让杉山元陆相阁下难堪,又不会动摇驻屯军根本,反而为其增兵提供了绝佳借口。”

两人不再犹豫,立刻重新调整了调查与审讯的重点。

宪兵队的审讯室里,很快传出了一木清直“回忆起”更多细节的供述。

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电台,也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措辞危急、极力渲染民国大军压境、请求紧急增兵的电报。

随后一场针对事件真相的掩盖与对战争规模的主动扩大,在上下默契的操纵下,迅速推进。

就在日本陆相杉山元授意的调查组仍在北平“彻查”,为内部统一口径、调集兵力争取时间之际,

日军前线驻屯军司令部却遵照参谋本部“缓兵之计”的密令,开始了一系列精密的欺诈表演。

调查组成员桥本隆一、中岛康介在完成所谓“问询”后,刻意驻屯军司令部私下向29军表示“事变纯属基层军官擅自妄为,帝国政府深表遗憾”。

同时,驻屯军司令部派出北平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作为“调解人”,频繁往返于日军阵地与宛平城、北平市区之间,向二十九军高层传递“日方愿无条件撤兵,恢复事变前状态”的口信。

日军前沿部队甚至象征性地后撤了数百米,并拆除了部分新设的路障,摆出“诚意撤军”的姿态。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当前兵力不足的情况,为国内调兵争取时间。

北平,铁狮子胡同,二十九军军部。

军长宋哲元刚从山东匆匆返回,眉宇间尽是疲惫与焦虑。

他面前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电报:一份是南京委员长严令“全军坚守,中央援军不日即至,绝不可对日军示弱妥协”;

另一份则是日方通过多条私下渠道传来的“求和”信息,并附有“肇事元凶一木清直少佐已被宪兵控制,即将遣送回国军法审判”的“确凿消息”。

参谋长张樾亭指着地图上日军后撤的标记,语气有些松动:“军座,看日军这架势,不像是要立刻大打。他们连挑起事端的一木清直都抓了,也许……东京那边确实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美国人、英国人都盯着呢。”

此时,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走了进来,神色复杂:“明轩公(宋哲元字),日本松井太久郎又来了,这次说得很恳切。”

“他们承认是下级军官失控,愿意立刻撤兵,只要求我们同时也后退一步,双方即刻签署一个停火协定,即可永久解决宛城乃至华北问题。”

“永久解决?” 宋哲元喃喃重复,内心剧烈动摇。

委员长之前的警告和事变爆发后的严厉申斥犹在耳边,他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

但眼前的“现实”又似乎提供了另一条路:如果真能通过谈判稳住局势,既保全了二十九军的地盘和实力,避免了与日军主力决战的风险,又能在国人面前有个“和平解决”的交代,岂不两全?

37师师长冯治安急步而入,声音洪亮:“军座!不可轻信!小鬼子后撤的那点地方,我们一个冲锋就能夺回,这分明是诡计!他们这是缓兵之计啊!”

110旅旅长何基沣更是怒道:“我部官兵血还没干!日本人是看我们抵抗坚决,硬啃代价太大,才玩这套把戏!请军座下令,我旅愿为前锋,趁其‘撤兵’阵脚不稳,夜袭丰台,端了他们的指挥部!”

宋哲元抬手制止了部下们的请战,真要硬打,自己能吃的了好果子吗?随即目光落在秦德纯带来的日方“协定草案”上。

草案措辞“温和”,主要强调双方同时撤兵,由民国方面接管卢沟桥防务,日方仅保留“保护侨民”的少量驻兵权。

这与他一直以来“以局部让步换取整体和平”的设想不谋而合。

“绍文(秦德纯字),”宋哲元终于开口,声音带着深深的疲惫和一丝侥幸,

“委员长的命令,是立足于全面开战。但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保全华北元气,亦是功在社稷。日本人既然想谈且抓了一木清直问罪,至少说明其军部上层尚有理智,不愿扩大事端……这或许是个机会。”

宋哲元顿了顿,做出最终决定:“给前线发令,暂缓一切进攻行动,部队转为守势。绍文,你全权负责与日方接洽,务必在协定中明确其撤兵时间、范围。”

“只要他们真撤,我们也可以依约换防,以示诚意,至于中央军…先看看近期情况吧,如果谈判顺利,就先阻止他们北上。”

“军座!” 冯治安、何基沣等人还想再劝。

宋哲元斩钉截铁:“我意已决!当前以和平为要。一切责任,由我宋哲元承担。”

1937年7月11日,在日军“诚恳”姿态的迷惑下,秦德纯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签署了《秦德纯-松井协定》(又称《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至丰台,民国军队撤至卢沟桥以西;宛平城由保安队接防。

协议签署后,日军仅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战术调整,主力纹丝不动,并加速了工事构筑。

而宋哲元却信守承诺,命令前线士气正盛、本已准备反击的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等部,开始向协定规定的区域后撤换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