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凹，是镇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子。
这名字听着就野。
凹字本就低洼，加上狐狸二字，凭空就生出一股子机灵劲儿。
我奶奶跟我讲过这个故事，我在文章中也写过，后面我还会专门写一篇短文来讲这个故事。
狐狸凹的地势很有意思。
村子扎在半山腰上，背后靠着大山，前面朝着清流河的方向。
从村里到镇上，一条石板路弯弯绕绕地下来，全是下坡。早些年没有公路，去镇上全靠两条腿。
狐狸凹的人挑着担子出门，下坡路走得轻快，扁担在肩上一闪一闪的，筐里的鸡蛋、蔬菜、水果安安稳稳的，连个磕碰都没有。
回来的时候倒过来，全是上坡。
可那时候，他们手上的担子已经空了——货卖了，钱揣兜里了。空手上坡，累是累点，但不压秤。
这个优势，在六七十年代不算什么。大家都穷，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可到了八十年代，市场经济一放开，狐狸凹的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点醒了似的，一下子活泛了起来。
他们离镇子近，下坡路好走，能赶早市。
镇上的人还没起床，狐狸凹的菜已经摆上摊了。别村的人走平路扛着担子气喘吁吁地赶到，人家都卖了大半了。一来二去，镇上的人认准了狐狸凹的菜——新鲜，水灵，还便宜。
村里有一批人先富了起来。
虽然不算什么大富，但也是那种“手里有余钱、缸里有余粮”的富。能供孩子读书，能买自行车，能在过年的时候做一身新衣裳。
在那个年代，这就很了不起了。
狐狸凹能有这个光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离狐狸凹不远——大约五六里地，有一座山。
山上有个大的“电气公司家属区”，当地人叫它“岗石奇”。
那个小区大得很，我估摸着也是住了上万人，那个时候是支援三线建设而留下来的。
房子是红砖楼，面上还涂了白色石灰和水泥，看起来非常高档。
这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
里面还有食堂、有澡堂、有电影院、有卫生所，甚至还有一个不大的公园。那是市里电气公司的职工和家属住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城里人。
他们每天早上一辆辆班车把人拉去市里上班，晚上再拉回来。
可白天的家属区不空。
那些不上班的老头老太太、带孩子的妇女，他们需要买菜、买肉、买水果。去市里太远，去镇上也不算近。于是，周边的村子就成了他们的菜篮子。
狐狸凹是离那个家属区最近的村子之一。
每天天不亮，狐狸凹的人就挑着担子往山上走——对，往上走。因为家属区在山顶，狐狸凹在山腰，从村子到家属区的路，是一段连续的爬坡。
可那时候，狐狸凹的人不怕爬坡，因为有盼头。那些城里人出手大方，不还价，偶尔还会多给几毛钱。
一来二去，狐狸凹的名声就传开了。
说那村子的菜好、人实诚、秤头足。镇上其他村的人眼红，可没办法，人家狐狸凹占了地利。
我跟我娘去岗石奇卖过菜。
那时我大概十来岁吧，暑假。
天没亮我娘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迷迷糊糊地跟着她出了门。院子里停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摞着几个大竹筐，筐里装满了菜——丝瓜、茄子、辣椒、空心菜，还有一小筐鸡蛋。
“走，跟娘去岗石奇。”
我揉着眼睛爬上板车，坐在竹筐中间的空隙里。我娘拉着车，咯吱咯吱地往狐狸凹的方向走。天亮得慢，四周黑黢黢的，偶尔有一两声狗叫。路两边的田里蛙声一片，像是开音乐会。
上了坡，进了狐狸凹，天刚蒙蒙亮。
爬坡来到岗石奇，真是太累了，全是上坡路，我娘把板车停在一棵大樟树下，开始摆菜。她用一个旧麻袋铺在地上，把各种菜分类摆好，整整齐齐的。
鸡蛋放在最边上，用一块布盖着，怕碎了。
她摆菜的时候，陆续有人挑着担子出来了。
那些人看见我娘，笑着打招呼：
“黄嫂，今天来这么早？”
我娘笑呵呵地回话：
“早了好占位置。”
等天彻底亮了，就开始有人来买菜了。
最先来的，是一个老太太，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提着一个竹篮子。
她在我们摊前蹲下来，拿起一把丝瓜捏了捏，又闻了闻，问我娘：
“多新鲜？”
“今早上才摘的，露水都没干。”
我娘说着，拿起一根丝瓜在手里掂了掂，
“您看这嫩劲儿，掐一下都出水。”
老太太笑了一下，挑了三根丝瓜、两把空心菜、一小袋辣椒。
称秤的时候，我娘多抓了一把辣椒放进她的篮子里：
“这是送的，自家种的，不值钱。”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满脸褶子：
“你这人，做生意实在。”
从此以后，老太太每天固定来我娘这里买菜，风雨无阻。
我后来才明白，我娘那多抓的一把，不是施舍，是心意。
她总说：
“人家来买菜，是看得起咱。多给一点，人家不亏，咱也不亏。”
可要说真正的缘分，不是这个老太太，是另一个人。
那天上午，买菜的人渐渐少了，我娘坐在小板凳上歇气，我蹲在板车旁边逗一只蚂蚁。
一个女人走过来，三十七八的样子，穿着碎花衬衫，头发扎着马尾，看起来很精神。
她在我娘摊前站住，拿起一根茄子看了看，又放下。
“这菜是你家自己种的？”
她问。
“对，自个儿地里的。”
我娘回答。
那女人点点头，没再问别的，挑了好几样菜。称好了，她从口袋里掏钱的时候，忽然看了我一眼，问我娘：
“这是你儿子？”
“对，小的那个。大的闺女，在家做作业。”
那女人又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温和，说：
“这孩子有福气，眼睛亮。”
我娘笑了，摸了一下我的头。
那女人把钱付了，拎着菜走了。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这回没买菜，而是走到我娘跟前，说：
“嫂子，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家有些旧衣服，是闺女穿小了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好几件还是新的。你闺女要是不嫌弃，回头来拿。还有些小男孩的衣裳，也有几件。”
我娘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表情——有惊喜，有感动，还有一丝不好意思。
“那怎么好意思……”
她搓着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女人一摆手，
“衣服放着也是放着，扔了可惜。你们能用上，我也高兴。”
那女人姓曾，住在家属区里，是从外地调过来的，丈夫在电气公司当技术员。
她有一个女儿，叫小彤，比我大五六岁，那时候大概十五六的样子，好漂亮的，在我印象之中一直都有她那个时候的模样，只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临走的时候，曾阿姨说：
“明天下午你们来，我在家。菜不用送了，来了再说。”
说完，爽利地走了。
我娘看着她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脸：
“儿啊，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第二天下午，我娘真的带着我去了家属区。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个小区的住户家。
小高楼一排一排的，楼与楼之间有花坛，花坛里种着指甲花、太阳花，开得红红火火的。路上很干净，有人在遛弯，还有小孩在骑小三轮车。
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整洁，跟镇上完全不一样。
曾阿姨家住在第三排5楼。
我在后面的文章中也写过，为什么那些人会分到高层，因为当时很多领导觉得高层要爬楼，不好，所以选择底层，没有关系的会在高层。
我们上楼的时候，她已经开门等着了，脸上带着笑：
“快进来，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有一张沙发，铺着白色蕾丝罩子，茶几上摆着一盘苹果。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群鸟飞过山水。
那时的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富人”的生活了。
曾阿姨让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了茶，又端出花生瓜子。
她从柜子里抱出一摞衣服，全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整整齐齐。有裙子，有裤子，有外套，还有几件小t恤。
“这几条裙子你闺女能穿，这几件是我闺女小时候的，质量好得很，你去看看。”
她翻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给我娘看，
“你看这个针脚，手工的。”
我娘拿起来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说：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谢什么？”
曾阿姨一挥手，
“放着也是放着，你们能穿就值了。”
挑完衣服，她忽然说：
“今天别走了，在我这儿吃顿饭。”
我娘赶紧推辞：
“不行不行，太麻烦你们了。”
“麻烦什么？”
曾阿姨拉住我娘的手，不由分说，
“我都准备好了，多双筷子的事。”
说完，她就去厨房忙活了。
我娘跟进去帮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笑声时不时传出来。
小彤从房间里出来，穿着校服，梳着两个辫子，笑起来有两颗小虎牙。
她看见我，走过来蹲下来问：
“你几岁了？”
“10岁。”
我说。
“哦，比我小六岁。”
她很老成地点点头，
“你会不会玩跳棋？”
我摇头。
“那我教你。”
她拉着我坐到茶几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副跳棋，一颗一颗地摆在棋盘上。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圆圆的。她教了我规则，然后我们开始下。她故意让我赢，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高兴得手舞足蹈。
下了几盘跳棋，她又从房间里拿出一个纸盒子，打开，里面全是小玩具——不倒翁、塑料小人、几辆小汽车。她把汽车推到我面前：
“你玩这个，男孩子都喜欢小汽车。”
我拿起一辆红色的，放在地上一推，轱辘转得飞快，撞到墙拐回来。我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又看电影。
小彤把窗帘拉上，打开柜子上的电视机和录像机，把一盒录像带塞进去，屏幕上出现了画面。
《火云传奇》。
我靠在沙发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那些打打杀杀的镜头，那些飞檐走壁的大侠，在我眼前炸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来除了镇上的广播和学校的课本，还有这种东西。
那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饭好了。
曾阿姨做的红烧肉，酱油放得恰到好处，肉块不大不小，每一块都裹着浓稠的酱汁；一盘虎皮青椒，辣椒是狐狸凹的本地品种，辣得够劲又不烧胃；还有一盆番茄蛋花汤，番茄切得碎碎的，蛋花飘在汤面上，像一朵朵淡黄色的云。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那一桌子菜，肚子咕咕叫。
可我那时候有个毛病，在别人家吃饭不自在，不敢夹菜。
我妈在家骂过我八百回：
“人家给你夹就吃，不吃就是不礼貌！”
可我做不到，端着碗，筷子只在碗里扒白饭。
曾阿姨注意到了。
她站起来，拿起一双干净的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又夹了青椒，又舀了一勺蛋花汤浇在饭上。
“吃，别不好意思。”
她笑着说，
“男孩子长身体，多吃点肉。”
我抬头看了一眼我娘，我娘点了点头，眼眶有点红。
我低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那块红烧肉咬下去，酱汁在嘴里化开，软糯香甜，我差点没忍住眼泪。
那时候一个月才吃一回肉，偶尔吃肉还要省着，先紧着爹吃，因为他要干重活，再紧着姐姐和我，我娘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有时候连汤都没了，她拿开水泡饭。
那次在曾阿姨家吃饭，我一口气吃了三碗米饭。
红烧肉吃了好几块，小彤把自己的那份也夹给了我。
我娘拦着说太多了，曾阿姨说：
“小孩子能吃是好事，又不是吃别人的。”
吃完饭，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娘帮着收拾碗筷，我爹把菜挑回来了，在楼下等着。
临走的时候，我娘从筐子里拿了两把青菜、一兜丝瓜、十几个鸡蛋，放在曾阿姨家的厨房台子上。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
曾阿姨有点儿不高兴，
“说好了不要的。”
“不是卖的，是送的。”
我娘说，
“自家地里长的，不值钱。你尝尝鲜。”
曾阿姨看了我娘一眼，叹了口气，把那兜鸡蛋拿起来，拨开看，一个个大而圆润。
“行，那我收下了。”
她说，
“不过以后别这么客气。咱们处，就跟亲戚一样。”
从那以后，跟我娘熟络了，隔三岔五地从山上下来买菜，有时候还提前跟我娘说好要什么菜，让帮忙留。
那一整年，我们家的肉食都算是有着落了。
不仅如此，小彤穿小的衣服都给了我姐。
我家那一年没买过新衣裳。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曾阿姨家的一些事。
她和小彤她爸是双职工，按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
自然家里只有小彤这一个闺女，宠得跟眼珠子似的。
“独生子女好，爹妈没烦恼。”
小彤当时还去县里参加过表彰大会，得了奖状，回来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可我看得出来，曾阿姨是有些遗憾的。
她不止一次对我娘说：
“家里就一个闺女，太单了。闺女虽然贴心，可男孩子是根。”
“男孩女孩都一样。”
我娘说。
那时候正提倡男女平等，大概有计划生育的标语如此说。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爱小子。”
曾阿姨瞄了我一眼。
后来她才跟我说，她以前有过一个儿子，因为早产，没留住。
所以她看见我，就像看见自己那个没留住的孩子一样。
“你胖乎乎的，每次看见你我都想抱一抱。”
她说着，眼圈又红了。
我娘沉默了很久，拍了拍她的手背。
曾阿姨抹了一把眼睛，笑了一下：
“不提了，都过去了。现在有小彤，日子有盼头。”
我长到十多岁，跟我娘去家属区的次数渐渐少了。
一来我娘一个人能忙过来，二是来了个活儿多，有时得带上我姐。
曾阿姨每次见我都说：
“又长高了！比小彤还高——”
转眼间小彤上了高中。
她瘦瘦的大姑娘，不爱说话，成天躲在屋里做题。
曾阿姨发愁：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呢。”
整天念叨。
后来又过了几年，我上了初中，再没空跟娘去卖菜，期末考完才偶尔跟着跑一趟。可家属区那边的生意，慢慢地少了。
市场上的菜越来越多，镇上开起了几家菜店。
周边村子开始修路，平路也通了，狐狸凹独一份的“下坡优势”渐渐淡了。山上家属区的人，有些搬到了市里，有些买了车，开车去城里的菜市场买菜，新鲜便宜还省心。
曾阿姨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
有一回我去送她买的菜，她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说：
“长成大小伙子了。再过几年，该娶媳妇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又说：
“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曾阿姨。”
“不会忘的。”
我说。
曾阿姨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再后来，我离开镇子去外面读书，毕业了在城里工作，一年也就回去一两趟，每次行色匆匆，根本没时间再去家属区。
有次我想起曾阿姨，跟我娘说：
“妈，你最近去家属区没？”
我娘沉默了一下，说：
“不去了。”
“为什么？”
“曾阿姨搬走了。”
我娘说，
“小彤我也没有再见过了。”
“有地址吗？”
“没有。走的时候也没留联系方式。”
我娘叹了口气，
“那几年，哪有手机、微信啊。电话号码都换了。”
我又问：
“你欠她的人情？那些衣服、那些肉。”
我娘看着我，说：
“记着呢。一辈子都记着。”
我娘偶尔还会在街角卖菜，买菜的还是以前那些老面孔。
她跟我说起岗石奇，说起那些年的光景，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时候苦是苦，可人心热。”
她说，曾阿姨教她一理：
“做人要善良。”
“你曾阿姨是好人。”
我娘说，
“人家对咱好，咱得记住。咱可能还不了，可咱可以对别人好。你懂不？”
我懂。
所以我娘卖菜，对谁都实在，秤头足足的，偶尔还多添。
她知道那些老太太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一两毛钱能省则省。
有时卖到最后剩一点菜，她直接送人：
“拿回去煮汤，不用给钱。”
后来我问我娘：
“你这么做，挣得到钱吗？”
她想了一下，说：
“你爹出车祸那阵子，咱家借了不少钱，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帮衬，咱家日子早过不下去了。多帮帮别人，别人心里舒坦，咱心里也舒坦。挣钱的事，够吃就行。”
这段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爹出车祸，是八十年代末的事。那年他从市里骑自行车回家，被一辆拉废水的车给撞了，人和车一起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送医院的时候，腿断了三处，肋骨断了四根，整个人像散了架。
住院费治疗费是国电支付的，因为我爹还是国电员工，只是后面没有在单位了，但是一家人生活，学费，后期的治疗费，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我娘四处借钱，东家凑十块，西家凑二十。
这些人，有的我娘认识，有的不认识。
有人跟她说过：“你们家小黄平时总帮你家忙，如今你们有困难了，咱帮一把，也是应该的。”
后来我爹好了，头落下了点毛病，能干活，但是还会经常头疼。
从那时起，我娘就认定了：人要报恩，不然你爹就救不回来了。
她做的那些事，明面上是卖菜，可骨子里是在还人情。
还不完的，她就用一辈子慢慢还。
我最后一次去岗石奇，是前几年春节。
大年初二，天冷，我穿了一件厚大衣，沿着当年的那条石板路往上走。路两边长满了草，石板也松动了，踩上去嘎吱嘎叽响。这条路没什么人走了，野猫在草丛里窜。
我上到村口，在樟树下站了一会儿。
往山下看，镇子尽收眼底。
清流河弯弯曲曲地流过，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炊烟一缕一缕地从屋顶升起。
我忽然想起曾阿姨，想起《火云传奇》，想起那碗红烧肉，想起她笑着给我夹菜的样子。
人情这东西，记在心里就够了。
不一定要还，但一定要记。
记着记着，自己也变成了那样的人。
后来听说岗石奇要拆了。
不是全部拆，是改造成什么安置房。
规划图已经画好了，把那些旧屋刷成统一的颜色，要在樟树下摆几张石桌石凳。
我不知那是对是错。
狐狸凹的狐狸是见的了，可那股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灵气，还能留下来吗？
那些石板路上的记忆，那些扁担上颤颤的晨光，那些从家属区方向飘来的饭菜香味，那些陌生人递过来的温暖。
它们会被抹平、吹散、遗忘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些东西，就像清流河一样，从不变道，一直流，一直流。
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到看不见尽头。
可源头，永远在那儿。
在狐狸凹。
在岗石奇。
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