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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丰臣秀次与德川家康这般盘算,从常理来看确实没什么毛病。

毕竟以大明过往的行事逻辑与东亚格局的常态推演,任谁都会觉得,大明对日本这块土地既无吞并之心,也犯不上投入过多精力,最多不过是想借制衡之术让其安分守己,永绝后患。

可他们千算万算,终究漏算了一个最关键的变数——萧如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大明的掌权者,骨子里对他们这群“倭人”的厌恶,早已深到了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无法理解。毕竟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日之间的纠葛,无非是地缘利益的博弈、朝贡体系的争执,或是战场上的胜负输赢。丰臣秀吉征朝也好,大明出兵援朝也罢,说到底都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打归打,停归停,自有一套基于利益的规则可循。他们从未想过,在萧如薰心中,还藏着另一重更深沉、更炽热的情感——那是穿越千年的记忆,是刻在骨血里的民族伤痕。

要知道,萧如薰并非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大明人。他的灵魂里,装着另一个来自数百年后的中国人的记忆。

在那个记忆里,“倭寇”二字从来不是简单的历史名词。

那是东南沿海被劫掠的村庄,是被屠戮的百姓,是“嘉靖大倭寇”时期绵延数十年的血火;是甲午年间黄海的炮声,是旅顺城头的残阳,是南京城里三十万冤魂的悲鸣;是八年烽火里的山河破碎,是“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千里,是教科书上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是代代相传的屈辱与愤懑。

那些记忆,丰臣秀次不懂,德川家康不懂,整个战国时代的日本人都不可能懂。他们活在十六世纪的当下,眼里只有战国的烽烟、领地的得失、与大明的一时胜负。他们不会知道,在萧如薰的记忆里,自己的民族曾被他们的后代反复欺凌,那段长达数百年的伤痛,早已成了每个中国人心底无法磨灭的烙印。

所以对萧如薰而言,这场与日本的纠葛,从来不止于“大明利益”的算计。

丰臣秀次以为大明只想让日本内乱?

德川家康以为守住隐忍就能换来喘息?他们都错了。

在萧如薰这里,所谓的“制衡”不过是权宜之计,所谓的“观望”只是等待时机。他心里真正的念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决绝——他要趁着大明国力鼎盛,趁着日本尚未统一,彻底打掉这个潜在的威胁,让这片列岛再也没有能力在未来的岁月里,对自己的故国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合常理”。

毕竟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对周边部族与国家,向来以“怀柔”“羁縻”为主,若非对方主动挑衅到忍无可忍,极少会赶尽杀绝。

可萧如薰不同,他带着未来的记忆,深知“养虎为患”四个字的沉重代价。他见过那只“虎”未来会犯下何等滔天罪行,自然不可能再按部就班地走老路。

说白了,换作任何一个带着完整历史记忆的中国人,穿越到大明这个时代,面对日本,恐怕都会生出类似的念头。

你能想象吗?当一个亲眼见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累累白骨、听过731部队暴行的人,回到了明朝,看到丰臣秀吉的狼子野心,看到那些日后可能演变为倭寇的武士,看到这片孕育了侵略基因的土地,他会怎么做?

恐怕没有谁能真正心平气和地“制衡”下去。打鬼子,不是冲动,不是好战,而是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未来的负责,想要提前斩断那根通往悲剧的链条。

丰臣秀次和德川家康还在为石见银山的得失、为彼此的胜负盘算时,他们不会明白,自己面对的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明君臣。萧如薰的棋盘,比他们想象的更大;萧如薰的决心,也比他们预料的更狠。

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在那些冰冷的利益算计之外,还燃烧着一团来自未来的、永不熄灭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