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0章：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1976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寒冷。四九城的街头，积雪未化，又添新雪。但走在红星轧钢厂厂区的水泥路上，李建国却感觉到一种不同以往的、暗流涌动的暖意。
十年的风暴，终于渐渐平息。
厂门口的大字报栏，那些墨迹淋漓的标语已经斑驳褪色，新的生产指标和劳动竞赛通知覆盖了旧日的喧嚣。广播里传来的不再是激昂的口号，而是各车间生产进度的通报和安全生产的提醒。
“李工，早！”
“李工，您看看这个新到的德国机床说明书……”
“李工，三车间的技术革新方案送来了。”
从厂门到技术科，一路上的问候依旧，但语气中少了过去的谨慎与忐忑，多了几分明朗和期待。李建国一一点头回应，脚步不疾不徐。十年光阴，在他身上沉淀下来的是一种磐石般的沉稳——四十三岁的年纪，鬓角已有几丝白发，但眼神依旧清亮，腰背挺直如松。
走进技术科办公室，一股暖意扑面而来。新安装的暖气片嘶嘶作响，室内温暖如春。几个年轻技术员正围在一起讨论着什么，见李建国进来，纷纷起身：
“李工，您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讨论您上次提的‘液压传动系统国产化改进方案’，有个问题……”
李建国脱下棉大衣挂在衣架上，走到他们中间。摊开的图纸上，各种线条和数据密密麻麻，但他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这里，”他的手指点在图纸的一个连接处，“你们把受力方向算反了。不是向上顶，而是向下压。所以密封件的选型也要改。”
年轻人们恍然大悟，有人已经开始记录修改意见。
这就是如今技术科的日常。风暴过后，生产秩序逐渐恢复，被搁置多年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产品研发，像春笋般破土而出。而李建国，成了所有这些项目的核心。
十年间，他不仅保住了技术科的完整，更在暗中储备了大量技术资料——那些被造反派视为“资产阶级毒草”的外文期刊、技术手册、设计图纸，被他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渠道保存下来，藏在空间的茅草屋里。如今，这些都成了轧钢厂技术复兴的宝贵财富。
上午九点，厂部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李建国作为技术科负责人参加。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但气氛与几年前截然不同。厂长位置上坐着的已经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军代表，而是原副厂长、技术出身的周为民。这位在风暴中因“只抓生产、不问政治”被靠边站的老工程师，如今重新掌舵。
“……同志们，国家要搞现代化，工业必须先行！我们轧钢厂作为重点企业，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周厂长的声音有些激动，“部里已经下达了明确指示：恢复生产秩序，整顿企业纪律，把耽误的十年抢回来！”
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李建国也跟着鼓掌，但脸上表情平静。他注意到，坐在周厂长身边的几位副厂长中，有两位是当年贴过自己大字报的，此刻正低着头做记录，不敢与他对视。
“下面，请技术科李建国同志汇报明年技术改造规划。”周厂长点名道。
李建国站起身，走到前面。没有讲稿，只有几张简单的图表。但当他开口时，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下来。
“根据初步测算，我厂现有设备的老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其中五十年代进口的轧钢机组，关键部件磨损严重，精度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他的声音平稳有力，“如果继续带病运转，不仅影响产品质量，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台下有人倒吸凉气。
“我的建议是：分三步走。”李建国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词，“第一步，紧急维修，恢复基本产能；第二步，重点改造，提升关键设备性能；第三步，引进消化，逐步实现设备更新换代。”
他详细解释了每个阶段的技术要点、所需资金、时间安排。数据详实，思路清晰，连最挑剔的老工程师都频频点头。
“资金从哪里来？”有人提问。
“三个渠道。”李建国早有准备，“第一，部里拨款；第二，厂里自筹；第三，”他顿了顿，“可以考虑与兄弟单位合作研发，共享成果，分摊成本。”
这个思路在当时颇为超前。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
“李工，”一位老车间主任站起来，“技术上的事我们听你的。但你得给个准话：这么搞，多久能见效？”
李建国看向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主任，语气诚恳：“王主任，如果一切顺利，三年内，主要设备故障率可以下降百分之五十，产品合格率提升百分之二十，能耗降低百分之十五。”
“好！”老主任一拍桌子，“有你这句话，我们车间全力配合！”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散会时，周厂长特意叫住李建国：“建国，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离开后，周厂长关上门，掏出烟递给李建国一支。李建国摆摆手：“戒了。”
“戒了好，戒了好。”周厂长自己点上烟，深吸一口，“建国啊，今天这个会，你也看出来了。厂里现在百废待兴，我压力很大。”
李建国安静地听着。
“上面已经吹风了，”周厂长压低声音，“可能要搞‘改革开放’，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咱们这种老厂，如果不主动求变，将来……”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清楚。
李建国点点头：“厂长，我明白。技术科已经着手收集国外最新轧钢技术的资料，也联系了几位在高校的老同学，准备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小组。”
周厂长眼睛一亮：“我就知道你有准备！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目前最缺的是外语人才，”李建国说，“特别是懂技术英语和德语的。另外，如果有可能，希望能派几个年轻人出去学习。”
“这个我来想办法！”周厂长拍板，“你先物色人选，我去部里争取指标！”
离开会议室时，已经是中午。李建国没有去食堂，而是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技术资料，而是一份详细的“十年规划”。
这是他在风暴最烈时，在空间里悄悄写下的。从技术储备到人才培养，从设备更新到产品转型，甚至包括未来可能的市场方向。每一页都浸透着他对未来的思考。
他翻到最近写的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1978-1988：奠定基础，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笔尖在这行字上轻轻划过，李建国抬起头，望向窗外。厂区的烟囱冒着白烟，车间里传来机器的轰鸣。这一切，都和他十六岁刚进厂时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
下午的工作是审核一批年轻技术员的进修申请。风暴过后，求知欲像野草般在年轻人心中疯长。申请去夜校学外语的，申请报考工农兵大学的，申请参加技术培训的……李建国一份份仔细看，在符合条件的申请上签下“同意”和自己的名字。
“李工，”秘书小刘进来通报，“有位姓栾的先生找您，说是您的旧识。”
栾老板？李建国心中一动：“快请。”
十年过去，栾老板老了。满头银发，背也有些佝偻，但那双眼睛依旧精明。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手里拄着拐杖，走进办公室时，目光在室内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李建国身上。
“建国，别来无恙。”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栾老板，您请坐。”李建国亲自沏茶，“这些年，您……”
“我挺好，”栾老板摆摆手，在椅子上坐下，“丰泽园关了几年，去年又重新开张了。我老了，交给徒弟们在打理。”
两人寒暄几句，栾老板话锋一转：“建国，我今天来，是替人传个话。”
李建国神色不变：“请讲。”
“娄先生，”栾老板压低声音，“从香港捎信来了。”
李建国心中一震。娄半城！那个他十九年前在丰泽园宴席上，用一句“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点醒的资本家。1965年，娄家举家迁往香港，走得很低调。此后十二年，音信全无。
“娄先生说，他这些年一直记得你的提醒。”栾老板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很薄，“他说，如果有一天政策变了，国内市场开了，他希望有机会回来看看，做点投资。这是他现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李建国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拆开，而是郑重地收进抽屉：“谢谢栾老板。也请您转告娄先生，祖国随时欢迎游子归来。”
栾老板点点头，又聊了些闲话，便起身告辞。送走老人后，李建国回到办公室，锁上门，这才拆开信封。
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名片和一张照片。名片上是英文，香港某贸易公司的董事长。照片则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灯火辉煌。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待东风至，共话当年。”
李建国看着这行字，良久，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他把名片和照片收进空间——那里已经积累了太多这样的“种子”：技术资料、人脉联络、商业信息、甚至还有他暗中收集的国外专利文献。
所有这些，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下班回家的路上，李建国特意绕到新华书店。橱窗里，新到的书籍已经和几年前大不相同。《数理化自学丛书》、《英语九百句》、《第三次浪潮》……他走进书店，买了一套最新版的《世界工业概览》和几本技术期刊。
抱着书走出书店时，夕阳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在积雪的街道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街边的喇叭里，正在播放一篇社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李建国站在书店门口，听着广播里的声音，看着街上行色匆匆却面容明朗的人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寒冷的空气涌入肺腑，却带着一种清新的、充满希望的味道。
他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
回到四合院时，天已经黑了。院里有了新变化——家家户户的窗户透出的灯光，比前几年亮了许多。中院贾家窗口，甚至能看到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的闪烁光影。
“哟，建国回来啦！”前院闫富贵正在扫雪，见到李建国，脸上堆满笑容，“又买书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闫老师。”李建国点点头，没有多言。
如今院里，再没人敢算计李家。不仅因为李建国地位稳固，更因为这些年，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邻里关系——谁家有困难，他真帮；谁家孩子想学技术，他真教；但谁想占便宜，门都没有。
这种恩威并施、界限分明的处事方式，让他在院里既有威望，又让人敬畏。
推开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林婉清正在厨房忙活，三个孩子围在桌前写作业。大儿子李振华已经十六岁，长得高高瘦瘦，眉眼间有李建国年轻时的影子；二女儿李思清十四岁，文静秀气；小女儿李念国十二岁，活泼可爱。
“爸爸！”孩子们齐声喊道。
“作业写完了吗？”李建国放下书，脱掉外衣。
“马上就好！”小女儿抢着回答。
林婉清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她看了李建国一眼，眼神温柔：“今天厂里怎么样？”
“开了个会，定了明年技术改造的计划。”李建国洗了手，在桌前坐下，“另外，栾老板今天来找我了。”
林婉清动作一顿：“娄家？”
“嗯。”李建国给她夹了块肉，“捎信来了，说想回来看看。”
夫妻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判断：时机，快到了。
吃过晚饭，孩子们回屋学习，李建国和林婉清坐在客厅里喝茶。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正在播放新闻。
“……广东省率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
一条条新闻，像春雷般在寂静的冬夜响起。
“建国，”林婉清轻声说，“你说，真的会变吗？”
李建国握住妻子的手。这双手，曾经光滑细腻，如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依旧温暖有力。
“已经变了。”他看着电视屏幕里那些充满希望的画面，“风停了，雨住了，是该重建家园的时候了。”
他想起空间里堆积如山的物资，那些黄金、美钞、古董；想起抽屉里那些联系方式和商业信息；想起厂里那些嗷嗷待哺的设备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想起娄半城从香港捎来的那句话……
所有的积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刻。
深夜，等家人都睡熟后，李建国再次进入空间。
十年过去，空间又扩大了不少。灵泉井旁，他当年种下的那棵苹果树已经枝繁叶茂，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茅草屋经过几次扩建，如今成了三间宽敞的瓦房——一间储藏室，摆满了物资；一间书房，书架顶到天花板，都是他这些年收集的书籍资料；还有一间工作室，放着各种工具和设备。
他走到书房，从最里面的书架取下一本厚重的册子。封面上没有字，打开，里面是他手绘的蓝图——不是技术图纸，而是事业的蓝图。
第一页写着：“第一阶段（1978-1985）：技术立身，实业奠基。”
详细列出了未来七年要做的事：在轧钢厂推动技术改造，培养核心技术团队；借助政策东风，成立厂办技术开发公司；与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时机成熟时，以技术入股或承包的方式，介入更多实体产业……
每一页都详实具体，连可能的合作伙伴、资金来源、风险控制都考虑到了。
李建国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还是空白。他拿起笔，沉思片刻，写下了一行字：
“第二阶段（1986-1995）：立足国内，放眼世界。”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又加上一句：
“香港，将是最好的跳板。”
写完这些，他合上册子，走出书房。站在空间的中央，环顾这个完全属于他的小世界。粮食堆积如山，药材价值连城，黄金闪闪发光，书籍浩如烟海……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十年风暴，他不仅保全了自己和家人，更积累了无可替代的东西：技术上的声望，人品上的口碑，处事上的智慧，还有那份在动荡中沉淀下来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
当新时代的曙光初现，许多人还在迷茫张望时，李建国已经看清了方向，做好了准备。
他退出空间，回到卧室。林婉清在睡梦中呢喃了一句什么，他轻轻为她掖好被角。
窗外，四九城的冬夜寂静深沉。但东方天际，已经隐约透出一丝鱼肚白。
天，就要亮了。
李建国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未来十年的画卷——机器轰鸣的工厂，拔地而起的楼房，穿梭往来的商船，还有那面即将在香江之畔升起的旗帜……
所有的波澜壮阔，所有的风云际会，都将从这个黎明开始。
而他，已经站在了最高的起点上，准备好了。